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

著名作家艾蕪的口袋裡，老是裝著個小小的本子。不論是坐車乘船，還是在公共場合，只要聽到新鮮活潑的話語，他就掏出筆和本子記下來。回到家裡，他又要取出本子，反覆咀嚼，挑出精彩的，轉錄到專用的大本子中去。在鄉下農民話語的欄目里，就記載著這樣的語句：

「快點呀，不要繡花綉朵的！」

「吵吵嘴，沒啥相干，誰家不是碗大碟小的碰著碰著哩！」

「婆娘管漢子，金銀滿罐子！」（諺語）

「這兩個討厭的小鬼！懶得看，管他牛打死馬，馬打死牛！」

艾蕪是四川人，他的小說語言生動豐富，地方色彩濃厚。看到他的語言記錄本，人們才知道，這正是他的語言寶庫，收藏著大量群眾口語。生活語言中不可避免地帶有雜質，作家得仔細挑選，並進行改造、錘鍊，使之成為既新鮮活潑又合乎規範的文學語言，為構成藝術形象，傳達思想情緒服務。

文學史上，有許多典型事例，說明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的密切關係。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住在鄉下的時候，讓老保姆講故事給他聽；他又到附近的市集上去，和窮苦的瞎子坐在一起，聽他們唱各種歌謠。普希金終於成了「民眾語言通」。另外一個俄國作家阿·托爾斯泰，初寫作時語言上困難很大；後來他得到一本法院的審訊記錄，裡面記載著各種各樣犯人的口供，全是俄羅斯人生動的口語，他便運用這些語言材料寫出了小說《誘惑》，取得了成功。

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中有個片段是這樣寫的。

「這叫放虎歸山，給元茂屯留下個禍根。」一個戴草帽的人說道。言語之間，隱隱含著責怪馬連長的意思。

「說是要捉活的，我尋思，能抓活的嗎？不能吧？地面這麼寬，人家一鑽進莊稼棵子里，千軍萬馬也找他不到呀。」

「嗯哪，韓老七可狡猾哩，兩條腿的數野雞，四條腿的數狐狸，除開狐狸和野雞，就數他了。」第三個人說。

這個場面中，人物語言是高度口語化的，這是作家直接從群眾口語中提煉出來、作了加工的。

語言是文學的主要工具。葉聖陶說：「文學就是組織得很恰當的一連串語言，離開了語言，何談文學？優秀的作家，總是特別注重從人民群眾的口語中提煉文學語言，也總是注意從外國語言中吸收養分，並學習古人語言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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