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儀節之爭，清政府如何破解覲見之禮難題？

1861年3月之後，西方各國公使陸續進入北京，但覲見皇帝之禮一直未能進行。清朝的理由，最初是咸豐帝依舊制「北狩」熱河，不便舉行，後因咸豐帝去世，稱皇帝年歲太小，太后因中國禮儀不見外人。駐京的各國公使也未將國書親遞，一些公使僅將錄副本交總理衙門，還有一些公使赴任後甚至不提此事。

1865年7月5日，法國代理公使伯洛內(H.de Bellonet)照會總理衙門，對當時頻頻發生的教案不滿，言辭中多有威脅之意。儘管英國參贊威妥瑪曾作《新議略論》、總稅務司赫德(R.Hart)亦作《局外旁觀論》，呈遞總理衙門，但都以個人身份婉言告勸。如伯洛內以正式照會提出，且鋒芒直露，對清朝說來尚屬首次。奕對此極為不滿，復照中對伯洛內的指責處處駁斥，然對覲見一事卻細心地不置一詞。法方的照會也提醒了奕，隨著同治帝年歲增長，親政時間的到來，外國公使若再提出覲見，又將何以處之？

總稅務司赫德

1867年9月30日，距《中英天津條約》規定的10年修約的期限已近，為早作準備，奕等總理衙門大臣請兩宮皇太后下旨，命沿海疆吏及曾辦過對外事務的大臣18人，共抒意見，以備在修約談判中採擇。同時發下奕等人的信函，提出了近年中外交涉中的6項事務，作為此次大討論的綱要，其中第一項就是覲見，在討論中，奕等人說出了中國舊有傳統與近代國際社會銜接中的無奈，倒出了一肚子的苦水。但究應行何禮，卻沒有明說，卻隱隱露出可不行「中華儀節」。

慈禧太后

由於湘、淮系的崛起，清朝權力下移。手掌重兵的各省大吏對朝廷政治有了一些發言權。然他們收到此諭後，大多數人沉默了很久。作為沿海疆吏，他們清楚敵手的強盛，作為「天朝」臣子，他們理應奉禮教為先。12月13日，總理衙門僅收到3份回折，不得不再次催促，當日下發的諭旨一一點名，讓未表態的各大員迅速回奏。也恰在此時，奕派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為清朝出訪締約各國的使節，並派總理衙門章京志剛、孫家榖為隨員。他為此專門指示蒲安臣，到各國時，「無庸相見」各國君主，「或偶爾相遇」，「彼此概免行禮」，以免為今後的覲見儀節之爭落下口實。

蒲安臣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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