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末第一奇人狂人，入獄未受折磨，卻用剃刀自刎！

作者：秦九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最後一章，用「自相衝突的哲學家」這一標籤寫了李贄。

李贄是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

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禪，揭露「無所不假」、「滿場是假」的虛偽現實，反對儒家的泛道德主義，建立了以「童心說」為核心的新思想體系。他的學說使他處於時代矛盾的焦點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爭論，以致於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會風尚和思潮變遷的一大關鍵。

以往的說法是，李贄是被統治者迫害而死的。

不錯，他是死在皇城的牢獄中，是萬曆皇帝親自下令將他逮捕究治的。從這一視角看，他無疑是被統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細一考究，就覺得這種說法不完全對了。向萬曆皇帝告發李贄的，是一向以清流自居的東林黨人。

而這些東林黨人，作為晚明歷史舞台上的一支主張改革的政治力量，在迫害李贄的同時或以後的一段時間內，也紛紛被統治者迫害而死。先整人，接著又被人整；先害人，接著又被害。究竟東林黨人與李贄有什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麼非訴諸政治權力來解決問題不可、非將李贄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利害衝突呢？

問題還是出在要不要維護儒家的綱常名教和道德倫理至上主義上。

李贄反對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對儒家的道德倫理至上主義而提倡社會功利主義，而泰州學派的耿定向和東林黨人正與此相反。藉助政治權力來壓制思想異端的孔家的傳統態度，被東林黨拿去活學活用了。

李贄與耿定向在是否「以學孔子為正脈」、要不要維護儒家倫理問題上的爭論，在當時傳播媒介還很落後的中國，卻迅速地擴散了開來，並且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管東溟說：「好事者……以天台師與李卓吾之對立，引以為話柄，傳喚四方。」

在朝廷中，一部分官員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員則為李贄辯護，兩部分人之間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勢。同時，李贄的學說在民間的影響更大得驚人。

在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時代，官僚階層既不能容忍民間有這種比官方意識形態更有影響力的思潮存在，更不能容忍這種新思潮滲入統治集團內部，動搖那定於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的意識形態統治基礎。

李贄的學說使他處於萬曆年間中國社會時代矛盾的焦點上。這一焦點就是：是繼續維護泛道德主義、用「死的」來拖住「活的」，還是衝破泛道德主義、用「新的」突破「舊的」、替朝氣蓬勃地創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們開出一條新路？

李贄要用自己的雙肩頂開黑暗的閘門，放久被壓抑的人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但過於沉重的黑暗的閘門卻非李贄的鐵肩所能頂住，它使李贄感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這黑暗的閘門終於在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的驅動之下落了下來，奪去了李贄的生命。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這一天，著名的東林黨人、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給萬曆皇帝上了一道專門彈劾李贄的奏疏。在這份奏疏中，張問達使用了大量聳人聽聞的謠言和污衊不實之詞，必欲將李贄置於死地而後快。奏疏原文如下：

這份上疏，前面列舉了李贄的一些言論，都有事實根據。至於「尤可恨者」，則是張問達發揮其想像力編出來的：什麼大白天與妓女在一起洗澡，什麼勾引士人妻女抱著枕頭被單到和尚廟裡去睡覺，乃至於在李贄的煽動下發生了攔路搶劫、強姦婦女的行為等等，彷彿李贄真是一個不僅道德極其敗壞、而且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關於李贄的思想言論，張問達僅要求朝廷下令將其書籍焚毀了事，至於「尤可恨者」以下的各種罪名，則是非逮捕法辦不可的了。

萬曆皇帝似乎也明白，在男女關係上造別人的謠乃是官場上攻擊別人的慣用手法，所以他對那些關於李贄的「桃色新聞」似乎也並不介意，而李贄離經叛道的思想言論則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決定以「敢倡亂道」的罪名將李贄逮捕治罪：

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毀，不許存留。如有黨徒，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

皇帝的軍隊立即出動，奔赴北通州，從被削職為民的前御吏馬經綸家中將卧病在床的李贄帶走，關進了皇家的監獄。

對他的審訊也是嚴格按照萬曆皇帝的意圖進行的，只要他交待其「敢倡亂道」的思想言論問題，而絲毫也沒有涉及關於他的桃色新聞。

卧倒在皇家法庭堂前的李贄對此作了簡短的申辯：「罪人著書多有，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奉旨審問李贄的大金吾笑這個老頭子太倔強，不復再審，建議皇帝判將李贄遞解回原籍監視居住。萬曆皇帝對此遲遲不作批複。

據文字記載，他並沒有受到折磨，照樣可以讀書寫字，但他卻選擇了自殺。

萬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他要侍者為他剃頭，乘侍者離開之際，用剃刀自刎，侍者回來看到他鮮血淋漓，還和他進行了一次對話，此時他已不能出聲，只用手指在侍者掌心寫字作了回答：

問：「和尚痛否？」

答：「不痛。」

問：「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自刎兩天後，三月十六日夜子時，李贄才得以脫離苦海。

東林黨中，除了以道德法庭指控李贄的張問達外，還有東林黨人馮應京，在兩年前焚毀芝佛院，《萬曆十五年》中又詳細記敘，這裡不多重複。

最後要說的是，開啟「道德法庭」迫害李贄的馮應京和張問達，都未能逃脫同一個「道德法庭」的制裁。

馮應京為民請命，惹怒了萬曆，萬曆皇帝下令將他送鎮撫司「著實打問」，三年後馮應京才被釋放，回到故里，此後僅過了一年多，在萬曆三十四年正月，馮應京病死了，年僅52歲。

天啟五年，有御史上疏彈劾已經退休回鄉的張問達「植黨亂政」、有貪贓行為，要求對他繩之以法。天啟皇帝令張問達捐白銀十萬兩作為軍餉以換其一條老命，史書記載，張問達被活活氣死，幾乎全部的家產都被充了公。

無論是李贄，還是迫害他的馮應京、張問達，都只是道德倫理至上主義的犧牲品。

所不同的是，李贄覺悟了，所以要衝破道德的藩籬而努力建立一種適合時代要求的新價值觀；而馮應京、張問達卻至死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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