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京有90%的房子被棕熊扒過，我們會恐慌成什麼樣子？| 劉炎林

天下 08-25

原標題：如果北京有90%的房子被棕熊扒過，我們會恐慌成什麼樣子？| 劉炎林

長江源頭、羌塘、貢嘎山、阿尼瑪卿、祁連山、昆崙山……他走過藏野驢自由奔跑的高原，也越過雪豹悠閑漫步的山巔。他是北京大學動物學博士劉炎林。投身野生動物保護工作14年，他認為保護野生動物不僅僅是保護動物本身，更在於協調人獸之間的關係。

劉炎林演講視頻：

以下為劉炎林演講實錄：

現在，我邀請你和我一起前往七年前的青藏高原。

2011年的7月3號，我碰到了這隻母熊。

劉炎林在青藏高原碰到的母熊。拍攝：吳嵐。

在那之前的十天，我的同事給它戴上了衛星跟蹤頸圈，頸圈除了接收和發送衛星信號，還有無線電信號，所以我們可以拿著無線電接收機去追蹤它到了哪裡。那天我們接近山頂的時候，聽到一聲低沉的吼聲，然後一個熊就向我衝過來。我當時的感覺就像現在這樣，後腦勺就一陣一陣發熱，所有汗毛都豎了起來，還好沒尿褲子。

這隻母熊是兩隻小熊的媽媽，因為我們比較接近兩隻小熊，所以母熊從山頂上面衝過來，最近的時候大概有十來米，它這樣沖了三次，想把我們趕走。我們當時三個人靠在一塊，把手舉起來，這樣就顯得很高，目光盯著地面，慢慢往後退，然後母熊也帶著它的兩個小孩回去了。這是我跟棕熊的第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在追蹤棕熊的三四年時間，我近距離碰到過它們三次，而且三次都是帶崽的母熊。一般來說，帶崽的母熊和吃東西的公熊是最危險的，但我比較幸運，要不然今天也不能站在這裡了。

對於我這樣的動物保護者來說，棕熊這樣的大型食肉動物可能是中國西部荒野的一個象徵——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沒有這樣的大型動物，中國的西部荒野可能會顯得死氣沉沉。

但是，對當地牧民來說，這可能意味著衝突、風險和損失。因為牧民要和這些動物生活在一起，棕熊會破壞他們的房屋，會吃掉他們的糧食和牲畜。還有狼、雪豹，還有很多其他動物，甚至一些吃草的動物都會帶來損失，比如說野氂牛也會把家氂牛給拐走。

在青藏高原上十幾年來，這種衝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嚴重。這些衝突它是怎麼樣出現的？那麼它對人和對野生動物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又怎麼樣來解決？在我做的工作里，好多工作跟這些問題有關。

在2011年我參加工作之後，第一項工作就去抓棕熊，並且給它戴上頸圈。

我們一共給兩隻棕熊佩戴了頸圈，一隻四歲的年輕公熊，另外一隻就是開頭我說的碰到的那隻母熊。我們追蹤到，這兩隻棕熊會在青藏高原上大範圍地活動。

兩年時間，母熊大概是5000多平方公里，公熊甚至達到了7000多平方公里——這個範圍有多大？北京大概是1.6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一個公熊的活動範圍可以有半個北京那麼大。

同時，根據我們兩年里進行的初步跟蹤，發現它們的活動也非常規律。比如說，它們冬天十二月份開始冬眠，到第二年的三月中旬開始出來，出來之後就會在冬眠洞的周圍轉來轉去。但是，那時候它們的主要食物旱獺（一種土撥鼠）還在冬眠，棕熊沒有吃的，就可能去搶奪雪豹的食物。雪豹會殺死岩羊，而棕熊就過來把它搶走。

棕熊的主要食物旱獺。圖片來源：wikipedia

到了四五月份，土撥鼠出來了，棕熊有了食物，就會慢慢地擴大活動範圍。

到了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它會大範圍地遊盪找食物，所以這個時候也是它和牧民發生衝突的時候。那時候，牧民會搬到夏季草場，冬季住的房屋就沒有人看，裡面有很多好吃的，棕熊就會過來。然後到了九十月份，秋季，它就會回到冬眠洞的周邊，吃得飽飽的，胖胖的，到十二月份就又開始冬眠。

但實際上當地有非常多的關於棕熊的傳說。有的傳說中，棕熊它會把晒乾的牛糞放到腦袋上，坐在草地上，遠遠看去，好像一個慈祥的老媽媽在紡線，小孩就會靠近，它就把小孩子吃掉。但是我從來沒有證實過這個傳說，我覺得這只是個童話一樣的故事。

老百姓還會說，棕熊進到房屋之後，會把麵粉、白糖跟炒菜油和在一塊，吃得津津有味，然後走掉。這個沒有親眼見過，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大。我親眼見過的一次，是一隻棕熊，跑到房子里，那個房子里堆了滿牆的麵粉袋，一袋麵粉摞一袋麵粉，然後棕熊就從下面抽出了一袋，拖著那個麵粉袋子就往山上走，在山坡上留下一條細細麵粉線。

剛才說過，棕熊的天然食物是旱獺，它們為了吃旱獺會非常鍥而不捨。比如說你看這個洞，它可以挖四五米長的溝，一米深的洞，把旱獺給抓出來。

棕熊為了吃旱獺可以挖四五米長的溝，一米深的洞。

所以，你可以想像，相比到房子里去找吃的，抓旱獺太費力了。要是我，我肯定也喜歡到房子裡頭去找吃的。我們在當地做過調查，90%的牧民的房子都被棕熊給扒過。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在北京有90%的房子都被棕熊扒過，那我們會恐慌成什麼樣子。所以，這是在青藏高原上非常嚴重的而且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一個問題。

大概從2003年開始，棕熊和人的衝突越來越嚴重。比如說20年前，高原上還是牧區，基本上沒什麼房子，大家住在帳篷裡頭，所有吃的和帳篷都是跟著人走的。但是，現在的房子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我最近在做的一個事情，就是分析整個西藏關於「人獸衝突」的一些記錄，這個叫做「野生動物肇事補償」。這個政策的邏輯是：那個動物把老百姓的東西給吃了，或者房屋給破壞了，政府來提供一個經濟補償，那老百姓就不會那麼怨恨野生動物，也不會因此就把野生動物給殺掉。

西藏大概從2007年開始做這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現在，積累了有幾十萬條數據，而我現在在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分析這些數據，看這個衝突有什麼規律，以及我們應該怎麼樣來應對。

但是，對於人和棕熊的衝突，單純靠這種事後的經濟補償是不夠的。如果你要管理一個東西和另外一個東西的衝突，你需要一個綜合性的措施，比如說，就「棕熊和人衝突」這個問題來說，你需要把棕熊給管好，你也需要把牧民給管好，你還要管理他們兩個一起生活的這個環境，所以需要一個綜合性的措施。

青藏高原上的牧民自己也想了好多辦法，比如說，在很多年前，大概2004到2005年的時候，老百姓就想出來了：你不是要進房子么，那我就把門窗給打開，你自己進去，找不到吃了你就出來了。這個非常簡單，也比較有效。

牧民把門窗給打開，棕熊進去之後找不到吃的就出來了。拍攝：李娟

另外，政府和一些民間機構也在做一些試驗。比如說，下面這個是拿那個太陽能的電圍欄，一個簡單的圍欄把房屋圍起來，棕熊一過來碰到這個圍欄，就會有一個脈衝式的電擊，不會把棕熊給電死，也不會把人電死。這個方法比較有效，但需要一個前期的投入和後期維護，所以目前這些做法都是小規模的，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實驗和推廣。

牧民用電圍欄把房屋圍起來。

同時，我們要換位思考一下：在這種衝突中，人會受到損失，但從另外一方面，棕熊也會受到威脅。

比如說，在高原上，棕熊它不是生活在無人區的，實際上，除了藏北高原、可可西里這些完全沒有人的無人區之外，其它大部分地方都是有人的，雖然那個人口的密度要比北京上海低得多，但它仍是一個有人生活的地方，所謂人類主宰的一個景觀。所以，如果我是那個棕熊，我每天都會碰到道路、碰到汽車、碰到牧民，還會碰到一些無知的人拿著無線電頸圈去追蹤我——也會感受到威脅。

所以，如果我們要保護棕熊，那麼，你可能需要在高原上探索出一個新的、讓大家能夠生活在一起的方法，但這會是任重道遠。

在我們開展棕熊研究的同時，我們還調查了雪豹。

雪豹。拍攝：北大/山水

這個山溝是在青海的玉樹，一個叫索加的鄉鎮，是《我們誕生在中國》拍攝雪豹的地方，也是我見過的最容易看到雪豹的一個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雪豹，也是在這裡。那天我們往山溝里走，前一天下了大雪，一個同伴告訴我，那個地方有個雪豹，我扭頭一看，就看到一個應該是個公的雪豹，它緩緩地、緩緩地走過山坡——我當時有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就是，你看到一個大型動物，優雅地、慢慢地走過雪地，感覺非常夢幻。

但是我一個師妹的遭遇就沒有這麼夢幻。這位師妹是國內最早做雪豹研究的女性博士，當時她爬上一個山坡，在一個石頭前看到一具岩羊屍體，屍體還在發熱，所以她特別興奮，就跟山下的老師說，老師，我這裡發現一個岩羊屍體！但是她沒看見，那個雪豹就站在她的頭頂上，「咻~」跳了過去。

現在，我們要說起雪豹的保護，不得不提到喬治·夏勒博士。他是一位美國動物學家，也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博物學家之一。他曾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西部的雪豹狀況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他是我們這些人的偶像，他的工作和著作，激勵了好多人。

喬治·夏勒博士，他曾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西部的雪豹狀況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

2014年到2016年，我有幸陪同喬治·夏勒博士重新考察了青海的好多地方。因為他在80年代做過調查，30年後，他想再來看一看，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所以那幾年裡，我們一起跑了好多地方。

他發現了什麼？他發現，最大的變化就是人的觀念，比如說，80年代時，你跟當地的幹部說「保護」，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什麼叫保護？但現在，你再回到青藏高原，可能每個人都跟你來說保護，在媒體上，「保護」是個主流的詞。

再比如說，80年代初期、中期中國還沒有通過《野生動物保護法》（通過是1988年、1989年的事），所以他在那邊做調查的時候會碰到好多牧民，他們都會背著槍，會打獵，甚至政府也在組織獵殺岩羊，然後出口到國外。但是，到現在，「動物保護」變成一個基本的國策，打獵也是被嚴厲禁止的。

其實，我們現在來談論雪豹的保護，並不是因為它太少了，你不拯救它它就要像華南虎那樣快滅絕了，而是因為其他的原因。一個是，因為雪豹是生態系統中重要的物種，它沒有了，這個生態系統就會有問題。另一方面，雪豹生活的區域，青藏高原的那些大的區域，實際上是中國乃至亞洲好多大河的源頭，所以你保護雪豹就是在保護這些水源地。

但是，目前來說，我們對雪豹了解非常多嗎？並沒有。

雪豹區域調查圖。

上個月，北京大學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聯合，把國內的雪豹保護團隊召集在一塊，一起來看我們在哪些地方做過雪豹的調查。上圖中，這些黑線的圈，就是做過雪豹的紅外相機調查的區域，看起來大概只有3%到5%，也就是說，中國大部分的區域我們都沒有調查過。所以，我們現在並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雪豹，不知道在這些區域雪豹會面臨哪些問題。如果把整個中國西部當做一個雪豹分布的畫卷，那這個畫卷上是有很多空缺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才能有效保護雪豹呢？

答案可能就在這張照片裡頭。

雪豹。拍攝：索加鄉

你會看到，這個雪豹身後是一個石刻，這是在高原上常見的六字真言。在高原上面，雪豹和棕熊一樣，它也不是生活在無人區，而是跟人生活在一起。而當地藏族的民眾，會把好多地方都劃為一個神山聖湖，就是用信仰和傳統保護起來的區域。

比如，他們會把雪豹看做山神的狗，把那個雪豹吃的獵物岩羊看作是山神的牲畜。他們秉承的另外一種世界觀，認為萬物和眾生都是土地的客人，人也是這個土地的客人，人需要善待其他的生命——他們的這種信仰，也是是雪豹保護和其他動物保護的一個最大的保障。

所以，要保護雪豹，我們可能需要把政府主導並且資助的這些保護區，和這些老百姓用信仰保護起來的神山聖湖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做有效的長期保護。

以上是我參加過的兩個物種的一些工作。之前有人問我：作為一個海邊長大的漁民後代，為什麼花了那麼多時間在高原上面？這可能緣於我一些個人經歷的特殊。

我18歲從北部灣的海邊來到北京大學讀書，學的生物技術，但入學後，我就變成主修登山，輔修生物。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爬山、鍛煉、跑步、攀岩和攀冰，每年夏天就跑去青藏高原登山。登山教會我很多東西，比如怎樣在野外條件下生活得很好，也讓我跟青藏高原建立了一些聯繫，因為我見過那邊的山，見過那邊的水，後來我才知道，青藏高原上還有野生動物。所以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就到那個藏北無人區的邊緣來做藏羚羊、藏野驢的調查。我在那邊花了好多時間，也看到好多動物。

畢業之後，順理成章地，我就加入到山水資源保護中心，也就是我們做棕熊研究的團隊。在我從一個業餘登山者變成一個專業野生動物保護工作者的過程里，那喬治·夏勒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2005年，我有幸跟他一起到新疆南部的西崑崙做藏羚羊的調查，那是他20多年工作的最後一項：確定藏羚羊的產羔地到底有多少動物。我們在那邊花了一個半月，調查清楚，最後，他給新疆自治區建議在那個地方建立一個自然保護區。這是喬治·夏勒博士他的許多成就中的一點點，但是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有激勵作用的一個火把，讓我知道野生動物保護可以這麼好玩，可以這樣子來做。

我現在還記得，在那一個半月里，我天天背著那個三腳架，拿著望遠鏡和吃的，一走一整天，到處去找藏羚羊。我還記得一次奇妙的經歷：有一次，當藏羚羊都往回走了，我們就背著帳篷跟著它走，然後看著手裡的地圖，發現我好像走出了個地圖了，走到了一片地圖外的土地。那片土地存在了很久，但是對我來說，它是完全未知的。在那種時刻，你會同時有巨大的恐慌，也會有巨大的興奮，因為這是個未知的土地。

在我從一個業餘登山者到一個動物保護者之間，還有一句話給了我很大的激勵。

Peter Fleming說：像今日的探險，你容易去做，但是難以正當（the adventure nowadays is easy to make but difficult to justify.）

喬治·夏勒回答道：但是「保護」會提供充足的探險的理由（but conservation provides ample justification）。

當我回到高原，在崎嶇的山地間徒步，或者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驅車，我體會到一種英雄主義的要素，這也是登山教會我的：你需要調動所有的技能，在不確定的土地上回答未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