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戰之罪，何罪之有！」探秘抗戰空軍真實戰力之預警、指揮篇

「非戰之罪，何罪之有!」——探秘抗戰空軍真實戰力之一（預警、指揮篇）

從2016年起，台灣紀錄片《衝天》在大陸網路上廣泛流傳開始，關注抗戰空軍的熱潮就一浪高過一浪。然而很多公開發表的文章重在宣傳空軍的英勇抗戰精神和事迹，卻對空軍的其他方面少有介紹，每當說起空軍的失敗就只有一個結論：空軍的飛機不如日方。誠然，空軍是高技術軍種，飛機的性能優良固然重要，但其配套系統：人員訓練戰術、預警指揮系統、保養維護、後勤支援、場站設施、飲食待遇，等等更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筆者將對空軍在抗戰期間的戰力和表現作一個簡要介紹，僅供各位讀者參考。由於內容繁雜，篇幅字數有限，將分幾個系列不定期更新。

很多讀者可能會奇怪為什麼這個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不是講空軍飛機裝備，因為在筆者的心目中，預警指揮系統才是在抗戰中決定空戰勝負的最大因素。

中國的防空預警情報網始建於1934年秋的南京防空演習，由於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地面沒有一部雷達，為了方便對敵機進行監控預警，國民政府建立了大量的防空監視隊（哨）。

根據時任國民政府防空總監黃鎮球所著《首次防空節來談我國防空之創造作戰及演進》（1940年）記載：「到抗戰全面爆發時，全國共計成立有205個省防空監視隊、1345個防空監視哨、104個獨立防空監視哨。」這些監視哨人員攜帶通信工具配置在各大城市周圍100—250公里的地境，當日機飛臨時，情報人員就將飛機數量、飛行方向乃至機種逐次傳遞，以使預警區做好防空準備。然而，由於天氣、通信故障、人為判斷失誤等種種原因，防空預警不及時和誤報帶來的後果，讓中國空軍吃盡了苦頭。

1937年11月22日，日軍木更津航空隊11架96陸攻空襲我周家口機場，此時機場中正好有我第四大隊15架戰機準備在此轉場飛往南京參戰。由於戰前建設不利，機場連防空警報系統都沒有安裝，到日機快飛臨機場時，我方均無日機來襲的警示。直到午飯後，機場站長張明舜才向高志航緊急報告有空襲警報。高志航當即命令全部戰機火速強行起飛，然而他的伊-16-6戰機卻因發動機始終未能啟動，在日機的轟炸下不幸殉國。高志航的犧牲對中國空軍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如果當日防空預警來的及時準確，斷不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時任第三大隊飛行員的江秀英在多年後的回憶錄中更是以親身經歷，多次提及防空預警的重要性：「1940年1月8日下午3時許，敵偵察機一架來犯，敵機到永福縣上空時機場指揮部始得到情報，劉副司令命我起飛迎擊，當我起飛升空到1500公尺時，敵偵察機正由我機上空通過，其高度約3500公尺，敵機身是銀灰色的，在太陽光反射下，看得一清二楚，敵高我低，有2000公尺高度差，我無法攻擊它，只好眼巴巴的望著它從機場上空通過，停在機場上一大隊飛機，可能已被它拍照。

我降落後與巴布希針大隊長（註：蘇聯志願航空隊）一同去問劉副司令，為什麼敵機到了頭頂才知道？劉說現有的防空通訊，全是利用廣西省原有的鄉村有線電話傳送情報，一個縣一個縣傳送，有時電話還叫不通，那就無法及時了。巴大隊長再三強調，防空作戰的勝負，主要取決於情報是否來的及時，為有利於今後作戰，希望加強情報電訊工作…劉說今後儘力爭取情報快達。話雖如此，但情報並沒有什麼改進。」

「1月16日晨7時許，我們剛進入機場待機室，即聽到隆隆的機聲，根據以往的經驗，無疑這是敵轟炸機群的聲音，我們衝出待機室，即見敵94式轟炸機14架如一群大雁，整齊的人字隊形，從機場西南側空間進入…那天各機正在加油，尚未推入機場，敵機利用拂曉偷襲，事前沒有得到情報，無法起飛迎擊，眼巴巴的看著幾十個炸彈落在停機地帶，大家都以為這幾十架飛機必然凶多吉少，航空站站長梁啟昌見到此情，深感責任重大，未等查明損失，就舉槍自殺。幸得他的勤務兵手快，在他身後見他拔槍，對著自己的太陽穴時即迅速托起他拿槍的手，因此子彈只擦破頭皮，救了他這條命。

敵機離去約20分鐘，機械長來報告，飛機全完好，無一受創，彈著點都離飛機有四五十尺遠，機械員也全部平安無事，實屬不幸中之萬幸。當時在場的幾十張像死人一樣驚呆了的面孔，頓時變成驚奇的微笑，劉副司令鐵青的臉上也泛起一身松的笑容，一向樂哈哈的巴大隊長，當他看到敵彈全在停機地帶投落時，臉部像停了呼吸一樣沒有一點血色，得知全部飛機安全無損時，才恢復常態，他張開雙臂仰天大笑…大家討論為什麼沒有情報，據趕來機場了解情況的陳參謀說，是由於平樂至荔浦間電話線斷了，所以情報傳不到。巴大隊長說要用無線電話，才能適應戰時需要，劉副司令也口頭答應盡量想辦法，但後來的事實再次證明他仍是臨時應付而已…」

「1月23日9時許，得到敵機來襲的情報，但機種、數量、高度全不知道。機場飛機全部依次升空警戒，當我們上升到3500公尺高度時，在我機群上空出現了敵機，其高度在4200公尺左右，是新出現的97式驅逐機，速度較我方略快，靈敏性也優於我方，共9架。論機數是我多敵少，但敵快我慢，敵高我低，我們無法攻擊它…前後經過僅五六分鐘，即結束了戰鬥。我方損失兩機，原因仍是情報遲緩，如能早起飛十分鐘，我們能與敵等高的話不至有此損失，如能居於高位，我機多於敵方，勝利無疑屬於我方…」

「1月26日上午10時許，又得敵機來襲的情報。大家吸取上幾次教訓，飛行員到機場後都各自坐在機旁草地上待命，不到5分鐘全部飛機都已升空，當機群上升到3000公尺時，敵機已在我機群上空出現。又是情報來遲了。那天是晴天，敵機以兩機對我領隊機攻擊，我領隊機由於陽光耀眼，敵機來攻時竟因迴避不及被敵擊中，巴布希針中校不幸中彈，當即壯烈犧牲。我們在後的機群，由於高度低，機速慢，無法支援，大隊長的犧牲仍是情報來遲的緣故。」

空戰中，交戰雙方誰能掌握空優高度，誰就能最大限度的掌握制空權，這也是決定空戰勝負的關鍵。日機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優於我軍，經常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而我方則被迫進入防禦態勢，再加上日軍欺騙戰術或天氣限制等因素，影響我軍情報的判斷，經常是警報不斷，飛行員疲於奔命，卻不見敵機來襲，或者警報響起，敵機已臨空，造成來不及起飛，低空遇襲的情況。即便防空預警情況及時準確，但指揮官的判斷、緊急起飛令下達的時間，才是空戰勝負的另一個關鍵。

讓我們先來看一段劉毅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著《空軍史話》中對武漢4.29空戰的描述：「突然姜參謀大叫："機三批沿江飛來，第一批快到黃崗了！"我不用看地圖，也已曉得這個距離，早已進入了緊急警報圈了，我急匆匆地問他："為什麼還不起飛呀？"我問的是姜參謀，實際上也是提醒兼參謀長的邢鏟非，等我進房裡，他長長嘆口氣說："總指揮部不準起飛呀，我問過啦，他認為時間太早。"我毫不考慮的頂碰他說："這是什麼道理？敵機如果飛在七千尺高空，一到黃崗就可看到了我們的飛機場，黃崗到王家墩只有二十公里啊！"」

「突然情報電話又響了，邢鏟非接電話，他耳聽，眼睛焦急的望著我們，嘴裡小聲復頌："敵機三批，都是驅逐機，第一批已過黃崗！"我急得跳起來，憑我在大教場的經驗，再不起飛，我們在王家墩的一百多架戰鬥機，再也來不及全數離地了，更不用談戰鬥，我幾乎用出要爆炸的聲音，但仍是哀求的口吻："總站長，快接黑旗命令緊急起飛吧，拉紅旗子已經來不及了，現在起飛，已經不夠跑道了，戰鬥一定要吃虧，再遲疑我們全部空軍力量都要被敵人打地靶了。"」

「總站長也很難過，姜參謀、張參謀都因階級低，不敢講話，但總站長終於又用犯上的冒險精神打了請求起飛電話，結果被上邊一口拒絕了的理由是：我們如果早起飛，油是不夠，太危險…這真是，哎！」

「我立刻急出了眼淚，我看看窗外機場上四周的一百五十架飛機，和那些可愛可敬的年輕飛行員，這是我們國家僅有的起死回生的力量啊，如果今天一下子被日機打光，武漢也將立即不保，國家啊，想拚死殺敵的空軍哥兒們必將抱恨終天，我們若干淞滬犧牲的陸軍與首都淪陷時死亡的軍民也將魂兮飲恨了。」

「我陡然又想到了，總站長是軍人，我還是客串的半個軍人，軍人講服從，客串就不必這一套，好吧。於是不再遲疑，頭也不回的跑到門前，跑到警報旗杆下邊，我飛快的取下綠旗和紅旗，急急拉起緊急起飛的黑旗。」

「黑旗升空，整個機場立即爆發了戰鬥的活力，所有人都在動，飛行員跳上了飛機，地勤人員開始搖車，對面的四大隊幹得最快，毛瀛初、董明德等首先開車起飛了，其餘所有飛機也都先後開了車向起飛位置滑行，全場叫起了怕人的馬達吼聲。姜參謀用滿臉笑容看著我，但他眼上掛著一串激動的淚珠，總站長皺眉不語心神不安的望著我，小老弟張參謀在門口搓著手看著我，都像似在心裡說——你立了大功，也犯了大罪。」

「我平靜的望望天空，已有五十多架飛機，爬到了一千尺，還有五十多架剛剛離地，也有的仍在跑道上加油門起飛，還有二十多架仍在場邊向跑道滑行，兩架可塞也在等警報黑旗掛起後，忙著落地又起飛，一切都顯得很緊張，匆忙，也有些混亂。自從空軍打仗以來，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緊急起飛，飛機場上還有十多架老毛病的飛機，無法開車，飛行員便跳下飛機，往總站跑。」

「我掛了旗，冒了生命危險，盡了國民之責，進到總站里準備接受憲兵的拘禁，剛剛進了房，總指揮部的電話來了，我以為這一定是要抓我的電話了，心裡卻不恐慌，也不羞愧，因為我已聽到了日本九六飛機向機場俯衝的聲音，同時也隔著敞開的窗子，看見兩架九六正沖向剛剛起飛的可塞教練機，我心裡為這兩架即將犧牲的羔羊痛苦。」

「電話是總指揮來的，我隔了幾尺遠還聽到鏗鏗罵人聲，我只能聽清楚邢總站長說："是…是…不敢…是，是劉興亞掛的黑旗（我的本名），"事後邢總站長告訴我，總指揮第一句就要槍斃我，等我說是你掛的黑旗，他嘟嚕了一句，我未聽清楚，當即見到兩架九六衝下來，把兩架可塞打得起火掉下來，他才不罵了；也因此我未受到軍法處刑。」

「第一批臨空的三十六架敵人的九六戰鬥機，已經和我們升空飛到一千尺高度的伊—16打上了，我其餘已起飛的飛機仍在爬高，敵人第二批飛機也未臨空，如果它們再早到一分鐘，我們雖不至於全軍覆沒，但損失必定夠慘了。就是這樣，我們已經夠狼狽了，先起飛的四大隊飛機，都是先挨打後反抗，幸而無人被打下去，起飛較晚的二十四隊，剛離地就挨打…」

劉毅夫時任空軍勵志社（空軍俱樂部）人員、記者，他的這段描述雖然不完全是當時真實戰況的反映，但是武漢空中保衛戰指揮不當，卻是不爭的事實。

曾參加過武漢空戰的吳鼎臣在《憶抗日悲壯歲月》中這樣記載：「當我們飛到四千米高度時，就與比我們飛得高的日本戰鬥機相遇，顯然處於劣勢。為什麼我們會常常處於劣勢呢？因為機場上的指揮很混亂，當時機場上除了我們的戰鬥機以外，還停有轟炸機和不能作戰的飛機，一有警報，這些飛機先要飛到別處去躲避，以免留在機場遭到敵機的轟炸。我們戰鬥機是編隊起飛的，起飛後再盡量升高。由於我們起飛晚，往往尚未升到足夠的高度，就和敵機碰上了，同時指揮部規定，我們的飛機不能夠離開武漢三鎮的上空，敵機飛得高，很容易就發現我們，而我們則不容易找到他們。」

抗戰期間，空軍指揮系統因為錯誤的觀念，遲遲不下達起飛命令，造成我空軍部隊次次被動挨打的局面。這樣的情形甚至延續到抗戰後期。

1943年6月6日，大批日機來襲梁山機場。當時防空監視哨向駐梁山場站第1路司令楊鴻霄報告發現不明標誌的12架飛機（敵機實為22架，有10架未被發現）正向梁山飛來。楊鴻霄誤以為這是從前方作戰歸來的中國飛機，當時機場上各戰鬥部隊的分隊長都要求起飛，但他優柔寡斷，僅令飛行員機前待命，而繼續與重慶商議，等到萬縣情報到達：「F（敵機）8,3點—9點，正向梁山飛行！」這時楊鴻霄才下令緊急起飛，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這場戰鬥中，周志開雖然單機強行起飛，擊落3架日機，獲得空軍首枚青天白日勳章，但空軍王牌四大隊的飛機在機場上被日機打了地靶，大隊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事後，楊鴻霄被撤去司令職務。

為什麼指揮系統拖了空軍的大腿呢？這主要歸咎於空軍制度體系建設上的缺陷。空軍的作戰指揮體系，主要由筧橋航空班（中央航校一期）組成，這批83人是由陸軍黃埔第五、六期和軍官團學員帶階轉入，在筧橋接受短期的訓練。但由於當時環境和設備所限，他們訓練不足，僅具有基礎飛行的經驗，當然更談不上空軍的戰技、戰術思想。但由於他們階級較高，自然就分別擔任地面高階指揮、高司參謀之職。

中央航校二期及以後的學員，則是由黃埔八期及以後的軍官和民間大學招生而來，接收完整的飛行訓練，畢業後以准尉任職。這就造成了高階無實戰經驗的領導指揮低階作戰的怪現象。蔣介石讓陸軍出生的周至柔取代廣東航校出生的毛邦初擔任空軍的實際負責人，這種從上至下的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造成抗戰僅過半年時間，我空軍上百名飛行員犧牲的慘痛代價。張光明將軍曾經回憶說，中日開戰年余，每次空戰我方均居高度劣勢，次次挨打，此狀況延續到1939年「五三」重慶空戰時，由毛邦初將軍指揮，才得以改善，這也是第一次中方取得空優高度的作戰。

而空軍制度體系建設上的這種缺陷，更是由於空軍成軍時間短（1936年全國空軍才得以統一，而37年抗戰就全面爆發），我空軍重要軍職無法循序漸進的歷練升職所造成的。

那麼前文提到的空軍指揮系統錯誤的觀念又是什麼呢？時任第四大隊二十二隊中尉飛行員的張光明曾親眼目睹，在武漢二一八空戰中，四大隊大隊長、空軍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由於起飛時間過晚，其座機在爬升的過程中就被日機從高空俯衝，僅一輪射擊，便擊落殉職。張光明晚年在《聖地亞哥航太博物館參觀記》一文中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空戰中戰鬥機展現猛烈的攻擊時，本身沒有防衛能力，端賴編隊僚機的支援或高空域在空機的掩護。因此高度的獲得，就爭取到攻擊的主動。中日空戰前期，當時防空情報監哨不足與疏漏，敵機在中國之土地上到處飛，由於通訊情報不靈，已處被動狀態，加上地面指揮官的素質，只要飛機不被打在地面的心態，起飛了再說，調度是否適當，死亡多少人，均與他無關。」

「1938年2月18日漢口空戰，總領隊機組4機，剛起飛至一千尺就遭攻擊，4機中3機瞬間被擊落。再好的飛機、再能戰的飛行員，起飛中被攻擊，也是沒辦法的；但指揮官卻沒責任。形成了只要飛機上了天，生死存亡全由飛行員自理的怪現象！」

「直到1941年天水機場被打地靶，16架伊—153戰機被毀於地面，五大隊番號被撤，掛上"恥"字，成了無名大隊，天水站長被撤職送軍法。此實非戰之罪，亦讓五大隊全體飛行員蒙羞，乃歷史的傷痛，指揮高層不了解空軍之特性與機種的性能，以指揮陸軍地面部隊，以數量多寡定勝負的觀念，又何能致勝？」

寫到這裡，我們應該都了解了預警和指揮系統的重要性。抗戰期間，我空軍健兒與日軍航空兵在空中短兵交接之前，其實在地面上就已經先輸了半個子，這也是為什麼從武漢會戰開始，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我空軍戰機對日機的交換比會如此難看的原因之一。

就如張光明將軍所言：「此實非戰之罪，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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