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批示《蔣介石全集》：一千部太少，印它一萬部
上世紀60年代，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的書庫。該館是大陸保存民國時期的圖書報刊最多最全的地方，是《蔣介石言論集》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地之一。圖 / 新華
毛澤東指示作內部發行的三本圖書 購買者須滿足三條規定
1957 年初， 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王任叔到中宣部開會時接受了一項任務。 中宣部的領導說， 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提到：《金瓶梅》 中雖有許多淫穢之處， 但是從書中可以看到 16 世紀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廣闊圖景， 看到官場，看到生意人的情況。 毛主席覺得這部小說可以作為內部讀物來重印。 此書不但可以供專家教授看，也可以讓一些高級幹部包括軍隊幹部看，開開眼界。
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中宣部的意見，經過研究，決定採用明朝萬曆丁巳年（公元 1617 年）東吳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 這部書安排在上海影印，兩函，共 20 冊，以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 名義，於1957 年出版。 關於印數，中宣部原定印 1000 部， 王任叔認為此書用珂羅版在上海印一次不容易， 以後很難再印，決定印 2000 部。 《金瓶梅》的發行範圍有嚴格的限制， 對購書者有三條規定： 一是年滿 45 歲， 二是已婚， 三是只發行給省軍級的高級幹部或研究專家。 對購書者的姓名、單位名稱都要記錄下來， 每套書還要編號發行。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衛兵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造反， 質問出版社：「為什麼要出版《金瓶梅》這株大毒草？ 」
由於王任叔已於 1960 年 3 月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就由曾參加過該書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樓適夷出面解釋。 他面對紅衛兵的質問， 不敢說出此書是毛主席指示出版的真相，只是低頭，彎腰，囁嚅地說：「我有罪， 這套書我們印多了。 」
大約在 1964 年或 1965 年，時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范用和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到中宣部開會。 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說： 毛主席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說了在王府井的書店可以買到兩個人的全集，一個是赫魯曉夫， 一個是蔣介石。 為此， 要人民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來擔負出版任務。范用表示這兩部全集都不適合由作為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燦然說中華書局是出版古籍的， 也不屬於他們的出書範圍。 最後議定 《蔣介石全集》由人民出版社承擔，《赫魯曉夫全集》則請世界知識出版社考慮。
范用對由人民出版社承擔出版《蔣介石全集》這一任務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請中宣部出具介紹信，由人民出版社派人到幾個地方的大圖書館了解並調借蔣介石的論著； 二是請中宣部幫助人民出版社從一些出版社借調適合擔任此項工作的編輯人員；三是請郵局給一免檢郵箱，以便收寄自港、台搜集的資料。 這三條要求都得到同意。
於是， 人民出版社派了三名編輯分三路到南京、上海和中南、西南收集圖書資料。 由於有中宣部的介紹信， 各地圖書館和有關單位都很重視。 時隔不久，大批書刊資料便陸續寄來， 在人民出版社放了好幾個書架， 連蔣介石和流氓頭子拜把子的《金蘭譜》都弄來了。
借調人員由范用開列名單，須是熟悉這方面歷史和資料的有經驗的編輯， 結果調來的不是 「右派分子」， 就是多少有些歷史問題的人，加上在人民出版社分管中外歷史和《新華文摘》編輯室的人員組成一個編輯組開始進行編輯工作。
這項工作進展很快， 不久就編出了十幾集。 經范用通讀後簽字付印了100 部稿本， 給中宣部寫了報告，附上一部稿本。 報告說擬印 1000部，限定發行範圍。 沒有幾天，就接到中宣部通知說毛主席已作了批示。范用到中宣部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一千部太少，印它一萬部。 」
「文革」開始後，文化部新黨組將部內各司局和在京直屬單位的領導集中起來辦 「社會主義教育集訓班」，揭發、批判舊文化部黨組和各單位領導人「反黨罪行」。
據范用回憶，揭發出版《蔣介石全集》的大字報「有數米之長，由三樓掛到一樓。 我不敢交代此事是毛主席叫辦的，怕被說成『惡毒污衊偉大領袖』。 後來實在頂不住，吃不消了， 只好悄悄告訴軍宣隊是怎麼回事。 一夜之間，這張大字報無影無蹤消失了，我鬆了口氣。 只是當時我還不敢反戈一擊，造造反派的反，說他們狗膽包天， 批判到毛主席頭上來了」。
國際反修鬥爭中出版的「灰皮書」
所謂「灰皮書」是 20 世紀 60 年代內部發行圖書中較為特殊的品種。由於此類書的封面不同於一般內部發行圖書， 選用的是一種比正文紙稍厚一點的灰色紙。
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 中共中央發動了一場針對蘇共的世界範圍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 出版部門為了配合這場鬥爭，特別是對蘇共「大論戰」的需要，根據中宣部指示， 在中央編譯局等有關單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世界知識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所謂新老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作為 「反面教材」，封面一律用灰色紙，不作任何裝飾，大家都習慣地稱之為「灰皮書」。 「灰皮書」 均為內部發行， 封面和扉頁上都印有「供內部參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樣。 這類書分為甲、乙、丙三類，甲類最嚴，表示「反動性」最大。 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 購買和閱讀對象都嚴格控制。
根據同樣的目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則出版了一批供研究批判用、反映所謂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外國文學作品。 這批書用黃色紙做封面，通稱「黃皮書」。
「灰皮書」 從 1961 年開始出版，到 1966 年上半年「文革」開始後被迫中斷。 1972 年起又繼續出版，到 1980年結束，先後出版 200 多種。
「灰皮書」的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統一領導和部署。 陸定一部長指定中宣部出版處處長包之靜和副處長許力以具體負責， 並在中宣部專門組成一個外國政治學術書籍編輯辦公室總司其職， 任命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范用為主任， 馮修蕙為副主任。 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國際政治編輯組，負責組織出版事宜，由該社副總編輯張惠卿任組長。
中央編譯局在擬訂選批 「反面人物」（約 40 名） 的書目和收集其著作上遇到較大困難， 因為這些幾十年前的著作，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很難找到。 其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難找到。 因為從 20 世紀 30 年代起，蘇聯方面就把「托派分子」的著作消除乾淨了。 有人想到，我國的「托派組織」 過去曾翻譯和出版過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 1952 年 12 月，全國各地公安部門曾有過一次統一的「肅托」行動，把國內的「托派分子」一網打盡， 他們保留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繳，上海收審的「托派分子」最多。於是， 張惠卿便在 1963 年奉中宣部之命專程去了上海。 費盡周折，終於在上海市公安局一間倉庫的角落裡， 從積滿灰塵的書堆中找到 20 多種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譯本和幾種法、英譯本，經上海市公安局同意全部帶回北京。
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 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 當時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約翻譯。 他曾在 1929 年從蘇聯回國途中秘密到土耳其拜訪過被斯大林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當劉仁靜得知人民出版社正在準備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於找不到原著時，就主動將他保存了 30 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贈給他的七卷 《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獻出來，雖然不全（這部文集共有十多卷）， 但已十分珍貴了。
第一本「灰皮書」是 1961 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聯書店名義出版的 《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選集》。 後來又陸續出版了十多種伯恩施坦、 考茨基的主要著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翻譯了考茨基的兩大卷 《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成六個分冊（12 本），作為老修正主義哲學選輯出版。 在今天看來， 這些書都有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
為 了 配 合 中 央 的 國 際 反 修 鬥爭，「灰皮書」 在 1963 年和 1964 年出版得最多，超過了 100 種。
當年在人民出版社負責組織出版「灰皮書」的張惠卿同志，於 2009年 7 月寫了一篇近 9000 字的長文《國際反修鬥爭和「灰皮書」的出版》，詳細地敘述了「灰皮書」出版的經過，收在他的新著《如煙往事文存》中。他在文章中說：「『灰皮書』出版的目的，固然是為了配合國際反修鬥爭，但另一方面也無意中衝破了我國長期以來文化禁錮政策和桎梏， 為我國廣大學者打開了一個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 積累了許多有用的思想資料， 因而受到了學術理論界的普遍重視和歡迎， 對於推動理論研究， 促進學術文化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是大家始料不及的。 這項工作發生在一個動蕩的年代， 它和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緊密相連，在我國現代出版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作者寫道：「從整個『灰皮書』的出版狀況可以看出，這幾年大張旗鼓的反修鬥爭，問題究竟在哪裡。 塵埃落定，我們終於看清， 這種加緊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決策和行動的嚴重後果， 就是引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斗完了蘇聯的赫魯曉夫， 就來揪斗中國的赫魯曉夫， 國際反修鬥爭變成了國內反修鬥爭。 」
「文革」中，周恩來關注內部發行圖書的出版發行工作
從 1971 年到 1972 年底，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 三聯書店、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出版了內部發行圖書 34 種， 其中發行範圍規定省軍級的有 14 種，地師級的有 20 種。
1973 年 4 月中旬，周恩來在接見準備到日本訪問的代表團時， 談到了內部發行圖書的問題。 他問代表團中的榮毅仁和王芸生：「你們看過《阿登納回憶錄》嗎？ 」（答：「看不到。有的內部書是孩子們從同學家借來的。 」）
周恩來說：「你們將了我們的軍。我們黨內看到的書你們看不到，發行面太窄了。 內部書你們都可以看。 」
陪同接見的耿飈說：「《阿登納回憶錄》沒有公開出版。 」
周恩來說：「告訴出版口，把《阿登納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印出來。 」
周恩來又問：「王芸生、 董其武看到看不到《參考資料》？ 」（答：「代表團只有兩份。 」）
周恩來說：「應該一人一份，不能把這都節約了。 」
第二天， 國務院辦公室將周恩來關於改進內部發行圖書的指示向出版口的領導同志進行傳達。
5 月 12 日，出版口領導小組組長徐光霄向國務院寫了 《關於改進內部發行圖書供應辦法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
根據總理指示， 我們對內部發行圖書的供應情況作了初步了解。近兩年來，北京、上海幾個出版社先後出版過內部發行圖書 34 種， 主要發行到地師級以上領導幹部和有關的研究部門。 由於這類圖書印數較少，發行辦法不夠妥善，我們也未注意檢查， 致使中央各部委有些領導同志，特別是黨外人士買不到書。 為做好內部發行圖書的供應工作，經與有關部門研究， 擬採取以下改進措施：
一、 由北京市新華書店籌設一個「內部發行服務部」（文化大革命前曾設立過此機構） 負責解決在北京工作的省軍級幹部，人大常委委員、政協常委購閱內部發行圖書。
二、「內部發行服務部」應設在交通比較方便，環境比較安全的地點，所需要的房屋和設備， 請北京市革委會幫助解決。
三、採取憑證購書的辦法，由中央和北京市有關單位的政工部門，按上述服務範圍提出名單， 統一印發購書證，領導同志可以憑證到「內部發行服務部」選購內部發行的圖書。
四、 不在北京工作的領導同志購買內部發行圖書， 應同所在省、市、自治區新華書店聯繫解決。
五、地師級幹部和研究部門，因工作關係需要購買內部發行圖書的， 仍由北京市新華書店內部發行組按原來規定的辦法辦。
以上報告當否，請批示。
國務院辦公室收到出版口的請示報告後，辦公室主任吳慶彤於 5 月19 日批：「擬予同意。 呈先念、登奎、國鋒、吳德同志批示。 」
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吳德均圈閱。
李先念 5 月 21 日批：「送總理、春橋、文元、洪文同志批。」
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均圈閱。
張春橋 5 月 22 日批：「第五條，似應擴大到研究人員個人， 不應限級別。 同時，請出版口考慮內部發行的書，有些可否改為公開發行。」
姚文元 5 月 22 日批：「鄒容《革命軍》似不同於其他種內參書，寫一出版說明，可以公開出版，並附章太炎詩（『鄒容吾小弟』）。 請總理酌。 」周恩來批：「同意。」並於 5 月 24 日加批：「同意內部發行分兩類， 一類可公開發行，一類內部發行加份數，購書範圍應擴大。 」
作者：方厚樞
來源：黨史博覽 2010年12期
原題：《內部發行圖書出版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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