生存，抑或死亡：「失敗國家」阿富汗

天下 08-22

原標題：生存，抑或死亡：「失敗國家」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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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發生那一年，我15歲，剛剛入讀高中一年級。在那天深夜，當晚間新聞中突然播出世貿中心遇襲的消息時，我的感覺是驚愕而無所適從的：就在11日早上，剛剛從美國交流學習回來的英語老師還在向我們回憶夏天登頂雙子塔俯瞰曼哈頓島時的激動心情。第二天，整個課堂上都瀰漫著一種混雜有興奮和緊張的躁動情緒；語文老師破例把晚自習時段用來交流各大報刊和電視台關於襲擊事件的報道。而江蘇省內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報紙之一《揚子晚報》，因為在12日頭版刊登了長篇綜合報道，一夜之間竟賣至脫銷。

許多年之後，我在家中翻出了高中時代的語文札記本。在2001年9月12日那一頁，寫著這樣一段話：「本次襲擊行動的策劃者，最有可能來自三股力量：一是藏身在阿富汗的恐怖主義大亨本·拉登，二是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三是科索沃戰爭後心懷不滿的巴爾幹民族主義者。他們對美國都懷有刻骨仇恨。」

2001 年12 月15 日，與英美軍隊並肩作戰的北方聯盟士兵乘坐滿載彈藥的貨車，在本·拉登曾經的老巢托拉博拉山區搜捕「基地」組織成員（視覺中國供圖）

這當然談不上是什麼洞察先機。即使是在資訊來源有限的上世紀90年代，一個對世界事務抱有興趣的中學生依然可以從美國媒體披露的關於1998年達累斯薩拉姆爆炸案和2000年「科爾號」驅逐艦事件的調查結果中，得到關於神秘的本·拉登其人的信息。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主辦的《世界軍事》雜誌，也會不定期報道在阿富汗發生的內戰，以及「潘傑希爾雄獅」馬蘇德、「喀布爾屠夫」希克馬蒂亞爾等人的活動。在人民大學學習國際關係時，我從勞倫斯·賴特撰寫的普利策獎作品《末日巨塔》中得知：「9·11」事件之前，在美國安全和情報機構中已經有多位頭腦清醒的分析人員發出了「基地」組織可能襲擊美國本土的預警，但這種先見之明很快被淹沒在了信息汪洋以及普遍的樂觀情緒之中。對大多數人來說，阿富汗過於遙遠，可以忽略不計。

「9·11」事件整整17年後，我第一次踏上了阿富汗的土地，開始了一場為期兩周的採訪旅行。

參觀過2017～2018年在北京、成都兩地舉行的阿富汗國寶文物展的讀者，多少會對這個中亞山地國家作為希臘、羅馬、印度佛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古典文明交流場域的遙遠歷史有所了解。但這和我在今日阿富汗所見的一切關聯有限——如同剛剛去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所言，對那些直到19世紀才被強行拉入現代世界體系的民族來說，輝煌的往昔是模糊的，歷史必須「重新開始」。而在這段全新的歷史軌跡中，阿富汗無疑是不折不扣的「失敗國家」。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榜上，阿富汗名列第169位，屬於全球最後10%。它的3250萬常住居民中只有26.7%居住在城市，總體平均壽命剛剛超過52歲。當地成年人的識字率低至38.2%，人均國民總收入在2015年才勉強達到1871美元。身著藍色波卡罩袍、臉部和眼睛隱藏在面紗之後的阿富汗婦女，就業率不過19.3%，平均每人一生卻要生育5.1個子女：其中接近三成夭折。

在歷史悠久的喀布爾大巴扎門口，一名身穿波卡罩袍的婦女懷抱幼兒向路人行乞（李亞楠攝）

但在阿富汗發生的一切，與我在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戰亂國家觀察到的情形又截然不同。在20世紀推翻土耳其統治以及反抗英法殖民瓜分的抗爭中，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只是在治理業績上屢遭挫跌。而阿富汗陷入的卻是古典文明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斷裂「窪地」——是英俄兩大帝國在19世紀的「大博弈」把這個小國帶進了世界史循環中；然而「大博弈」的戛然而止，又使它作為一個面目模糊的緩衝國繼續維持了下去，同時無人願為其分擔現代化轉型所需的成本（哪怕是以英屬印度這樣的殖民統治形式）。構成「現代國家」形式所需的一切質料：清晰的地理邊界，主體民族間的相互容忍和底限認同，相對統一的地區市場，對共同法律秩序和行政機構的向心力……在阿富汗都未齊備。幾位20世紀君主舉步維艱的現代化改革，則繼續為外國勢力介入造成的動蕩所破壞。結果遂使今天的阿富汗雖然在形式上維持了國家的面相，卻始終不曾獲得明確的、基於自我判斷的身份認同——在阿拉伯世界是挫敗，在阿富汗則是迷茫。

在喀布爾老城著名的雙劍王清真寺，一群鴿子從狹窄的街道上空飛過（李亞楠攝）

因其如此，在阿富汗採訪的兩個星期里，我時常被一種時間上的錯亂感所困擾。在喀布爾市中心的智能手機商店和高級土耳其餐廳，物質消費的水平乃至服務規範已經和全球大多數國家相差無幾。俯拾皆是的英語培訓項目招貼畫和進口電器行廣告也暗示：或多或少，這裡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循環的一部分。但僅需向南移動十幾公里，走進高懸在半山腰的普什圖人貧民窟，你便會發現：那些已經學會駕駛汽車的本地居民，依然遵循著和200年前的中亞汗國牧民類似的道德法則，將外國人視作天然的勒索、綁架對象。在首都戒備森嚴的政府辦公樓內，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能熟練地在兩三種語言之間切換的官員們近乎炫耀地向訪客展示著一摞摞統計報表，一來藉此誇耀自己的執政業績，二來作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依據。而在數百公里外的南方農村，另一群官員正在為自己從罌粟種植生意中分得的份額討價還價。有時你會誤認為自己正身處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有時則猛地被拋回到莫卧兒帝國時代，被迫適應一種前現代的社會風俗和道德觀念。唯一一致的是對暴力的濫用——在這裡，表達政治訴求和不滿情緒的首選方式是槍擊或實施自殺式爆炸。

2016年3月29 日，喀布爾婦女納吉巴懷抱在自殺性爆炸襲擊中受傷的兩歲外甥夏比爾，等待義大利醫生的複診。隨著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種種不滿情緒的爆發，阿富汗國內安全形勢已經惡化至2009 年以來的最嚴峻狀態，城市爆炸案件時有發生（視覺中國供圖）

另一種一致性則是對逃離此地的渴望。從升斗小民到政府官員，從目不識丁的計程車司機到全國第一學府的大學生，或早或晚，都會提出那個羞澀的問題：「如何才能去到中國？我能在中國找到一份工作嗎？」

在這場奇幻之旅途中，我閱讀了十幾種與阿富汗有關的歷史文字，他們來自19世紀的英國探險家、1930年短暫造訪此地的美國著名記者夏伊勒以及上世紀80年代在「阿富巴」地區與反蘇穆賈希丁（聖戰者）同行的歐美旅行者。在這些記錄中感受到的異常的熟悉知覺，使我不再簡單地將造成災難的原因歸結到最近40年里美國和蘇聯的兩次入侵。在回顧宏大歷史事件的同時，我嘗試去捕捉「窪地」中那些無所適從之人的真實感受：我和攝影師李亞楠與昔日的內戰親歷者一同進入潘傑希爾谷地，傾聽他們對和平生活的願景。我們見到了最近40年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希克馬蒂亞爾，嘗試從他們父子的談話中理解阿富汗現實政治的邏輯。我們也憑弔了已經被塔利班徹底摧毀的巴米揚大佛遺址，抵達了西部古城赫拉特飽經滄桑的穆薩拉宣禮塔群，和那些生活在當地、卻與歷史全然割裂的年輕人交談。我們甚至嘗試去理解仍在喀布爾頻繁發生的自殺性爆炸事件背後的動力——他們或許有別於我們熟悉的生活，但依舊構成正在進行的當代歷史的一部分。

2016 年12 月，喀布爾西南方一座什葉派清真寺內懸掛著在最近一次自殺式爆炸襲擊中遇難的亡者照片（李亞楠攝）

我不能吹噓這項工作完成的有多麼出色。在20世紀的歷史中，「地理政治學之父」麥金德以及傑出的塞繆爾·亨廷頓早已做出過關於阿富汗的預見性判斷，並且為隨後發生的事件所印證。但無論麥金德還是亨廷頓，都不曾實際踏上過阿富汗這個國家的土地。我希望描述的不僅是屬於美國總統、恐怖主義大亨以及天才游擊戰領袖的傳奇經歷，還有為那些「傳奇」承擔代價和後果的人——那些真實的、儘管並不總是善良和可愛的阿富汗人。他們依舊困惑於我們自認為已經擺脫的那些問題，同時也分有著我們自己正在經歷的陣痛。

日落時分，喀布爾市民在貝貝馬羅山公園俯瞰市區全景（李亞楠攝）

在這道內陸低地與次大陸之間的褶皺上，在這座連結「心臟地帶」與瀕海季風區的關隘中，在這條異質文明之間的「斷層線」上，我聽到的是一個哈姆雷特式問題：「生存，抑或死亡？」還不止於此：在土耳其與黎凡特接壤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蠻荒地帶，在傷痕纍纍的中東古城大馬士革和巴格達，我也曾聽到過同一個問題的迴響。在我出入阿富汗山地的兩個星期里，財政瀕臨破產的巴基斯坦選出了一位普什圖族新總理，土耳其貨幣一步步走向崩盤，敘利亞政府軍正在朝德拉省與約旦的交界地帶進軍。這三個國家和阿富汗的人口合計達到3.4億人，與美國的總人口（3.28億）相當。而這個世界最終將演變成何種樣貌，不僅取決於那3.28億人的意願和訴求；3.4億沉默者，同樣會給出屬於他們的答案。

阿富汗的歷史寫滿了曲折和悲愴。在#三聯生活周刊#本期#封面大使#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看來，今天的阿富汗，像是一個從中世紀直接穿越而來的國家，雖然滿目蒼夷，讓人充滿絕望，但是也有希望所在。阿富汗已經嘗試了無數條道路，在當前的阿富汗年輕人身上，依舊有開拓國家、民族發展新道路的希望。

▲點擊上圖，聽#封面大使#朱永彪講述阿富汗的過去和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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