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向輝煌的十九世紀致敬！
繼著名評論家吳亮創作出長篇小說處女作《朝霞》之後，另一位重量級評論家「陀爺」——李陀，暌違35年，七十九歲高齡，攜長篇新作《無名指》重出江湖，一時間引起眾多關注。陀爺也於近日亮相新書發布會，精神矍鑠，老當益壯，看來，《無名指》對他有著非凡意義。
文化研究者、著名專欄作家毛尖如是說：
文學界的天才捕手，電影界的理論導師，批評界的先鋒教父，在拿下中國首屆短篇小說獎後四十年，李陀再次親身示範：需要重新發明小說。
《無名指》2017年刊載於《收穫》長篇專號，前一段時間推出單行本，為李陀首部長篇小說，歷時數年，可見用心。35年前，李陀從小說轉向評論，其實一直對小說念念不忘，此次《無名指》的出版，也算了結一個心愿。
說起李陀，不得不提那個黃金的八十年代，年輕的他不啻為時代的弄潮兒之一。作為小說家，他早在1977年就憑藉《願你聽到這支歌》斬獲全國首屆優秀短篇獎，在其後的小說《自由落體》《帶五線譜的花環》《七奶奶》當中表露出他的探索，這些作品在當時的文壇獨樹一幟。
作為編劇，他創作了較為成熟的劇本《沙鷗》，發表《談電影語言現代化》，直接開啟了八十年代新電影的思路，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都在實踐新的主張，毛尖說他是「電影界的理論導師」，名副其實。
作為編輯，他慧眼識珠，陸續發現了莫言、蘇童、余華，這些小青年剛剛踏上寫作的道路，卻很有想法，大有跟當時文壇相背離的姿態，李陀正是發現了他們的不凡之處，給他們做了「先鋒文學」的嫁衣，後來又如大浪淘沙般挖掘出王安憶、史鐵生、張賢亮、方方、賈平凹等各具風格的作家們。他站在民間的立場，舉起先鋒文學的大旗，與當時代表官方的王蒙、劉心武等人分庭抗禮，對新時期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作為批評家，他更是始終如一，成績斐然。他提出的「小人時代的文學」在網上招致罵聲一片，他仍然告訴記者，至今還是有著同樣的觀點。
他說，他很歡迎大家對他的觀點提出質疑，和他進行討論，只要提出了問題，就能夠通過探討取得收穫。
李陀在《讀書》上號召廣大作家，為工農寫作，替群眾代言。他說：「那些沒有筆杆子的下崗工人、民工、還在窮困中掙扎的農民，他們怎麼辦？他們的感情、思考、喜怒哀樂、他們的『顯意識』和『潛意識』，怎麼來表達？」他認為，如今的文學可以稱作「小人時代的文學」，特徵之一是「文學的內容越來越瑣碎」，很少有作家再去關注底層的生存狀態和需求。
針對網上不少人支持的「小人時代的文學正說明了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沒有人需要代言，是一種文學的進步」這種觀點，李陀認為，持這種意見的人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而沒有考慮到真正的最底層的人的需求。
「他們說，網路發達了，每個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倒要問問，那些沒錢買電腦的人呢？那些沒錢上網吧的人呢？人們怎麼傾聽得到他們的聲音？」李陀堅持認為，作家不能太過「小資」，要有社會責任感。或許，這就是他長期堅持的「知識分子要用『文學的方式』參與社會生活」這種觀點的表現吧。
不久前，李陀的台灣同行南方朔告訴記者，寫評論是他的謀生手段而非興趣所在。記者把這個問題拋在李陀面前的時候，李陀的表情顯得有些凝重。他說，自己不是個聰明人，不可能同時做很多事情——「今後，我就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搞文學批評。」
無論是編劇李陀，還是編輯李陀，亦或是批評家李陀，又或者是小說家李陀，探索精神一以貫之。《無名指》當然也是這種逆流而上的探索。寫的是都市和都市裡的人們，這一點與《朝霞》的著眼點不謀而合。要知道，中國自現代以來就缺乏真正的「都市文學」，但近年來都市的發展有目共睹，都市新人也登上歷史舞台，可謂文學創作的契機。
對於《無名指》的介紹，有這麼一段話：
主人公楊博奇，中文系出身，在海外又拿了社會學和藝術史的碩士學位，為了從「人的內部」理解人的秘密，又修了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回國以後以心理醫生為職業在北京謀生。這個職業使他見到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人，有大老闆，有公務員，有家境豐裕而內心迷茫的家庭婦女……經濟在不斷發展，而人的內心卻無處安放，自己個性不羈的女友突然宣布分手，至交朋友歷史學教授出軌，朋友聰明絕頂的妻子要出家。深研過文學和心理學的博士在光怪陸離的現實面前也失去了判斷力，僅僅在不是自己病人的那些打工者身上看到了些許微光。
楊博奇身上多少有點浮士德的影子，他始終在追求對人的終極理解，儘管這種努力困難重重，難免落空，打工者身上的微光或許意味著「秘密」有了揭開的可能，就像浮士德，經歷大起大落，最終找尋到自己的真理。
評論家項靜將楊博奇這類人比喻為「知識流浪兒」是比較恰當的，他們有知識，有眼界，有抱負，但他們沒有根。李陀自己就說：「楊博奇就是一個沒根的人，他整天跑來跑去的，在城市裡找不到安放自己靈魂的位置。」無根的焦慮。李陀或許就是要抓住這點，來描寫這一群人。
說起創作的動力，李陀不無感慨地說：
什麼是我寫作《無名指》的最持久的動力？其實是一種衝動，就是我想反著來——在寫作的最基本的追求上，面對長時期以來流行的小說寫作習慣（或者叫範式，叫教條，怎麼叫都行），處處都「反著來」，用一個不很準確的說法，就是在長篇小說寫作上做一次反向實驗。
怎麼反著來？就是現代主義將目光投向意象、心理、概念等等之上，弱化人物在小說中的分量，以形式突破傳統，掀起「先鋒小說」的浪潮，而李陀則逆流而上，把人物視為小說的內核，重拾古典，致敬曹雪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這樣的魄力實在讓人吃驚。李陀是評論家，這一身份就決定了其小說創作的難度。理論家搞實踐，做得好，錦上添花，要是力不從心，那就貽笑大方了。但是，小說家未必真懂小說，倒是真的，因為他們乃是「當局者迷」。就這點來說，李陀寫《無名指》又是無可厚非，甚至佔有極大的優勢，因為他深諳小說的歷史，也在多年的探究中不斷尋求小說寫作的「解藥」。
李陀堅定地說：
為什麼我這麼固執？那是因為，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不徹底擺脫現代主義的陰影，不形成新的寫作理想和習慣，文學要有大成績，寫作要想比肩曹雪芹，那絕不可能。九十年代以來，不少新作家崛起，他們起點都很高，都有才華，也有很高的抱負，可是為什麼一直沒有「大作品」出現？這已經成為一個很多人都關心的話題。追究起來，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個比較隱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覺得是今天的很多寫作，仍然都和現代主義寫作有著很親密的血緣關係，打斷了骨頭連著筋，可是往往不自覺。
又說：
關於「反向實驗」，最後還要說幾句的是，這個「反向」並不是倒退，也絕不是在寫作上復古——如果說復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發生的「復古」一樣，從「古」尋找資源和靈感，不過是為前進找到新的支點，為一次新的跳躍找到更合適的踏板。那麼，《無名指》是往哪裡跳？這我也說不大好，但有一點很清楚，這小說的一個內容是揭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病態，我懷疑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動蕩里生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帶病的，讓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在《無名指》的反向實驗里，這些人物成為某種實驗劑），其中最自覺的一些，都不免捲入了一場內心裡發生的精神戰爭，並且在其中苦苦掙扎，尋找出路，而另外為數更多的群體，則毫不察覺，樂於病態之中，混名混利，實際與魯迅先生所說的庸眾並無區別。
這兩段話顯然是肺腑之言。如今的寫作確實仍陷於現代主義的深淵之中無法自拔，哪怕是最現實主義的寫法，也要帶上「魔幻」的「桂冠」。但是，要徹底與現代主義決裂，拋棄現代主義，那也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畢竟我們正（或者將來仍）處於現代的籠罩性影響中。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所說的焦慮與詩人奧登提出的「時代焦慮」並無本質區別，指的還是「現代的焦慮」。
有一些問題：很多作家孜孜以求的先鋒究竟是什麼？當下的寫作者他們的寫作先鋒嗎？有沒有必要繼續先鋒？小說的出路何在？諸多的問題都是上述問題的延伸。這些問題一時半會兒是回答不清的。沒有哪一個評論家能夠包攬有關「現代」的所有問題，即便只是在文學上。
但《無名指》是可以讀完的吧？作者的意圖是可以揣測的吧？作者的個人努力是可以看到的吧？當下的很多寫作者恰恰忽略了如李陀一般對傳統的審視，更別說致敬了。有必要說明的是，李陀所說的向十九世紀傳統致敬，並不是簡單地向中國的話本小說致敬，而是向整個輝煌的十九世紀致敬。李陀這種探索是對當下同質化寫作的挑戰，他像一個執劍的鬥士，先鋒姿態展露無遺，這一點值得肯定，至於《無名指》本身的價值，以及它是否達成了作者的願望，有待時間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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