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散場 初心應無悔——我的大學
「我考了那麼多的試，沒想到是為了離開家；故鄉再沒有春和秋，只剩下匆匆來去冬夏。年輕難免一個一個被生活過肩摔，幸好我們一次一次爬起不被打敗……」這首《我的大學》，是2016年曾經風靡一時的網路劇《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的主題曲,「雨神」蕭敬騰蒼涼激越的歌聲，又一次喚醒了我對大學生活的記憶。
希望，迷惘；熱血，冷漠；激情，無奈……是的，芳華雖逝，青春無悔，那些像金子一樣發光的日子，這些年一直在我心裡珍藏。那些刻進生命中的痕迹，又像春天的野草一樣在記憶里蔓發。時光荏苒，歲月模糊了很多細節，但冥冥中彷彿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將那些早已想不起的往事，這段時間一點點地從內心的深處翻湧起來，像是時光的傾訴，一幅幅、一段段，在眼前有節奏地跳躍著。
值此教育我、培養我的杭大新聞系建系60周年之際，謹以我的這些不完整的記憶片斷，向母校的老師致敬，向那些大學四年里跟我一起快樂、一起憂傷的兄弟姐妹們問好。在我們的心目中，無論時間過去多久，杭州大學精神不滅，杭大新聞系常青。
啟真篤學 格致存真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杭州人，我從小就對杭州大學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因此，在1987年高考成績出來後，杭大就成了我的不二選擇（成績也剛好卡在這一檔)。唯一猶豫的是報新聞還是填法律，畢竟新聞專業在那個時代還有一點點神秘感，而法律卻已經在社會上很熱門了。後來，一則小插曲讓我最終選擇了新聞。正式填志願那天，父親興沖沖地告訴我，他一個同事說有熟人在杭大中文系工作，這樣錄取可能會更有保障些。於是，在中學裡語文和作文成績並不十分突出的我，從此走上了爬格子吃文字飯的道路。
那時的杭州大學，處在城郊接合部，校園圍牆西面現在世貿麗晶城的那片區域，還是一個城中村，住著許多村民和外來務工者。
初踏進大學校園，我什麼都新鮮。第一次見到87新聞班的同學，有些緊張，又有種特別的親近感，因為正是他們，將要陪伴我度過四年大學生涯。剛報到時那一張張青澀的面龐，至今仍歷歷在目：像竹竿那樣瘦高的張帆、祝可健，一個沉穩一個活躍；留著長發、渾身洋溢著詩人氣質的陳堅和章群星，一個孤傲一個豪氣；還有熱情奔放、充滿理想的郭曉偉、劉旭道等等。上世紀80年代末，正是新一輪改革開放風起雲湧之際，同學們的身上，都有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激昂情懷以及揮斥方遒的報國之志。尤難忘，軍訓時的高歌嘹亮，第一次上台自我介紹時的緊張，第一次在大學課堂聽講的興奮……那時候，全班30個同學分別來自全省各地，一到下課，教室、寢室里各種越語甌音，好不熱鬧。在這方面最佔優勢的就是溫州同學了，他們聽得懂我們講的杭州話，而我們對他們講的「鳥語」則完全「失聰」，有時明明知道他們在那裡講我們的是非，但聽不懂也只能幹瞪眼。
我們1987級進大學的時候，還是中文系新聞專業，所以剛開學時，都是和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同學一起開大會，很多公共課也是一起上。87新聞班的班主任是沈愛國老師，那時還是個毛頭小夥子，第一次見到他，感覺更像是一個學長。後來才知道，他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是1982年杭大新聞專業恢復後的首屆學生，畢業後留校當了老師。這還是剛剛從北京進修回來，就接手了我們班，我們算是他帶的「開山弟子」吧。說是班主任，他更像是我們的兄長和夥伴。課餘時，他會經常到男生宿舍里跟我們侃大山，周末，還會親自上陣和我們一起甩兩把撲克，所以大家處得特別親密無間。
沈老師當時雖然年紀輕資歷淺，但在新聞業務上卻相當成熟老練。他負責教我們新聞採訪寫作，這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但他教得很活，經常跳出課本運用實際案例來給我們講解示範。當時，創辦不久的錢江晚報在杭州很受市民歡迎，裡面有不少記者編輯，是沈老師的同學或者師弟（妹）。課堂上他常拿他們寫的作品作分析，比如導語怎麼寫、層次怎麼布、角度怎麼選、寫法如何活，如庖丁解牛般細緻，又像情景再現般生動。他還會把一些新聞事件背後的內幕，以及沒有登出來的「秘聞」跟大家分享，所以聽他的課，就像書場里聽大書，常常在回味無窮當中一堂課就結束了。有時，他還會給我們突然來個驚喜，把記者本人請到課堂上給我們講述採訪和寫作心得。能夠見到這些平時在大家心目中的「明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快樂和滿足，覺得做個新聞系的學生真是光榮。
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那麼流行崇拜影視明星，大家最佩服的都是自己行業中幹得出色的人，所以那些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名記者，就是我們平常口中最流行的名字。記得我的同學郭曉偉，當時最喜歡的是中國青年報，每天上課隨身帶著報紙不說，晚上睡覺還要壓在枕頭下面，一有空就拿出來翻翻劃劃，見到好的文章還要剪下來。他對中青報的一些著名記者比如畢熙東等人如數家珍，常常跟我們講最近誰寫了個好稿子，或者又推出了什麼特別策劃，所以我們也慢慢成了中青報的粉絲，大家都挺喜歡它的辦報風格。
省內媒體大家則比較喜歡錢江晚報，一來報紙辦得很親民，新聞貼近百姓生活，敢於刊登批評報道，這在當時是不多的，所以在杭城群眾當中有很高的威信，經常是一則新聞登出來，就會引發全城熱議；二來裡面有不少杭大新聞系畢業的學哥學姐，他們的名字時時出現在報端，也激勵著我們努力學習，練好本領，畢業後可以跟他們一樣成為名記者名編輯，那是我們的最高理想了。所以，不少同學都在偷偷地向報社投稿，如果哪位同學能夠在錢江晚報上發稿，那可是件「名利雙收」的事情。
記得我班同學黃國宏，有一次寫了篇亞運冠軍來杭大校園跟大學生歡聚的文章，在錢報上發了一篇「豆腐乾」。這下可不得了，那張報紙在很多同學手中傳來傳去，真是為作者掙足了面子。而那張20元的稿費單，後來一直壓在作者的案頭，直到期限快到了才去郵局拿。後來我自己來到錢江晚報新聞部實習，當第一次拿到編輯開給我的稿費單時，終於感受到了那種特殊的快樂和滿足。
弦歌未絕 薪火相傳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學校里的學術氛圍很寬鬆。新聞系的老師們，在理論的創新和探索方面，是走在學校文科院系前列的，這其中張大芝老師和黃旦老師所教的新聞理論課尤為突出。
張大芝老師是新聞系的前輩，上世紀50年代末杭州大學成立新聞系後就來了。我們入學時，他是新聞專業這一塊的負責人。他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講話慢條斯理，但自有一種威儀，煙癮很大。當時他已出版了好幾本專著，其中一本《新聞理論基本問題》在國內新聞界相當有影響。大芝老師講課很認真，他知道理論內容相對單調，所以授課時對各種理論的演進發展介紹得很詳細，每堂課後都會布置思考題。他特別喜歡擅思考肯動腦的學生，無論學生在課堂上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他都會耐心地一一解答，但是誰如果上課調皮搗蛋，他就會嚴肅地當面給予批評，所以學生們對他都有一點敬畏，背地裡稱他「老爺子」。
「老爺子」其實是個面冷心熱的人。一到期末，他就會早早地給大家劃好複習重點，結果當然是皆大歡喜了。黃旦老師研究的主要是中外新聞與傳播思想，他個子瘦高，身板單薄，像個白面書生。話不多，即使在講課時聲音也輕輕的。他當時教的是新聞傳播學，給我的感覺是知識面廣，肚裡有貨。那個時候的我們，志向都在當一名記者上，對新聞理論的研究沒多大興趣，所以這些課程學過了也沒留下什麼印象，卻沒想到給我們上課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腕」啊。黃旦老師後來也擔任過新聞系主任，然後又調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任教，成為國內新聞學界的理論權威。我們不禁有些「後悔」，為啥當初沒多聽他幾節課啊。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新聞學作為一個重開不久的專業，還處於成長階段，所以系裡老師並不多，基本每一位老師都教過我們課。印象較深的有教採訪學與秘書學的鄔武耀老師，教中國新聞史的吳工聖老師，教公共關係學的徐艱奮老師，教宣傳學的王興華老師，教外國新聞史的張允若老師，教通訊寫作的桑義燐老師，教新聞攝影的徐忠民老師，教中國文學史的張夢新老師等等。這些老師或博學資深，或年富力強，但都有一顆熱愛學生的心。這一點當時在校時，體會還不是很深刻，但是若干年後再回頭想想，真是師恩深重啊。
記得有一次是鄔武耀老師的課。我因為頭天晚上突感風寒發高燒，就向班長請了假。沒想到中午的時候，鄔武耀老師專門給我家打來電話，關心地問起了病情，並再三叮囑我要好好休息，令我十分感動。鄔武耀老師當時是系副主任，公務繁忙，但他還那麼牽掛一個普通學生的健康，說明他心裡是真的把我們當成了他的孩子。後來，我有事和同學去過一次他在體育場路杭大宿舍的家，房間總共大約只有六十來平方米，裝修十分簡樸，沒什麼高檔傢具或家電，印象最深的是客廳、書房裡到處都是書籍。他和師母對我們很客氣，又是泡茶又是切西瓜，一點架子也沒有，完全就是一個慈祥長者的風範。我畢業後分配到浙江交通報工作，1992年調到浙江日報後，專程去他家報告了我的最新情況。當時他也十分高興，勉勵我要努力工作，為杭大新聞系爭光。萬分可惜的是，鄔老師在1993年離休後仍堅持上課，當年11月8日晚，他在上課時突發腦溢血，倒在了講台旁，從此竟然永訣。我記得在他的追悼會上，一下子來了好幾百個師生，送行的人擠滿了殯儀館的整個大廳，隊伍還一直延伸到台階上、庭院里。大家在深切緬懷鄔老師嚴謹的治學精神和高尚情操的同時，更多的是懷念他樸實親和的作風和仁慈善良的品格。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曾經看到一首小詩，覺得恰如其分地說出了我對大學生活的懷念，跟大家分享一下。
綠樹掩映下，碧水流波畔，曾經晨起讀書，醉心於天地間。
午後的陽光，也曾照耀，你的孜孜不倦。
研究課題，你曾查閱大量資料，請教老師同學，
克服了重重的困難。
天上的月亮見證著早起的你，排隊等候圖書館的門開，
在最好的年紀努力進取，過道里，樓梯間，
學習的身影隨處可見。
……
四年大學生活，留下了很多難忘的情景，但最讓人難以割捨的，還是深厚的同學之情。我們這屆是杭大新聞專業恢復招生後的第六批學生，大家來自全省各地，有些同學還是從農村考出來的。儘管物質生活並不富裕，但大家精神上還是很快樂的，同學之間團結友愛，有福共享有難同當。我們那時候家裡一個月給的生活費也就六七十元，再加上每月學校發的27元伙食補貼，要管一個月的吃穿用學，經濟上真是挺緊的。有的同學前面如果沒控制好，到了月底吃飯時就只能就著豆腐乳了，還自嘲是「減肥」。每當這時，寢室里就會有人主動拿出幾張飯菜票放在桌上公共的盒子里，讓接濟不上的同學自己取用。而那些暫時拿了飯菜票的同學，也會在下個月領到生活費後自覺地還上。大夥就這樣保持著一個默契，既救了急，也不失面子。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市場經濟大潮席捲社會，人人都想著做生意掙錢，大學校園自然也受到影響。頭腦活絡的人會去承包校園裡的小書店、文印室等，那樣賺錢快，風險小，不過得有較多的本錢投入。大多數人也就是到外面市場去批發點磁帶、T恤衫等，再拿到學校來賣，賺點差價。所以一到中午或傍晚飯點前後，學生宿舍里就門庭若市，時不時會有同學背著大包小包進來兜售。於是，看樣選貨的、討價還價的聲音此起彼伏，構成了一幅頗有喜感的畫面，現在想起來仍覺得好笑。
學新聞的一般都「眼高手低」，普通的小商小販不屑干，班裡幾個同學就去服裝市場批發來圓領白汗衫，然後再燙上各種文字和流行圖案，做成流行的文化衫，拿到第四食堂門口去賣。剛開始生意還好，但不久就有競爭對手了，而且人家的花樣更多價格更低，咱們的貨立馬滯銷了。眼看著同學首次下海就險些「嗆水」，大家紛紛伸出援手，不但自己買，還發動老鄉熟人都來捧場，總算把積壓的貨銷掉了大半。不過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後來但凡有集體活動，我們班同學都穿著一色的文化衫，看上去特別齊整，也成了我們班的一道「特殊的風景」了。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87新聞班開班時有30位同學，其中23位男同學、7位女同學，除一位男同學中間因故休學外，其他人都一起順利畢業。跟同繫上下幾屆的學生比起來，或許我們沒有84級那麼大氣、85級那麼勤奮、86級那麼出挑、88級那麼活躍，但我們87級是個十分團結的集體，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義氣。尤記得畢業前那陣子，大家幾乎天天聚會，不少同學喝到盡興時抱頭大哭，依依不捨。忽聽有人來報，說是某同學在後門外買西瓜時被販子欺負了，於是群情激奮，蜂擁出去討個說法。當然，書生肯定是鬥不過人家的，好勇鬥狠慣了的西瓜販子，只拿出西瓜刀揮了幾下，大家就四散逃回了學校。不過回到宿舍也沒覺得有什麼丟臉，相互間反而多了一種有難同當的悲壯。這種義氣一直延續到了畢業後。再後來，在蘭溪電視台工作的同學張有才身患癌症來杭治療，聞訊後很多同學趕到醫院看望，出錢出力，幫忙聯繫專家會診。他不幸去世後，留下年幼的兒子，大家又自發捐款給孩子建立教育基金，為此他的夫人還給每位同學都寫了感謝信。算起來，這孩子現在有20多歲了，不知道有沒有繼承父親的衣缽當一名電視記者？
遙想當年，進校時還是一張張青澀的面龐，轉眼間，同學們眼角多了皺紋，頭上添了華髮。雖然時隔久遠，記憶只剩下了一些瑣碎的細節，但在某些夜晚，仍會突然回到夢中，讓我重溫青春的衝動。無論過去多久，身在何方，我們這些人的心永在母校，我們的牽掛都在新聞系。我自豪，我是一名杭大新聞人；我深深地祝福，新聞系根深葉茂，事業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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