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盛世秋聲

最新 08-25

秋天到了，歐陽子嘗賦秋聲，我也講一段秋聲的故事。

一、

現在我們講清代史，基本上采西方觀點，把道光廿年鴉片戰爭看成是中國參與世界史的轉折點。之前是太平盛世，盛夏的酣睡；之後被射門的暴客驚醒，才發現已是遍地秋聲，外患侵尋。之前是保守的封建帝國，之後是面臨西方挑戰而逐步面向世界，邁入現代。

其實這個框架全是錯的，雖然它炮製了無數教科書、學位論文、專著、學會、影視節目。

首先，清代康雍乾嘉道，就不是「盛世」。

順治時期仍屬於打江山階段，各地反抗不斷。江山打下來以後，亦文字獄不斷。文字獄不斷，即顯示了內部的不安，滿漢畛域未消。

康熙朝繼續在打仗，直到台灣收入版圖、三藩底平，還有白蓮教天地會在各處不斷起事。

乾隆皇帝號稱「十全武功」，說穿了也還是老在打仗，武力還能鎮壓住內部矛盾而已。大小金川之亂，由十二年打到四十一年；回部之變，由廿年打至廿六年，朝廷其實已經焦頭爛額。稍平緩，又有朱一貴、林爽文之變。新疆的事就更不用說了，從康熙打到乾隆。

迄嘉慶，元年到九年，就有川楚白蓮教亂。十八年，天理教甚至攻入北京。

南方則海盜蔡牽縱橫台灣、閩、廣、浙江水域，由乾隆五九年鬧到嘉慶十四年。

宣宗道光期間又有太平天國。

咸豐以後，則是捻亂（同治四到七年）、雲南回變（咸豐六年到同治十二年）、新疆之亂（同治三年到光緒二年）。

這些犖犖大者之外，民變教亂可謂層出不窮。

看看這些，就明白「盛世」的真相。社會內部種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宗教矛盾、漢學宋學的學派矛盾，五毒俱發，都很激烈。

古話說得好：「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內部之問題已如此嚴峻了，一般人卻還沈醉在太平盛世的想像中，文恬武嬉，焉得不漸漸土崩瓦解？外患儻來，又焉能抵擋？

換言之，清代後來之衰，根子原在「盛時」。而衰亦不由鎖國之故，或因西方侵略故衰，基本上是內部矛盾擴大使然。

說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閉關鎖國，更是荒唐。

明清兩代，中國乃世上超級貿易大國，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全球流入白銀共達十二億兩。僅乾隆中期，每年從西班牙流入的銀元就多達五百萬，這叫鎖國嗎？

白銀之所以流入中國，是因中國商品遍及世界。通過大航海，明代更是老早就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貢體系。這個體系非常重要，它以琉球、菲律賓等為中轉站，硫磺、白銀、馬匹等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中國的商品也因此走向西方。因此整個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歐洲人絕不能獨居其功。

二、

進一步看，以道光廿年（1840）鴉片戰爭為近代史之開端，把清朝劃為前後兩期，更是問題重重。

像所謂經世型文人，影響晚清乃至維新革命的包世臣、龔自珍、魏源，其實感時憂國之活動多在鴉片戰爭以前。

龔生於一七九二年，到道光廿年之前一年，《己亥雜詩》315首都已經寫完了；道光廿年之後一年，他就死了。所以根本不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人物。

另一位所謂經世之學的大將：魏源（1794-1857），早在道光六年就編好了《皇朝經世文編》。後來再編《聖武紀》《海國圖志》等，不過是此事之繼聲而已。足證經世之學，上繼晚明清初的可能性，遠大於受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衝擊之刺激。

魏源是在各本近代史著中都被列名為變法派的代表人物。或稱他是地主階級改革派，強調變古。

可是他到底變了什麼呢？

《海國圖志》固然是「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但他說得明明白白：「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什麼才是兵本？就是人心。所以他引「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主張覺人心、起人才。

《皇朝經世文編．序》的第一句話也如此說：「事必本夫心」。因為人心人才最重要，所以法不法古，實屬枝末。〈默觚?治篇四〉講得更清楚：「秦以盡壞古制敗，莽以勦襲古制敗，何其異軌亦同歸耶？秦之暴，不封建亡，即封建亦亡。詩曰：枝棄未有害，本實先撥」。人心是本，法是枝葉，故〈皇朝經世文編序〉在「事必本夫心」底下，立刻接著說：「法必本於人」。變不變法，豈是重點？

而且不能輕易變法：「君子不輕為變法之議」（治篇四）。縱使要變，也須掌握這個原則：「今必本夫古」，應該法古。

復古的他，哪裡是如現今史家所描述的那樣，是一位主張盡變古法的人呢？而後來清朝的崩潰，主要也正是人心垮了，變什麼制度，大家都不信、也不支持了。

因此，采斷裂歷史觀，把清代劃為前後兩段，並把後面這一段視為進入資本主義之近代或現代，強調其具有現代性，只是意識型態的構作。反證到處都有，可嘆被成見糊了眼的人看不見而已。

以詞為例。近人都說，乾嘉是浙派，以後，常州取而代之，這就是變。實則張惠言（1761-1802）卒於嘉慶七年，本就是乾嘉詞壇一份子。

而道光以後，浙派卻跟以前同樣活躍。王嘉祿於道光二年編《吳中七家詞》都屬浙派。七家之中，戈載最重要，除作有《詞林正韻》外，於道光十年編成《宋七家詞選》，闡發詞應雅正，且以南宋為依歸之旨。

因此，若以為道光以後詞壇即一變而為常州天下，顯非事實。

事實是：浙派雖興起略早，衰弱卻遲。常州起於乾嘉，道光中聲勢漸盛，但張惠言外甥董士錫、外孫董毅、門人宋翔鳳便都有參會浙派之處。

風氣是會有些變化，凡事都不可能一成不變。然而這種變化並不能想像為常州取代了浙派，而是乾嘉之浙派常州派後來逐漸參伍交錯，激蕩互動而形成新局面的。這個新局面，與鴉片戰爭、外國勢力並沒什麼太大或太直接的關係。

由這些事例，我們就當知文學史思想史不應亂附會近代外交史、西力東漸史、世界資本主義擴張史等框架，把清代分為鴉片戰爭之前與之後。許多狀況，乃延續性的發展；許多「晚清現象」，或非晩清才有，或非遭逢西力東漸而有，乃踵事增華而來。就是變，也常不自道光廿年始變，更多不因西力東漸而變，文學本身或中國社會內部許多因素相激而變，才是主要的。過去整個文學史述的主軸都搞錯了。

三、

接著，我要介紹嘉慶道光間，士人對「盛世」產生的結果有何判斷。

這種判斷是結合述游士之寒、論國步之艱、志社會之亂、記遊歷之感四方面，綜合併生於嘉道以後輿論界的。

他們主要關注以下幾點：一、官吏腐化、士氣已衰；二、學風不正；三、民變蠭起、盜賊橫行；四、治河、治漕、治鹽無功、財政日弊、社會日亂；五、農政不修，土地問題嚴重。

針對這些問題，他們也設想了一些改造之道，這些改革的思路，逐漸鑄就後來中興、變法、維新革命等思潮與行動：

（一）官吏腐化，士氣已衰。

龔自珍說：「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後，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惰，京師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西域置行省議）。

又說當時：「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京師醜類窳呰，詐偽不才，是輦是任，是以為生資」，以致整個國家「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尊隱）。

士之入仕，本以行道；但入仕之後，為利祿權勢所劫，「官愈久，則氣愈媮；望俞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非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明良論）。

故經世之道，首先就要對士階層本身之腐化提出反省，重振古士大夫之精神。嘉道以後，士風漸振勵激昂，荷負之責，重於乾嘉，即由於此。

新一代的大臣，如曾國藩等就是以士道自勵的。清之所以能夠「中興」，關鍵在此，豈僅如近人所云是學洋人造輪船、用科技？

中興之後，終於未能成功，原因亦當由此索解，梁啟超說得好：「繼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羅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換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專獎勵一班只有才能而不講道德的人物。繼他而起的是袁項城，那就變本加厲，明日張膽的專提拔一種無人格的政客做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顧亭林《日知錄》批評東漢的名節數百年養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壞之而有餘，正是同出於一轍！」（北海談話記）

傳統的士節士風，經康雍干之摧抑，稍振衰於道咸同光。然經李鴻章以功名之念、現實之想轉移風氣，再變而為袁世凱，以後政界遂充斥著一批無人格的流氓，直至今日了。

（二）學風不正。

魏源〈都中吟〉曾批評乾嘉漢學家：「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又在《默觚下．治篇一》對於講宋學的、溺辭章的也同樣抨擊，說：「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為俗物，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於俗吏。托玄虛之理，以政事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無用亦同於異端。彼錢穀簿書不可以言學問矣，浮藻餖飣可為聖學乎？」。

又諷刺文人士大夫：「小楷書，八韻詩，青紫拾芥驚童兒。書小楷、詩八韻，將相文武從此進。……從此掌絲綸，從此馳鞀鐸，官不翰林不謚文，官不翰林不入閣。從此考樞密，從此列諫官，盡憑針管綉鴛鴦……」。

漢學考證、宋學義理、文學詞章均不可恃，那麼該改而提倡哪一種學風才能應付時局呢？用「經世」來概括並不準確，魏源等人所主張的乃是綜合辭章、義理、考據、經濟之學：「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漢典章制度，此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劉禮部遺書序）。

對學風的批判，乃士對本身士風反省之一環。由於龔魏諸君頗張公羊今文家之說，因此清代後期學術常被形容為公羊今文學大盛之局。

但我要提醒諸位：用今文公羊學來概括也是不準確的。常州學派本身就是經術、政事、文章之綜合，故龔自珍〈常州高才篇〉云：「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談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近日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

而常州今文學派又不過是道咸以後之一支，古文經學的傳承同樣未斷，至孫詒讓、俞樾、章炳麟、劉師培，又何嘗不是合經術、政事、文章為一？

曾國藩所代表的一路，號稱湘鄉派，根柢則在宋學。咸豐八年五月三十與弟書：「如有《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可買者，望買之。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為根柢，如兩通（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兩衍義及本朝兩通（徐幹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皆萃六經諸史之精、賅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即為有本有末之學」。湘鄉之文，出於桐城。試看此說，便知他也是合政事、文章、經義為一的。

（三）社會矛盾，民變蠭起。

清代之滿漢矛盾，是深刻而不斷的，最終也亡於滿漢衝突。

可是種族矛盾、思想矛盾還不只滿漢之爭而已。從乾隆六十年湘貴苗民起事算起，中經川陝各省白蓮教亂，嘉慶間河南河北山東天理教起事，道光六年新疆回變、道光十年湖南瑤民起事、咸豐元年太平天國……等，直到清亡，民變是不斷的。

所謂義和團，實即這類民變團體之聚和。政府本擬剿滅之，忽轉而欲藉其力以禦敵，遂滋糜爛。仲芳氏《庚子記事》、楊典誥《庚子大事記》等都提到義和團在京搜捕白蓮教徒之事，可見其初只是民間相互傾軋之教團，後又欲以此技倆對付洋教而已。

漢人文士對異教異種族之民變，基本是不認同的。近代史論往往從階級角度批評封建士大夫有思想局限，故不支持農民起義。殊不知此類民變，主要性質，一為種族矛盾，如苗、回、瑤之起事；一為宗教衝突，如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均為教民起事，而非農民起義；三為因吏治不彰而坐大之盜匪，倚山傍水，劫掠以謀衣食。不論哪一種，士人都不可能支持，只能因其事而志其哀。

如太平天國，有江湜〈哀流民〉、金和〈原盜〉〈痛定十三首〉、王拯〈書憤〉、王闓運〈獨行謠〉、曾國藩〈次韻和何廉昉太守感懷十六首〉等一大批感時哀事之作，論者或雲其「哀語使人不歡，危語使人毛戴」（譚獻論江氏）；或自稱是秋蟪吟館之什（金氏），總之是哀苦的。其寫法則往往采長篇或組詩型態，敘事手法且近於史傳和小說。

（四）河、漕、鹽、農等內政窳劣。

河、漕、鹽，皆清嘉道咸以後之沈痾，迄未解決，從包世臣到《老殘遊記》對此均有反映。

包氏文集含《管情三義》與《齊民四術》，前者收詩詞賦，後者談農、禮、刑、兵。另外他還有《籌河芻言》，論漕、論鹽法、論西北水利等。

劉鶚以治河自負，結果不得施用，徒存壯志於《老殘遊記》中，足當象徵。

近代文學史述，只曉得講一些抗英抗夷的詩文，對這類刻劃內部社會問題的作品卻著墨甚少。其實這類作品數量既多，質量也甚佳，如魯一同、鄭珍、姚燮許多詩都很可觀，不可忽視。

（五）農政不修，土地問題嚴重

農政不修，更是膏肓之疾。包世臣論農學、龔自珍倡「農宗」，均由於此。後來從太平天國的田畝制度改革，到孫中山、毛澤東，土地問題、農民問題都仍是治亂盛衰之關鍵。至今，三農、住房、土地分配、戶籍管理、「富者田連阡陌而窮者無立錐之地」等問題，也依舊未能解決。

從中西交通史的角度看，會以未能積極發展「商戰」，進行物質理財救國（康有為一本著作名）為中國衰敗之原因。只有深入中國問題內部，才能明白龔自珍倡「農宗」、羅振玉辦農學會、章太炎以農民為十六種階級之首等等這個脈絡才真正切中了要害。

三、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這些議論，充分顯示「厲害了我的康干盛世」只是個空架子，內部五毒俱生，故知識分子已有哀蟬之鳴。

而後來外國人來欺凌，捅破了空架子，也是必然的，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秋聲大作之代表，便是《庚子秋詞》。這是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在八國聯軍佔據北京，困居無奈中以詞抒懷之作。選調以六十字為限，選字、選韻以王鵬運之弟王維熙生前所贈的叢殘詩牌二百多頁所有字為限，相與唱和，全為小令，共三百十五首。

其中如王鵬運〈鷓鴣天〉說：「無計消愁獨醉眠。倦看星斗鳳城邊。舊時勝賞迷游鹿，入夜秋聲雜斷猿。　空暗淡，漫流連。眼中不分此山川。何堪歌酒東華路，淚盡西風理斷弦」；朱祖謀〈西江月〉說：「待闕鴛鴦社散。移家燕子巢寒。傷春人在醉醒間。酒冷花飛人遠。　山枕一春無夢，水堂兩處憑闌。軸簾來與理琴弦，心剪東風俱亂」，讀之均有戚然之感。

同時此類作品還有許多，如鄭文焯賦楊柳二十六首、〈謁金門〉三解，每闋以「行不得」、「留不得」、「歸不得」發端，感慨亦同。

再過十一年，清朝也就亡了。

此去經年，又聞秋聲。淅瀝蕭颯，金鐵皆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