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趣談】唐朝如何治理懶政庸官

原標題：【文史趣談】唐朝如何治理懶政庸官

唐代吏治雖然相對清明，但也不乏懶政的官員，有些甚至成為懶政庸官的代表。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的蘇味道，少年入仕，升遷順利，曾幾度拜相。史書上說他擅長陳奏，還很博學，對於台閣的典故和制度了如指掌。但是，他出任宰相期間，沒有什麼建樹和貢獻。他曾經對人講，自己處事並不想決斷明快，因為如果做錯了，必定因為自己的倡議和負責而引來指責，所以要「模稜以持兩端可矣」。因此，時人又稱其為「蘇模稜」。

蘇味道像

唐玄宗時期的宰相盧懷慎，清正廉潔，個人操守上並無瑕疵，而且作風謙和、為人謹慎。早年擔任侍御史時期，對朝政有很多建議和陳奏，也會針對唐中宗的一些舉措積極進諫。但是，在開元初期入相以後，反倒在政務上無所作為。他對同時擔任宰相的姚崇推崇備至，自認為政之道不如對方，故遇到要緊的政務都全部交給其處理，自己只是「積極簽名」而已。有一次，姚崇因兒子去世，告了十幾天假，原本運轉流暢的日常政務立刻停頓下來，事務堆積如山。下屬官員找到盧懷慎，他手足無措、惶恐不已，沒辦法只好向皇帝謝罪。當時的人背地裡稱他為「伴食宰相」。可見，即便像盧懷慎這樣清廉謹慎的官員，一旦尸位素餐也同樣會成為嘲諷的對象。

唐德宗時期的翰林學士李程出身宗室，詩賦和才能都很出色，卻性情疏懶。當時翰林院規定，太陽光照到甬道第五塊磚時就要準時上班。李程則總要等日光照到第八塊磚時才到，被人稱為「八磚學士」，類似於今天說的「常遲到」。

總的來看，唐太宗以來，雖然政變不時發生，但王朝完全沒有衰敗的氣象，直至迎來開元盛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確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運作。

以儒學思想為標準涵養官員德行。唐代非常重視官員的德行。所謂官德，並不是簡單的品德培養，實質上還是一種價值觀的養成。從唐太宗開始，堅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並認為德行影響吏治、吏治關係王朝興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監察制度等，都是在這一理念下建立起來的。從唐代的實例來看，價值觀的養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後，白居易還說：「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這種影響力清晰地體現在制度上，也反映了價值觀的穩固。

《唐律疏議》

嚴謹細密、操作性極強的法律制度和考核規定。《唐律》中對於官員沒有恪盡職責的各種行為都作了具體的規定。標準如何、違反規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處分都明確清晰，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例如，諸事應奏而不奏，不應奏而奏者，杖八十；應言上而不言上，不應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等，各杖六十。又如，凡公事應當處理而未能及時滯留不辦的，以及公務必須按時彙集而違期不到的，遲一日笞三十，最高處一年半徒刑。

垂直有效的監察制度。唐代御史台長官直接對皇帝負責，朝廷對御史選任非常重視。御史有權直接彈劾各級官員，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長官，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無須向地方長官通報。可以說，做到了監察工作的垂直性。

嚴格的審計制度——勾檢。唐代的勾檢制度涵蓋全國各部門及各級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檢。這對於提高官員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也有利於及時發現工作中的問題、隨時糾正錯漏。嚴格來看，勾檢制度是監察制度的一個部分，但又有著較為獨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懶政官員的有效方法。

（來源：2017年10月24日《解放日報》·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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