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讀史｜國民黨將領特赦後的百味人生
邱行湘（原國民黨軍少將）永遠記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證」，作為第一批被釋放的國民黨戰犯，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七天後，10名獲釋戰犯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園見到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你們下一步的志向是什麼？」周恩來問。志向在這些人看來，原本戎馬倥傯的抱負在成為戰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經過十年思想改造他們最想做的就是解甲歸田，從此與世無爭。
杜聿明（原國民黨軍中將）說他要當木匠，楊伯濤（原國民黨軍第十八軍軍長）表示他更傾向做一名農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氣，可以當一名搬運工。
「你們的志向很好，但別忘了你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有義務和責任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以示後人，歷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為勝利者擁有，沒有背面也就沒有正面。」周恩來微笑著說。
邱行湘一行人對總理的話頗感意外又摸不著頭腦，周恩來繼續說他打算在全國各省市政協所轄的各個專家會中，增設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下面設立文史專員辦公室。「你們的職位就是文史專員，身份就是國家幹部」。周恩來揮了揮手說。
從戰犯到國家幹部，從「將軍」到「文人」，這樣的角色轉換讓邱行湘們既驚喜又惴惴不安。三個月後，周恩來的承諾兌現。
此時邱行湘已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蘇省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坐定，第一件事就是閱讀《文史資料選輯》，某天讀到《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這篇文章時，邱行湘呆住了，作者正是與他分別不到三個月的杜聿明。
作為1960年第二批戰犯特赦人員，沈醉（原國民黨軍中將）卻在此時「二進宮」，這位原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深得戴笠信任。當逮捕他的汽車路過功德林時，這裡已被夷為平地，沈醉此時尚不知道未獲赦的戰犯已經轉移，他有些惴惴不安：尚未獲赦的戰犯看見自己會如何作想？倘若地下有縫，他會鑽進去的。
清晨時分，汽車駛進了秦城監獄，沈醉被安排在單間，這是專門囚禁國家級要犯的地方，「還升級了」，沈醉自嘲，但是他想不通，自己犯下了怎樣的彌天大罪，可是一連好多天，都沒有人審問他。
終於在半個月後，審訊室大門為沈醉打開，氣氛神秘，主審問：「在你所寫《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你提到軍統直屬通訊員崔萬秋這個人物，他和什麼人來往最密切？」
沈醉立刻明白主審的「用意」，崔萬秋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編輯，經常寫吹捧演員藍萍的文章，作為投桃報李，藍萍自然是崔萬秋家裡的常客，而藍萍正是江青。
多年後，沈醉在回憶這件事情時感嘆：「一生中我做過的最聰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人幫』幫凶的刑訊逼供下，沒有承認認識與崔萬秋有密切關係的人，事後我得到確切消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為了要討好江青，還下條子要槍決我。」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逝世，在臨終前他拉著妻子曹秀清的手艱難地囑咐道：「我死後你哪裡也不要去，共產黨待我不薄，出去會招人話柄。」讓曹秀清傷心欲絕的是，當她發電報給台灣當局負責人蔣經國，請求他允許在台子女返陸奔喪時，遲遲得不到迴音。
雖然她知道那時台灣當局有個政策「凡是被共產黨釋放的前國民黨人，統統是叛徒，台灣拒絕接受」，但是蔣經國竟阻止骨肉親情的最後相見，這讓曹秀清心寒之極，最終她等來的是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慰問。
邱行湘卻登上了去台灣的飛機，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懷揣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邱行湘轉道香港辦理了「台灣地區旅遊證」，見到50年未見的兄弟，他老淚縱橫。
邱行湘離開台灣的前一天，蔣緯國要為他送行，按時到達赴約地點後，一個自稱某部門辦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說：「我知道您在大陸生活艱難，請您在下面簽字。」
邱行湘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他筆一摔，淡定地說道：「我在大陸收入寬裕，我這次來台是探親訪友，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錢。」
同是那次送行，蔣緯國要邱行湘談談台灣觀感，邱行湘說：「我在台北看到一個書名叫《匪情年鑒》，這樣的書名以後不要用了，現在都已經基本實現了兩岸三通，不應該再罵來罵去了。」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像亮劍里楚雲飛說的：我與他（李雲龍）是政治己見不同，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交情。。
至少，他們也是在14年抗戰中浴血奮戰過，也為打退日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只要是抗日的，那就是民族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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