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為父報仇的殺人犯？唐朝的韓愈給出了完美解釋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九月，大唐發生了一件頗為棘手的殺人案。富平人梁悅為父報仇，殺死了秦杲，然後主動前往縣衙請求治罪。

當地縣令經過審理後，無法做出判決，遂上報給刺史，刺史又彙報給了大理寺和刑部，還是爭議不斷，最終送到了唐憲宗那裡，唐憲宗下敕書道：

「有關復仇的規定，若按照《禮記》的說法，在道理上殺父是不共戴天之仇，但若引證法律條文，殺人的人就應當處以死刑。

禮教和法令兩項，都是帝王實行教化的重大依據，既然存在著如此大的區別，固然應當通過辯論商量明白，應該讓尚書省召集有關人員討論，再予上奏。」

於是，尚書省集結了所有與之有關的人員，包括刑部、禮部、大理寺、御史台，以及翰林院、國子監等部門的官員、學士一起討論。職方員外郎韓愈認為：

「刑律中沒有關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條文，並不是因為遺漏。而是若不允許為父報仇，便傷害了孝子的心，違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訓；若允許為父報仇，人們便會憑藉法令擅自殺人，從而無法禁止此類事情的發生。

所以聖人在經書里將此中的含義反覆強調，而在法律中將此類條文深深隱沒，用意是讓執法的官吏一概本著法令裁決，而讓尊奉經學的人士得以援引經典加以議論。

應當將所規定的此項制度表述為：『凡是為父親報仇的人，事情被舉報後，應當一律申報尚書省，由尚書省召集有關人員共同審理，斟酌合理的情由，做出應有的處治。』這樣，經書和刑律便不會失去原有的意義。」

參加討論的人紛紛同意韓愈的看法，並上奏給唐憲宗。最後，唐憲宗頒布敕令判決如下：「對梁悅處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這件案子看起來雖然很小，但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後世也多採用韓愈的處理方案，有點類似於西方陪審團的做法，先用法律衡量，最後用道德、習俗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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