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民間謠言的幕府和清廷

原標題：面對民間謠言的幕府和清廷

日本木刻版畫中的佩里（居中）和其他高階海員

【城南舊事】

民族學研究表明，對「陌生者」的妖魔化，甚至將其描繪、想像成為「食人者」，不說是近代之前各民族初次相遇時的共性，至少也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1853年7月8日，四艘巨大的美國「黑船」突然出現在鎖國已久的日本江戶灣（今東京灣）水面，停泊在浦賀港，要求日本開國，然後離去。半年後，1854年2月11日，七艘體量更大、炮火更強美國軍艦再次來到日本江戶灣水面，落實半年前提出的開國要求。由於進行了複雜的談判、簽約，這次美國「黑船」停泊了二個多月，而且這次停泊地點是橫濱的金澤港，大大超過了對幕府來說是不可逾越的防線。時間長且距離海岸近，為日本民眾近距離觀察陌生的美國人，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

對強大的美國艦隊，日本幕府不敢造次，但也不能不防，只是水軍力量實在有限，不能不抽派當地老百姓的船和人，與水軍一同警戒黑船。最初氣氛有些緊張，但只兩三天就習慣了，他們與美軍相處甚恰。附近的百姓說決不能放過這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機會，遠處不少人也來親眼看一看黑船，想親自確認一下越傳越邪乎的傳聞。一些武士也非常好奇，便以「偵察」為名前來參觀。這種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確非尋常娛樂活動可以相比。一時間，紛紛參觀黑船，竟然形成了小小的「黑船熱」。

美國黑船停泊橫濱，橫濱市立大學校長、歷史學家加藤祐三教授或許因此對日本開國史、橫濱地方史深感興趣，對此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黑船異變：日本開國小史》對這一段歷史與地方史、與當地百姓的關係，作了深刻探討，找到一些當時人的回憶，披露了日本普通百姓與陌生者初次接觸的許多細節。

這些日本人與美國水兵不僅不敵對，甚至相處甚洽，有時還可以從美國艦隊那裡得到食物，得到煮雞蛋，還有「夾著牛肉或者豬肉的煎雞蛋」，「如果領取麵包的話，就一定要再領一份像臭頭油那樣的東西，這讓人一聞便反胃口」。後來知道，那像臭頭油一樣的東西叫黃油。領到「燒牛肉後，立即扔到海里」，在肚子非常餓的情況下，他們也不想吃這種東西。明治維新之前，牛在日本只作為耕作的役牛，完全沒有吃牛肉的習慣，所以才會在肚子非常餓的情況下也要將牛肉扔到海里。明治維新之後作為「文明」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才開始吃牛肉。今天日本的「和牛」已是世界公認的品質最優秀的良種肉牛之一，在日本被視為「國寶」，在西歐市場也價格昂貴。足見明治維新不僅是體制的變革，也是生活方式的變革。

只要美國軍艦上有人向他們招手，他們就乘小船爬到到軍艦上吃上一頓。美國士兵盛情好客，問他們吃這個嗎，吃那個嗎。他們「什麼也不懂，只顧點頭」。有時給他們吃餅乾，有時美國士兵還勸他們喝玻璃杯里「紅黑色的水」。他們嚇得魂飛魄散：「哎喲，我們的臉色都變了。這肯定是人血。美國人不僅用它來染布匹，還把它當做飲料。想到這裡，我們趕快離開了軍艦。」第二天早晨，他們忍不住又去吃了一頓：「我們暗自在想，美國人給我們吃這吃那，是不是打算殺死我們這些日本人呢？」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像人血一樣的東西叫葡萄酒。

如果幕府推波助瀾，美國人「喝人血」、「打算殺死日本人」這種想像很容易作為「事實」廣為傳播。但幕府早從十好幾年前中國鴉片戰爭知道了歐美的船堅炮利，這次更領教了美國軍艦的強大，全無以此發動、利用民情民心民意來抵抗美國的「叩關」之意，決定開國。反對幕府的維新力量打出的旗幟、口號是「尊王攘夷」，也沒有利用這種妖魔化想像作為推翻幕府、實現「攘夷」的民情民心民意。倒幕成功、明治維新開始後，明治維新的「大英雄」西鄉隆盛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尊王攘夷只不過是推翻幕府的一個借口，攘夷有助於鼓舞士氣。」說白了，倒幕派也主張開國，「攘夷」只不過是倒幕的一個借口。倒幕派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坂本龍馬，起初確是真誠攘夷，但不久就認清世界大勢與日本此時的險境，一變而為開國派的重要人物。幕府與倒幕派，雙方你死我活，都主張開國，也就都沒有利用這種民間對陌生的美國人的妖魔化想像、傳言。沒有官府或某種組織性推助，謠言傳播的範圍與作用，大多有限。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870年中國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此案興起，與官方煽動、利用謠言有直接關係。「天津教案」的興起當然不能無視近代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傳教活動引起的與中國官方、民間的利益和文化衝突這一基本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紳及一般民眾與洋人教會之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反洋教」一觸即發。在士大夫、官紳和一般民眾眼中，洋教自然是「異類」，有關其各種傳聞一直不斷。其實，早在列強還未侵華的明末，就有傳教士使用迷藥拐人，將人殺死後折割人的肢體、器官用以和葯的傳說。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魏源的《海國圖志》，也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製藥的內容。以後，這種傳聞越來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區發生疫病，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事實上，嬰兒的大量主要原因是育嬰堂收留了許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嬰孩。這時，謠言在天津迅速流傳，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等等。而天主堂墳地的死嬰又被草草淺埋，嬰兒屍體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百姓見了更是群情激憤，說這正是洋人迷拐兒童挖眼剖心的證據。各種謠言越來越多，越傳越廣，信之者越來越多，人們的憤怒越來越強烈。

在這種群情洶洶、情況已如險如炸藥桶一點即爆的情勢下，本應息事寧人的清政府卻火上澆油。迷拐販賣兒童向來就有，恰在此時，抓獲了兩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張光藻從外地趕回天津當晚對二犯提審，第二天便將二人處決，據天津府的告示說二人姓名為張拴、郭拐：「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是實，更重要的是這張告示強調：「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在處決犯人的告示中寫入並無實據的「風聞」，其真實意思卻是想強調「風聞」的「真實情」，客觀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寫明了民間傳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而「受人囑託」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會。由於官府正式肯定了原來的傳言，有關傳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間捉拿之風陡盛。此時，天津百姓已經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圍，憤怒地發表各種言論。就在這時，民眾又拿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經天津府嚴審，武某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葯為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給。雖未經核實，但消息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確信其真，群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教民與普通民眾不僅口角相爭，而且拋磚毆打。

衝突迅速成為民變，憤怒的數百圍觀百姓當即打死了法國領事豐大業（Fontanier,　Henri　Victor）及其隨從，又沖入法國教堂，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二十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僱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開始以官府告示向民眾指明教堂迷拐兒童、剜眼剖心製藥，蓋因朝中勢力頗大的「頑固派」向來主張利用民意來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變」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親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開發表議論，主張：「設法激勵鄉紳，激勵眾民，賢者示以皇恩，愚者動以財貨，焚其教堂，擄其洋貨，殺其洋商，沉其貨船。」如果外國使館人員向清政府控告、請求保護，清政府應「以查辦為詞以緩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搶劫洋貨，任其自分，官不過問」。他認為，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天津地方官才敢推波助瀾、火上澆油。

「天津教案」發生後，頑固派認為民眾為保衛官員而殺洋人，說明「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機會，把京城的「夷館」盡毀，京城的「夷酋」盡戮。著名的頑固派代表、內閣學士宋晉奏稱育嬰堂「有罈裝幼孩眼睛」，連慈禧太后也相信了這種謠言，向負責處理此事的直隸總督曾國藩下諭道：「百姓毀堂，得人眼人心」。

曾國藩到天津後，經過一番認真堪查，確認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清政府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腌制的洋蔥。此時曾國藩也即清政府面臨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的民眾根本不相信這一結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並以出動兵艦相威脅。

對民眾，曾國藩在《諭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讚揚「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後，又針對他們在沒有「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情況下「徒憑紛紛謠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誡說：「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最終按朝廷的旨意息事寧人，不與法國衝突，按法方提出的緝拿兇手的要求，匆匆忙忙「緝拿」了20名「兇手」判決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實，其中有些是已判決死刑的囚犯，有些則並無確證。這種不講證據的「一命抵一命」的作法，激起全國輿論的憤怒，曾國藩一時為千夫所指。

「天津教案」使曾國藩從「中興名臣」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成為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協助曾國藩處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擊，被罵為「丁鬼奴」。以曾的位之高權之重，而對他的輿論攻擊的形成卻如此迅速如此激烈，確實異常，實屬罕見，背景非常複雜。從鎮壓太平天國起到天津教案前，曾國藩的威望如日中天，幾成「完人」。一個漢族官員曾有震主之功，現在仍手握重兵、執掌京畿重地，且深具道德威望，清廷在不能不使用他的同時又認為他是自己的潛威脅，特別是與恭親王奕訢爭權的醇親王奕譞，認為曾是「恭黨」，因此對曾國藩的攻擊不遺餘力，必欲除之而後快。他是此次「倒曾」的真正推手，全國輿論其實是受他的操控。在萬眾唾罵之中，曾國藩被免去直隸總督再回江南，趕出畿輔要地。威信掃地的曾國藩因天津教案備受打擊，心情抑鬱，一年多後就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天津教案」的處理雖然由曾國藩承擔罪名，但畢竟朝廷才是最後決策者，清政府的威望也備受打擊。天津教案說明，面對謠言，政府一定要儘快澄清事實，不能認為某些民間謠言有利於己就任其泛濫，更不能推波助瀾；政府官員之間的利益、觀點經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別想利用「民意」達到自己的目的，最後很可能失控，給政府、社會、民眾都帶來災難性後果。在「天津教案」中，如果官員、朝廷一開始就澄清謠傳，而不是縱容、默許甚至煽動由謠傳引起的民眾憤怒情緒，事態很難發展到這種失控地步。

日本開國之初與中國國門洞開三十年後官府對待民間謠言的不同態度，一定程度預示了兩國的不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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