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火耗歸公，到遷界禁海

公元1722年，當康熙大帝在北京的暢春園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雍親王：愛新覺羅.胤禛在舅舅隆科多的簇擁下，如願的登上了大清帝國的第一把交椅。

此時已經四十四歲的他，倍感壓力之重，因為他執掌的國家，並不是歷史中記載的那麼強盛。

除了國庫空虛，吏治腐敗，還有八王餘黨的虎視眈眈。

身居西北的羅布藏丹增，這個時候也拉起了隊伍，在沙俄和奧斯曼的慫恿下，撕毀了盟約，一時間青海、西藏大片土地宣布了自治，這對於入關第三世的清世祖--無法容忍。

不過，這些困難對於一個隱忍了數年的皇帝，都不算什麼，他通過一系列的手段，維護了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

剪除八王黨，誅殺年羹堯

首先，雍正帝先加封允祀為和碩廉親王，署理工部，外加理藩院尚書，在創立軍機處後，又加封總理王大臣，基本上滿足了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理想」，也就是這個時候，囂張的八王黨，在國家的很多要害部門安插了自己的親信，不到兩年，整個的國家機器幾乎掌握在他們的手裡。

然而，上帝讓其滅亡，必先讓其瘋狂，當他們認為所屬實力，足可以改朝換代時。

一場篡位的陰謀開始了。

為了讓奪權名正言順，他們搞出一個努爾哈赤時期的「八王議政」，請來了盛京的幾位王爺，打著整頓八旗旗務的名號，派兵入京，一舉拿下了京畿的衛戍。

外界傳誦的廉親王，終於開始了自己的奪取之爭，不過，上天並沒有眷顧這位廉親王，他的奪權之路又一次失敗了，而那個外表和善的雍正皇帝，終於展開了最為殘忍的報復行動。

阿其那、賽四黑這個滿語中最為低劣的詞語被用在了自己的弟弟身上，而身後那幫支持八王的朋黨也隨著允祀這座大山的倒下而倒下。

其次，他任用自己的大舅子年羹堯，領兵十萬，在副將岳鍾琪的輔助下，終於將羅布藏丹增一舉殲滅在法輪寺的外圍，年羹堯一時間成為了整個大清國的英雄。

說起年羹堯，很多人對其了解，大多都是從影視劇中獲得的一些片面的看法。

其實，年羹堯是一位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身為兩榜進士的他，不僅在曾任職翰林院，並多次主持四川、廣東鄉試，累遷內閣學士（如果對比現在中國的官職，大致為兩省的考試管理中心主任兼教育部副部長），這些官職和履歷直接證明的了年羹堯的文化水平還是相當高的。

對於軍事上的成就，從四川巡撫、陝甘總督、征西大將軍等官職，就可以判斷清朝對其的重視性。

說起陝甘總督這個官職，根據清史，其管轄的地區主要為今陝西、甘肅、伊犁等地區，在清朝並不發達的農業基礎上，陝甘地區在經濟和農業上無法與兩江地區相比較，而在政治基礎上更無法於直隸總督相比較，陝甘地區處於西北邊陲，而直隸總督正好管轄京畿地區，但從地理位置，直隸遠勝陝甘，而直隸總督正是利用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經常與京城的達官顯赫會面，加上京畿防衛的重要性，直隸總督可謂是封疆大吏之首。

但是，陝甘總督在歷任清朝皇帝心中卻並不是那麼的無足輕重，三藩叛亂年間，當年的前明舊臣王輔臣擁兵自重，在康熙帝多次催促其南下平亂時，卻遲遲的按兵不動，因為他一直在等待雙方給他開出的最優價碼。

或許上天也在幫助滿清王朝的皇帝們，在周培公與圖海那三十門紅夷大炮的威脅下，終於王輔臣還是乖乖的交出了平涼城，當然還有他身後那幫裝備精良的八萬綠營軍。

自那天起，陝甘總督的任命成為了清代最為琢磨不定的封疆大吏，而漢臣的任命成為了歷任皇帝最為頭疼的一件事情，即使曾經的鞠躬盡瘁的西北王左宗棠，也只能在內憂外患時短暫的署理這個官職。

但後期其居功自傲的表現，讓雍正帝對其產生了殺心，在連降十八級後，落得一個自裁的悲慘下場。

居功自傲是一般功臣無法避免的事實，恐怕功高蓋主才是其飲恨自戕的根本原因吧。

在剪除朝堂內的威脅和邊疆危機之後，雍正帝的國庫更加空虛了，擺在他面前的是龐大的官員體系，先不說吃好，讓手下的兄弟們吃飽成為了他亟需解決的問題。

這個時候，他的親信李衛出場了，說起李衛，很多人還停留在當年徐崢扮演的那個痞子般的市井之徒，利用一個黃袍加身的戲法才得到還是雍親王的胤禛的賞識，進而加官進爵，從揚州知府、鹽道總督、浙江巡撫一路做到最為富有的兩江總督，其實，歷史上真實的李衛，是一個非常淵博的才子，為官清廉，並且在書法上有著相當高的造詣，通過科考，一步步的爬到了漢臣中比較高的官職，而正是其倡導的「火耗歸公」才讓雍正帝孱弱的國庫，一步步的充實了起來。

所謂的火耗：又成耗羨，地方官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而耗羨的範圍大於火耗，耗羨還包含雀鼠耗等，為了達到朝廷所下達的任務，一般的省府都會加重盤剝，也間接成為其斂財的重要手段。

而關於火耗歸公，最早相似來源於明代中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策略，無論商人、農民所納稅賦都遵循同一個原則，並且只需繳納一次，從根本上杜絕了地方官員的橫徵暴斂，為當時貧困的百姓贏得了一線生機，在張居正實施政策的萬曆年間，本已衰落的明朝，甚至出現了「中興十年」的盛況，雖然最終該項舉措遭到了萬曆皇帝的廢除，但是其帶來的效益卻為明帝國續命了數百年。

雍正帝繼位後，大力推廣火耗歸公，在山西推行奏效之後，便由李衛在浙江大力施行，而李衛的具體的做法就是：將本省的稅賦統一繳納國庫，戶部通過繳納的數額，在對省府進行分派，作為其維持正常運做的費用，在繳納過程中，李衛加大了對下級官員的監督，從根本上杜絕了基層官員的加稅行為，得到了普通民眾的支持，為恢復農業、商業生產帶來了希望。

而除了戶部分給各省的費用，其實所繳的稅賦，還是是要刨去養廉銀這塊的。

雍正年間，官員的收入很微薄，如果單靠收入去養家糊口，幾乎是無法實現的，而耗羨的徵收權大多掌握在這幫官員的手中，彈性很大，貪污的可能性也很大，為了生存，集體腐敗也是官場中的無可奈何，而我們常說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也正是低收入帶來的惡果。

為了杜絕貪污、腐敗，雍正帝認為，收之適當，不會影響其清廉，如果讓其身份與收入不匹配，餓著肚子辦公，那麼貪污腐敗、胡作非為也就只能是時間上的事情，那麼他推行的肅清吏治也就只能是空談了。

據統計，雍正年間，大致的標準為：總督一年兩萬兩，巡撫一萬五千兩，布政使一萬兩，知府五千兩，縣令兩千兩，當然對於皇帝恩寵的重臣會更多，比如山西巡撫諾珉每年三萬兩千兩，是他俸祿的兩百倍，河南巡撫田文靜每年兩萬九千兩，是他俸祿的一百九十倍。

通過上述的舉措，充分的調動了官員的工作積極性，穩固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對於穩固初掌國家的雍正是十分行之有效的辦法。

禁海政策的漂乎不定，成為中國走出去的攔路虎

穩固國家政權後，雍正帝對於海外貿易卻是十分的慎重，自台灣平定後，清代的禁海令變成了展海令，通過開放粵東澳門（後為廣州）、福建漳州（今廈門）、浙江寧波、江蘇雲台山（今上海），分別設立四處海關，供外國商船進行通商，並允許民船出外通商，但是他們從來未組織過代表國家的商隊去國外通商，而到了乾隆年間，更是關閉三處港口，只剩下廣州作為通商之用。

而雍正十一年（1731年）頒令：「往販外洋商船准用頭巾、插花，並添豎桅尖；其內洋商船及漁船，不許用頭巾、插花、桅尖」一旦民用商船在滿足梁頭不超過一丈八的禁令前提下，性能有所改進，清政府即嚴令禁止，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因福建省舫仔頭，桅高蓬大，利於走風，不利於官船追逐，便將其永行禁止。

為防止沿海帆船進內河滋事，又規定內洋商船、漁船不得攜帶槍炮，大大削弱了沿海帆船的自衛能力。

通過上述禁令，我們可以看出，清代統治者，對於海洋持有非常飄忽不定的態度，康、雍、乾雖然不像明末那樣的閉關鎖國，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擴大了海外貿易，使得國庫充盈，但是一旦海運中出現了新技術的發明，比如帆船性能的提高，統治者馬上就會通過政令進行禁止，極大的停滯了帆船的發展，大約150年，中國的造船業幾乎是原地踏步。

清代統治者的不自信，亦或是對漢人從始至終的恐懼，讓他們展開了瘋狂的碾壓，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碾壓的政策，正是由其屬下的漢人官員所指定，從而導致了中國人創造的精神幾乎損失殆盡，影響直至今日。

而在新航路開闢之後的歐洲，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大英帝國，早已在海外稱霸數十年。

直到1842年，當璞鼎查攜帶堅船利炮，大軍壓境時，留下的只能是關天培和陳化成的熱血了。

清代總督：兩江總督、湖廣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東三省總督、四川總督、直隸總督，其中兩江總督管轄地區最為富有，直隸總督最為重要，而陝甘總督防禦性質最為重要。

王輔臣：王輔臣（？—1681年），山西大同人，綽號「西路馬鷂子」，本為李姓，明末清初軍閥。早年追隨姐夫劉某參加農民軍，嗜賭，一擲千金，後與王進朝為誼子，改姓王。王輔臣獲得順治帝重用，經洪承疇保舉，官至總兵，平西王吳三桂極力籠絡，跟隨吳三桂入緬甸，擒獲南明永曆帝。康熙帝即位後，調王輔臣為陝西提督，鎮守平涼。三藩之亂時，王輔臣首鼠兩端，最後畏罪自盡。

堅船利炮：泛指武器裝備精良，據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的快速艦艇可以攜帶120門快速炮，單一射程可達到20里，而中國的帆船還停留在明代末期的水平，水師最大的帆船僅僅可以攜帶10門，射程僅為2里的火炮。

羅布藏丹增：清朝雍正時期青海地區蒙古一個部落可汗，曾多次叛亂。後來被年羹堯平定，但羅布藏丹增逃脫，直至乾隆時期才被清軍抓獲，乾隆免其死罪。

頭巾：即以布數十幅為帆，張大棚頂，用以提高船的航行速度。

插花：以布帆張在大蓬兩邊，遇到旁風使得船不欹傾。

本想當一名記者，卻陰差陽錯的燒了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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