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莫言、余華等幾代作家的文字，還會影響今天看10W+長大的一代嗎？

轉自中信出版集團（ID：citicpub）

有一本文學刊物，對中國文壇影響深遠。如果要列舉讀過它的作家，那會是一份長長的長長的名單，冰心，巴金，艾青，莫言，鐵凝……都在其中。

它就是《世界文學》。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來自世界文學雜誌的主編。曾經影響過莫言、余華等幾代中國作家的文字，還會影響今天看10W+長大的一代嗎？

01空氣中的召喚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楊樂雲先生已在《世界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個年頭，臨近退休，開始物色接班人。

當時，我還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算是個准文學青年。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不愛上文學，在我看來，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通過文字、印象和長時間的通信，楊先生確定了我對文學的熱情，問我畢業後是否願意到《世界文學》工作。

「愛文學的話，到《世界文學》來工作，最好不過了，」她說。那一刻，我彷彿聽到了空氣中的召喚。

從小就在鄰居家裡見過《世界文學》，三十二開，書的樣子，不同於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圖。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魯迅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創辦的《譯文》。

解放後，魯迅先生創辦《譯文》時的戰友茅盾先生在北京與其說創辦，不如說又恢復了《譯文》，後來才更名為《世界文學》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索性稱它為魯迅和茅盾的雜誌。

不少名作都是在這份雜誌上首先讀到的。我所景仰的馮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羨林先生、樓適夷先生、戈寶權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學前輩都是《世界文學》的編委。於我，它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

我當然願意。

「你還是多考慮考慮。這將是一條清貧而又寂寞的道路。」

楊先生建議，臉上露出嚴肅的神色。為讓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學》，也讓我感受一下編輯部的氛圍，楊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學》實習。

1983年7月，我從西郊坐了好幾趟公交車，來到建國門內大街5號，第一次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第一次來到《世界文學》編輯部。

在過道里，正好遇見從小隔間出來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顏料的工裝服，一副藝術家大大咧咧的樣子，握手的剎那，突然大聲地對我說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別來《世界文學》。」

02那個年代的編輯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個年代，當編輯，就意味著為他人做嫁衣。編輯部的不少前輩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

幾乎所有時間，他們都在閱讀原著，尋找線索，挖掘選題，尋覓並培養譯者。

我和楊先生接觸最多，發現她做起編輯來，認真，較勁，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會為了幾句話，幾個詞，而把譯者請來，或者親自去找譯者，逐字逐句對照原文，討論，琢磨，推敲，反反覆復。

有時，一天得給譯作者打無數個電話。那時，用的還是老式電話，號碼需要一個一個轉著撥。同事們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撥腫了，貼上膠布，還在繼續撥，看得馮秀娟老師直心疼，在一旁連連說：「老楊，歇會兒，快歇會兒。」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楊樂雲、蘇杭等前輩都既是出色的編輯，又是優秀的作家、譯家或畫家。但他們大多只是在退休後才真正開始投入於翻譯和寫作，主要文學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後取得的。

高莽先生一邊照料病中的母親和妻子，一邊譯出和寫出那麼多文學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譯五六百字，堅持不懈，日積月累，譯出了福克納和門羅的好幾部小說。楊樂雲先生在耄耋之年還在苦苦翻譯赫拉巴爾赫塞弗爾特，孤獨，卻不寂寞。

許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輩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該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麼苦那麼累？

「沒有辦法，就是因為喜歡文學」，楊先生有一回對我說。

文學照亮了他們的內心。因此，他們都是內心有光的可愛的人。

瞧，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編輯。

03從「偉大的蓋茨比」到「了不起的蓋茨比」

在編輯塞弗爾特的回憶錄時，光是標題就頗費了楊先生一些功夫。

起初，譯者譯成《世界這般美麗》。先生覺得太一般了，沒有韻味。又有人建議譯成《江山如此多嬌》。先生覺得太中國了，不像翻譯作品。最後，先生同高莽、蘇杭等人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將標題定為《世界美如斯》。

世界美如斯，多麼典雅而又韻致，彌散出藝術氣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學作品的氣質。

先生告訴我，菲茨傑拉德的著名中篇《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是《世界文學》首發的，譯者最初將標題譯為「偉大的蓋茨比」。

研讀作品後，李文俊先生覺得這一譯法尚不到位，用「偉大的」來形容小說中的主人公蓋茨比顯然不恰當。「great」在英語里實際上有眾多含義，既有「偉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厲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義。而用「了不起」來形容蓋茨比恐怕最為貼切。

於是，中國讀者就通過《世界文學》讀到了《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漢語譯著。

為幾句話幾個詞而費盡心血，這樣的編輯，如今，不多見了。說實在的，當時，前輩們的這種認真勁兒既讓我欽佩，同時又有點把我嚇著了。當文學編輯，同讀文學作品，絕對是兩回事。文學閱讀是單純的、愉悅的。而文學編輯卻是複雜的、勞苦的。

04彷彿在開聯合國會議

八十年代，編輯部人才濟濟，最多時共有各語種編輯近三十人，分為蘇東組、英美組、西方組、東方組和秘書組，每周一必開例會，先是主編高莽、副主編李文俊、編輯部主任馮秀娟和蘇杭、鄭啟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組長碰頭，隨後再招呼全體編輯開會，主要討論選題、組稿和發稿。

各語種編輯在介紹選題時都會自然而然地夾雜一些外語，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這時，你就會聽到英語、法語、俄語、德語、日語、朝鮮語、阿拉伯語、捷克語和羅馬尼亞語先後響起，此起彼伏，十分熱鬧。

頭一回參加這樣的會議時，我不由得產生了一縷幻覺：彷彿在開聯合國會議。某種意義上，《世界文學》就是一個文學聯合國。

（七八十年代的《世界文學》）

有意思的是，每位編輯受專業影響，舉止和行文上都會多多少少表現出不同的風格。

總體而言，學俄語的，豪邁，率真，稍顯固執；學英語的，幽默，機智，講究情調；學法語的，開明，隨和，不拘小節；學德語的，嚴謹，務實，有點沉悶；學日語的，精細，禮貌，注重自我……

學俄語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個典型。學英語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當聚會結束，總會主動幫女士從衣架上取下風衣或大衣，將衣服打開，雙手捧著，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後來當上主編後照樣如此，極具紳士風度。

學法語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後成為《世界文學》主編，他總是那麼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從未見過他計較什麼，平時特別關照年輕編輯。

記得有一次，幾位前輩在為我們幾位年輕編輯講述編輯工作的意義。高莽先生以一貫的豪邁說：「馬克思當過編輯，恩格斯當過編輯，列寧當過編輯，李大釗當過編輯，毛澤東當過編輯，周恩來當過編輯，歷史上無數的偉人都當過編輯……」

正說得激動時，李文俊先生輕輕插了一句：「可是，他們後來都不當了。」會議氣氛頓時變得輕鬆和活潑。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著大夥哈哈大笑。事實上，正是這些不同和差異構成了編輯部的多元、坦誠和豐富，一種特別迷人的氣氛。

05編輯應該是美食家

每逢節日將臨，編輯部先是開會，然後就是會餐，算是過節。

這一傳統還是茅盾先生當主編時形成的。先生當時擔任文化部長，兼任《世界文學》主編，公務繁忙，偶爾會來編輯部開會。每次會後都會餐敘。

《世界文學》出了好幾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絕對是美食家。編輯部老主任庄壽慈也是。還有李文俊、張佩芬、嚴永興諸位先生。

高莽先生獨愛北京烤鴨，常常說：「發明烤鴨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李文俊先生時常回憶起庄壽慈先生家做的獅子頭：「實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時打我嘴巴，我也不會鬆口的！」楊樂雲、嚴永興、庄嘉寧等前輩還有製作美食的才華。

李文俊先生甚至開玩笑道：「來《世界文學》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邏輯是：熱愛美食，就是熱愛生活，而熱愛生活，才有可能熱愛文學。

06讀《世界文學》的作家

詩人沈葦在一次研討會上說：「我願意把中國作家分成兩類：一類是讀《世界文學》的作家；一類是不讀《世界文學》的作家。」

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學》完全可以成為衡量一個作家水準的坐標。

讀《世界文學》的作家是一份長長的長長的名單：冰心，巴金，艾青，施存蜇，鄭敏，徐遲，邵燕祥，鄒荻帆，袁可嘉，王蒙，劉心武，陳忠實，賈平凹，北島，林希，田中禾，莫言，鐵凝，吉狄馬加，陳眾議，樓肇明，張瑋，南翔，馮驥才，趙玫，于堅，陳超，唐曉渡，王家新，閻連科，潞潞，余華，蘇童，宗仁發，西川，殘雪，馬原，葦岸，刁斗，鬱郁，劉恪，陳東東，寧肯，車前子，畢飛宇，海子，寒煙，阿乙，止庵，沈葦，邱華棟，龐培，東西，汪劍釗，梁曉明，程巍，汗漫，小海，藍藍，樹才，趙荔紅，黃禮孩，魯敏，沈念，田耳，李浩，黑陶，郭建強，鍾立風，黃土路……

其中，絕大多數既是《世界文學》的讀者，又是《世界文學》的作者或譯者。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家，還有部分音樂人也是《世界文學》的忠實讀者。

著名音樂人李健兩年前曾發微博感嘆，慶幸這個時代還有這樣的雜誌，並直言：「文學教給了我所有的事，包括音樂。」 音樂人鍾立風更是忠實粉絲：「是音樂和文學完成了我的呼吸：字吸，歌呼。……尤其是當我走進《世界文學》時，一句詩歌里的隱喻，一篇小說里的奇異幻想，甚至某位作者文筆之外的一個暗示……..都會使我找到一個新的和弦和節律調性。」

（李健在微博上推薦《世界文學》雜誌）

07通往更開闊的眼界

中國作家獨愛《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外在和內在的原因。自創刊起，《譯文》以及後來的《世界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新中國唯一一家專門譯介外國文學的雜誌。

唯一，本身就構成一種絕對的優勢，因為讀者別無選擇。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透過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國讀者第一次讀到了眾多優秀的外國作家。

可以想像，當《譯文》以及後來的《世界文學》將密茨凱維奇、莎士比亞、惠特曼、布萊克、波德萊爾、肖洛霍夫、希門內斯，茨威格、哈謝克、福克納、泰戈爾、杜倫馬特、艾特瑪托夫、皮蘭德婁等等世界傑出的小說家和詩人用漢語呈現出來時，會在中國讀者心中造成怎樣的衝擊和感動。

同樣可以想像，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人們剛剛經歷荒蕪和荒誕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學》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爾、海明威、莫拉維亞、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亞、博爾赫斯、科塔薩爾、亞馬多、霍桑、辛格、馮尼格等文學大師時，會感到多麼的驚喜，多麼的打開眼界。

時隔那麼多年，北島、多多、柏樺、鬱郁等詩人依然會想起第一次讀到陳敬容譯的波德萊爾詩歌時的激動；莫言、馬原、閻連科、寧肯等小說家依然會想起第一次讀到李文俊譯的卡夫卡《變形記》時的震撼。

08種子的志向

我一直在想：什麼是理想的文學刊物？

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讓讀者感受到從容、寧靜和緩慢的美好，應該能成為某種布羅茨基所說的「替代現實」。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有挖掘和發見能力，應該不斷地給讀者奉獻一些難忘的甚至刻骨銘心的作品，一些已經成為經典，或即將成為經典的作品。

卡爾維諾在談論經典時，說過一段同樣經典的話：「這種作品有一種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記，卻把種子留在我們身上。」

不禁想起作家和學者程巍的評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終結』的時代……我們的世界和生活是殘缺的，是卑微的，而我們並沒有停止去夢想一個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種更尊嚴、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學》依然與這一事業息息相關。

「世界」是它的視域，而「文學」是它的立場。」

也自然而然地記得散文家趙荔紅對《世界文學》的祝願：「世界多變而恆永，文學孤獨卻自由」。重溫這些文字時，我感到鼓舞，同時也感到惶恐。

惶恐，而又孤獨。置於語言之中的孤獨。置於文學之中的孤獨。喧囂之中的孤獨。突然起風之時的孤獨。告別和迎接之際的孤獨。「誰這時孤獨 / 就永遠孤獨」。

（改版後的世界文學）

在孤獨中，將目光投向一排排的《世界文學》。六十五年，三百八十期，日積月累，《世界文學》譯介過的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實在難以計數。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

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譯者和編輯的心血和足跡。林子里的每棵樹都有無數雙眼睛。它們一定在望著我們。一步，一步，溫暖而神聖的孤獨。一步，一步，即便困難重重，我們也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當做新的開端。

誰讓我們是《世界文學》人呢。

世界文學雜誌的主編 高興

2018年7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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