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在古代是對文化人格的最高稱許 來看杜甫詩歌中的君子情懷
編者按
中國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君子文學，君子是中國文學的創作主體，君子與小人的人格衝突是中國文學矛盾衝突的主要形式。最早的君子是居住於城邦的貴族，而西周以來這一語詞的道德化傾向愈來越重，漸漸擺脫了階級意義而成為人格的象徵。侯敏教授分析《周易》經傳中「君子」一詞的意義演化，古經中的君子具有貴族和智慧的意味，而《易傳》中的君子則更多指向道德和人格的意義。楊雋教授則從風雅歌詩的角度分析君子人格中的藝術意蘊，歌詩言志體現了君子卓然不群的知識和藝術修養，而弦歌不絕則是君子堅守理想與追求的象徵。趙玉敏副教授認為杜甫一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其詩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審美理想都是君子人格精神的延展。（傅道彬）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的一個秋日，棄官遠遊、客居秦州的杜甫，在洪波蕭瑟、涼風乍起之時向湖南方向眺望，心中牽掛著遭貶遇赦的好友李白。秋風過面，雁影飄搖，萬千感慨憑空而起，一句「君子意如何」（《天末懷李白》），語淺情深，意蘊豐富，既包含了對友人關切的詢問，也隱含著對好友人格的稱許——君子。相信讀到此詩的李白是能夠領會並認可杜甫的這種肯定的，甚至還會露出「君子惜君子，文才敬文才」的會心微笑。「君子」這個詞，在他們所生活的大唐甚至整個古代中國，都是對文化人格最高的稱許。
杜甫的人生理想自幼年起就是深植事功的：「七齡思即壯，開口吟鳳皇。」（《壯遊》）杜詩不同凡響，自有聖人境界。鳳凰是中國文學中的高尚意象，雄鳳雌凰「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秋水》），「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山海經·南山經》）。鳳凰是預示國泰民安、幸福美好的祥瑞，也是仁民愛物的君子所喜愛歌詠運用的文學意象。相傳文王時鳳鳴岐山，乃有周室八百年興昌之兆，鳳凰也因此成為聖君、明君的象徵，鳳凰的出現，也意味著君臣和合、百姓安樂。「開口吟鳳皇」時的杜甫，彼時也許還沒有高遠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稷契理想，但終其一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得意時言「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失意時嘆「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北風》）；老病交加時感「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皇」（《入衡州》），無論人生處於何種境況，鳳凰都是杜甫想致君堯舜、有所事功的君子理想的寄託。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至死不忘憂黎民的詩人，終其一生都只能以「野老」自居，真正踏上政治舞台的日子屈指可數。但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杜甫都始終保持著渴望君臣遇合的君子理想。在杜詩中出現最多的古人形象是諸葛亮，在《蜀相》《詠懷古迹五首》《武侯廟》《八陣圖》《古柏行》等詩作中出現了30多次，並且很多詩都是單獨為他寫的。諸葛亮以智慧著稱於世，但杜甫所稱許的卻不是他的巧算和機謀，而是其與劉備君臣遇合的幸運機遇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守臣德行，對他的反覆吟詠諸寄託了杜甫致君堯舜、竊比稷契的君子理想，既是托古抒懷，也是自我激勵。
如同李白以大鵬意象代表了謫仙人一飛衝天、無所羈絆的自由情懷，杜甫喜用鳳凰意象也是其仁民愛物的君子思想的象徵，其本質是以人為本的君子情懷。以人為本，是儒家思想的邏輯起點和理論支點，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孟子曰「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正是這種仁者情懷，使杜甫對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體察入微。杜甫客居夔州時，有位老婦常在他門前打棗，後來草堂被一個吳姓晚輩親戚借用，這位新房主就在庭院中築起了籬笆。看到這圈嚴整而又隔絕的籬笆，杜甫殷殷切切地寫下了《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詩人甚至注意到，那無助的老婦人來打棗時，其實是充滿無奈、慚愧和恐懼的。正是這種君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將心比心的細膩與體貼，使杜甫的詩歌總是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新婚即別的夫婦，老無所依的征夫，顛沛流離的百姓，音信杳無的親人，面對普通人的命運，杜甫的君子之心是那麼柔軟；而對長安水邊的麗人，對那些泡著溫泉品著駝羹的權貴，杜甫的君子之心則是無比的激憤：「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甫的君子之心不是小人儒的為己，不是鄉愿儒的附勢，而是君子儒的大庇天下蒼生。
杜甫的詩作中總是流淌著讓人敬佩和感動的君子情懷：在雨腳如麻、屋漏難眠的夜裡，他盼望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巨大哀痛中，他想到是「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自己受祖父的蔭護，無須繳租稅無須服兵役尚且如此困苦，那些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該是如何凄涼呢？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盧世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杜詩鏡銓·卷四》）倘使不糾結於「忠」這個概念，是否可以說讀杜詩如果不能夠被其中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君子情懷所感動，其人必不是君子呢？
儒家的君子形象最令人動容的，還是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道德操守。孔子周遊列國，累累若喪家之犬，卻自信天生德於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從未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的人生更是「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雖然預知「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人生結局，也從未放棄對君子人格的堅守。「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意識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現。杜甫的自省精神甚至是求全責備的，面對自己身上所負的任何一個社會角色，他都會陷入沉痛的自責：幼子餓死，他說「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家徒四壁，他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自己身陷囹圄無法搭救落難的朋友，他說「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戰亂頻仍，國事衰蔽，他說「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題省中院壁》）。真誠的自我批評既需要正視自我的勇氣，也需要見賢思齊的情懷，杜甫的這種自省意識，是儒家君子不憂不懼的立身之本，也是君子人格的美德之一。
在杜甫的詩歌中，這種待人以忠，待事以敬的精神集中體現在忠君愛國的情感和現實的選擇。公元756年6月，安祿山的叛軍攻破潼關，同年8月，剛任微末官職的杜甫隻身投奔唐肅宗的行在靈武，不幸被叛軍捉拿帶往長安。叛軍在長安建立了偽政府，很多唐朝的高官如宰相、駙馬等被迫於此任職，這份名單里也有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王維。
此時此刻的杜甫卻做了完全不同的選擇，也許是因為兵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官職太小沒有引起偽政府的注意，8個月後，杜甫成功逃出長安，九死一生地來到了肅宗的行在鳳翔。他在詩中記下了君臣相逢的情景：「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述懷一首》）只要對中國古代生活、古代人物、古代文化能夠具有歷史的眼光、時代的意識和同情的心態，那麼，無論什麼時候，讀到這樣的詩句，都會對眼前這幅山河飄零、國運頹敗中的君臣重逢畫面而感慨萬千，心存敬意的，這敬意不僅來自杜詩圓融的藝術手法，更是來自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標識和價值準則的君子人格。
來源：《光明日報》（ 2018年06月04日 13版）
原標題：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詩歌中的君子情懷
作者：趙玉敏（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