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偷家族》聊聊貧窮的影響

《小偷家族》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作品，獲得了今年的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金棕櫚獎。電影講述的是一家人的故事，從電影題目上，就知道這家人並不是傳統意義上認為的「好人」。一家三代五口人，全靠著年邁的奶奶微薄的退休金生活，而當錢不夠，幾個人也會做些小偷小摸的勾當來「補貼家用」。但就是這個手腳不幹凈的家族，卻做出了收養孤兒的純善之舉，但也因為這個行為引來更多麻煩。

撇開電影本身，無可爭議的事實是，社會底層犯罪率遠高於社會的其他階層。這當然不是說貧窮是元兇，但貧窮的確可能對個人、家庭造成一系列影響。個人的貧窮可能由於自己一系列不好的決定所導致，比如違紀、輟學、吸毒、過早發生性行為等等。另一方面，由於不良的生長環境、家庭關係，使得他們沒辦法發展出那些能讓自己擺脫貧窮的品質，比如良好的工作紀律、個人責任感等等。這次我們要聊的，就是貧窮對人的心理影響。

貧窮與大腦發育

貧窮的家庭環境不僅影響學生的行為和學校表現，還會增加罹患精神疾病、反社會行為的可能。貧窮會大大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種影響不單是教育資源的不平等性，貧窮會對認知功能、神經及大腦發育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對記憶的影響更大。一項對美國145名6-12歲兒童進行的跟蹤研究顯示，從小生活在貧窮環境中的兒童，其腦白質和皮層灰質的體積都更小，海馬體和杏仁核的體積也更小。皮層灰質和腦白質與大腦中的信號傳遞和加工有關，而海馬體與短期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有關，杏仁核也與記憶和情緒有關，而這些區域的體積減小也意味著認知功能可能有所損傷。其他研究也發現，五歲前生活在貧困之中，對於兒童的大腦及神經發育影響更具巨大。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美國10個地區的、來自不同階層的1099名兒童和青少年的大腦結構進行了腦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均與兒童大腦皮層的表面積相關。家庭年收入低於2.5萬美元的兒童的大腦皮層表面積比超過15萬美元的兒童小6%。這種相關性廣泛存在於大腦的眾多區域，並尤為明顯地體現在一些負責語言加工、衝動抑制及其他自我調節的腦區中，而此前的研究已經反覆證實，這些能力受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貧窮還會影響大腦皮層的發育速度。在生命早期，神經細胞發育處於峰值，每秒鐘有700 - 1000 個 新 的 神 經 連 接 形 成;在3-6歲的大腦皮層發育關鍵期，大腦的重量將達到成人大腦重量的90%。隨著時間推移，變化趨勢逐漸減緩，而當既定的神經迴路模式形成之後，要將其改變十分困難。由於發育中的大腦可塑性強，其受到正面和負麵塑造的可能性都很高。然而，實施最佳干預的窗口期是短暫的。突觸的數量大約在 6 歲時達到峰值，其後十年間不斷減少。研究表明，家庭的經濟地位會對這一變化趨勢造成影響。在貧困家庭，兒童的大腦皮層厚度在早期往往急劇減小，進入青春期後下降趨勢變緩;而在富裕的家庭，一直到青春期後期，皮層厚度隨年齡增長而減小的趨勢都更加平緩。也就是說逆境可以加速腦的成熟，使幼兒的大腦更快速地成長。窮人家孩子的大腦皮層厚度快速減小，這表明他們的大腦缺乏「可塑性」，這種能力可以改變大腦結構，可塑性高的大腦更容易適應學習工作變化和生活環境。

針對貧窮對於兒童大腦及認知發展的影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近年提出了「認知資本」的概念。認知資本是指當神經增殖和大腦結構發育處於峰值時投資於兒童的新興範式和組織框架。正因為發育中的大腦具有可塑性，神經連接具有複雜性，在積極刺激作用下，認知資本的經濟回報十分顯著。投資於大腦發育將帶來健康、教育、潛能、就業和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改善。而相反，負面刺激則會導致認知資本貶值、身心健康受損、教育成效降低以及人生機會減少。因而對於逆境兒童進行全方面的早期干預，能事半功倍地促進兒童的大腦發展，提高認知能力，進而對社會經濟增長產生長遠的影響，也就是讓孩子更聰明，經濟更健康。

貧窮與風險決策

社會新聞里經常有這樣的例子：、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了更大的利益，有時候，正是因為貧窮導致了鼠目寸光、鋌而走險。風險越大、收益越高，總體而言，不迴避風險的確能帶來更高的收入和財富。「人窮志短」也在實驗中得到過驗證。由於窮人更需要精打細算，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在「省錢」上耗費的認知資源，也會影響其他的認知表現。在實驗中，被試者被隨機分到「貧窮」(經費少)和「富裕」(經費多)情境中，在進行完一些買東西的任務後再完成一些需要意志力和控制力的認知任務，貧窮組的人在後續任務上的表現明顯更差。由於貧窮削弱了意志，這也妨礙了窮人獲得更大的成功。

在風險決策中，我們常會面對這樣的選擇：是現在獲得較低收益、還是未來獲得較高收益。人們的選擇會隨著「未來」的遠近，和收益增加的程度而改變：「未來」越遠，就得有更高的收益。這種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對收益的滿意度折損的現象，叫做時間折扣。每個人都會進行這樣的折扣比較，折扣率也因人而異，這取決於對於未來風險的評估。在心理學中會使用未來折扣率來研究冒險精神。對未來充滿不確定、害怕冒險的人，對未來收益的折扣率就大，更加不願意為未來投資，在實驗中表現為更願意選擇較小但較快獲取的物質獎勵。而願意冒險的人，則更可能受到大收益的誘惑而冒險，未來收益折扣率低，在實驗中表現為更願意選擇較大但需要延遲一段時間才能獲得的物質獎勵。窮人，尤其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更加迴避風險、表現出較高的未來折扣率，比方說收入越低的越南人，越願意選擇小而快的收益。更有意思的結果還在於，在實驗條件下，控制絕對收入相同，那些曾經經歷了收入突然減少的人，會表現出更多的風險迴避行為，但收入的突然增加並不會影響後續的風險行為。也就是突然致貧的人，會更不願意冒險而失去脫貧機會，更難擺脫貧窮。

窮人所處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會影響折扣率和冒險行為。比方說，在現實中窮人借錢可能因為缺少抵押和信用度，而不得不從非正式的渠道借債，而這些渠道往往利息更高、風險也更高，能夠借的錢也不會很多。因而在實驗中，窮人可能出於長期形成的「本能」而選擇當下的收益。實際上，只要手頭緊張，我們就會不自覺地更看重眼前收益。有研究曾比較了人們在發薪日前和發薪日後的風險行為偏好，結果發現人們在發薪日前可用現金更少、花錢也更少，在實驗中也表現為更高的未來折扣率和風險迴避。

貧窮與幸福感

實用主義認為：一個行為正確與否僅僅取決於是否比其他選擇能帶來更大的幸福。沿用實用主義的觀點，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延伸到這個命題：窮人的快樂與富人的快樂來源是否相同?

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定期會對超過一百個國家的居民和移民進行了調查，從201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幸福報告。根據報告，各國幸福指數的確跟該國的人均GDP有一定的關係——最富裕的國家，比如丹麥、瑞士等國的人民幸福指數更高，而生活在非洲中部這些最為貧窮的國家的人，幸福指數則最低。但是並不是所有富裕國家的人民都更加幸福。比如日本在2016年的排名中排在53位，遠差於它在經濟發展上的世界地位。

全球幸福報告除了讓受訪者對自己的幸福程度進行0-10分的打分，還曾讓受訪者估計其他受訪者中認為自己「很幸福」或者「相當」幸福的人，能佔多大比例。幾乎所有國家，對周圍「幸福的人」的估計遠低於實際情況。對於個人感知和他人感知的差異，有很多心理學的理論可以解釋，比如自我服務偏向，也就是人們往往會高估自己的實際情況。

但即便多數人存在我自服務偏向，也不能解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在對周圍人最為樂觀估計的加大拿和挪威，受訪者認為除自己以外能感到幸福的人不過60%，但在受訪者之外的統計數據中顯示，這兩個國家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超過所有受訪者的85%。而在香港、韓國對整體人群的估計偏差更為離譜：90%左右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幸福，但只有25%左右的受訪者認為其他受訪者感到幸福。有一種可能是社會讚許性導致在更重「面子」的東亞國家，受訪者更希望表現出自己好的一面。但也有學者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解釋，認為自我報告和對估計之間的巨大差異，表現了對個人樂觀、對社會悲觀的社會態度。

錢也並不會買來快樂。沒錢的時候，人們認為只要有了金錢就能讓生活更快樂，但真的掙到了原來的目標，卻不一定那麼快樂。這是因為我們會逐漸適應收入的改變：因為「滿意的生活」的要求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我們也在變化中逐漸適應了現有的生活，而出現了新的目標。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收入逐漸降低，人們卻難以適應。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並沒有證實財富和金錢之間的線性關係，對美國超過5000個家庭、18000萬人的一項始於1968年的研究發現，收入增加會減少消極情緒(比如緊張、悲傷、絕望等)，換句話說：有錢不會讓富人更開心，但是貧窮會讓窮人更悲傷。但也不是錢越多越好，越有錢的家庭，這種收入帶來的情緒增益越少，「有錢更快樂」在家庭或個人年收入超過一定數量後便消失了(根據兩項獨立樣本的美國研究，「臨界點」分別發生在家庭年收入20萬美元以及個人年收入8萬美元)。

中國古人所說的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看起來是能帶給所有人快樂的事情，但細細想來又不全是這樣。比如原本特別驕傲自信的人在他鄉落魄潦倒，這時候可能最不想見到熟人(參見「秦瓊賣馬」)，而如果心有所屬卻被迫跟別人結婚，花燭夜可能比刑場還痛苦。同樣的事情帶給人的喜悅程度也會有所差異，比如同樣的久旱甘霖，給盼望雨水的農民所帶來的喜悅，遠大於每天坐辦公室的人。即便是同樣的事情，帶來的喜悅也與個人所處環境、個人情況和需求等等因素所決定。人們可以怨天尤人，但也可以「身處地獄、仰望天堂」。

作者：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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