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施行的「徭戍」制度究竟如何運作？「暴秦」真的是污衊嗎？
我們看《漢書·食貨志》中董仲舒對秦制的追述，可以有一個不再自相矛盾的解釋，正確的符合句式的句讀如下：
又加月為更卒，已復（傅）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秦漢史專家張金光先生曾專文辯證「更數」問題，認為「六更」為服役1個月、休5個月的觀點違背了「月為更卒」的基本底線，其他專家解析該問題也有類似的堅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戍律》原文明晰，為「戍者月更」，這個敘事角度是從政府用人的公文出發的制度原則，即戍卒一月一換，而非「1個戍卒只有1個月」；而《漢書·食貨志》中董仲舒的話，「月為更卒」之前，還有「又加」二字，正確的理解應該是：
秦國律法每年均累加數月，即「數更」為更卒之役，百姓黔首傅籍為正（或稱正卒）之後，除了郡縣本地的徭使外，還要一年出外徭一次一個月，本年為屯戍，下年則為力役。
這樣，在法律層面上，所有「三更」的百姓黔首，都是踐更3個月、居更6個月，過更（或稱免更，習射免徭一更）3個月，正好是「三十倍於古」，則董仲舒表述中的內在矛盾可解。
而之所以默認是「三更」，依據有幾個：
1，「疲癃」（也作罷癃）非戰傷者致殘的優免政策即「四更」，而秦漢律法「疲癃」的概念廣泛，既包括現代意義上的殘疾，也包括身高不足法定標準的男、女，所以，四更已經相對正常編戶民為優惠，則只剩下「三更」、「二更」和「一更」三個選項；
2，在更卒之役外，仍需為編戶民保留行程時間和農業生產時間，至少理論上要不傷農時，否則「耕戰」也就無從談起，那麼，「一更」即每月服役毫無可能性，「二更」即服役1月，休息1月，農時完全無法保障，僅僅春夏秋三季即需服役4次，同時，往返時間僅剩1個月，則可徒行到達的距離僅為80里*15天=1200里，重車可到達的距離為50*15=750里，太近，至少里耶秦簡所見的城父縣到遷陵縣的更戍，一出發就必然失期了；
3，秦漢之際，已知文獻記載，並無廢除《徭律》、《戍律》的特別說明記載，只見於漢文帝十三年廢除了「戍卒令」，這個「令」或為呂后五年八月頒布的「令戍卒歲更」的詔令，從《戍律》（《二年律令》未見相關條目，若承秦制則未改）則又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說，秦漢編製「卒更簿」和編排徭役的基本原則應該變化不大，漢武帝時代的《南郡卒更簿》中最重的「三更」，也就是兩代通行的政策之上限。
而結合三國時人如淳的表述，則體現了漢武帝後到東漢末數百年間制度的變遷：
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
這裡引述了《漢書·食貨志》的記載，並沒有對「一歲屯戍」、「一歲力役」提出質疑，東漢初年人班固也沒有提出質疑，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二位並沒有將「一歲」理解為服役一年，而是一年服一個月。
而如淳在上述文字中均引用了「律說」和《尉律》，說明是當時仍可見的法律條目，而我們知道，《漢書·刑法志》早有記載，自漢武帝開始即對律令多有增刪：
及至孝武即位……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至元帝初立，乃下詔曰：「……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這是一個大的趨勢，而自西漢至東漢的邊防、力役制度的變化，也是越來越專業化、固定化，同樣也是一個趨勢。
由秦代、漢初「卒更」制度下徭、戍同簿的「三更」，走向徭、戍分離的「六更」，乃至於從《尉律》而不從《徭律》、《戍律》，甚至二者皆廢的背景下的「十二更」，同樣符合上述的趨勢。
具體來說，秦國、秦代、漢初（含漢武帝時代）徵發「徭」，即無償力役的基礎文書，就是《卒更簿》，一個基於郡縣人口進行劃分「更數」的基礎統計數據載體，這份賬簿應於每年上計時提交中央，中央手中另有全國範圍內「外徭」、「更戍」、「屯戍」以及郡縣本地興作徭役的需求數據，根據這些數字，依照《徭律》、《戍律》和相關「令」的原則，制定年度計劃，劃撥人力。
當然，為了節省行政成本，其中就會以「令」或行政慣例的形式確定某郡「更卒」與某郡「戍卒」之間的固定供需關係，甚至細化到縣對縣，站在文書輪轉的角度，如此確實最省心省力，只需在對應郡縣人力數字基礎上予以騰挪外縣零星數字即可。
形成結論後，即以文書方式下發落實，形成慣例情況下，甚至連上級公文都可以省了，只需要在特殊情況下（農業社會的編戶齊民體制下，如非戰爭、饑荒、大瘟疫，人口變動不會很大）下文簡單調整即可。
而呂后五年八月，「令戍卒歲更」，既然未提及變動《戍律》和《徭律》，則《卒更簿》並不受影響，只需照常編製，而將編戶民「已傅」後應服的「更卒」之役的「更數」湊足一年後，免除其「歲更」後的歷年「一更」即可。
據《二年律令·傅律》：
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廿四歲，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司寇、隱官子，皆為士五，疇官各從其父疇，有學師者學之。
不更到上造子，爵位為公卒，20歲傅籍，公卒為66歲免老，服役期46年，其中有4年為睆老期，享受「半其爵徭」，也就是「三更」變「六更」，1年1戍邊變2年1戍邊。
因漢初人口減少劇烈，假設公卒每年均需戍邊，則1年12個月抵12更，即服役後11年不用再來戍邊，一個公卒，理論上一生只需要戍邊3次（44/12），最後的半次，老病肯定可以申請免除。
等到漢武帝時代，諸多材料都顯示實際施行的制度為「戍卒歲更、衛士歲盡交代」，《南郡卒更簿》又現實存在，以其中顯示的「三更」所代表的更役負擔來說，不可能再增加額外的任務了，所以，相關的免除或抵償只能在這個簿書基礎上完成。故次，「三更」的公卒一年中，因戍邊、衛士（外徭）歲役而免去1更。
又因「習射」免去1更，這個活動，應在漢武帝之後參照戍邊、衛士的變化，最終整合成為「材官」、「樓船士」、「騎士」的郡國兵「歲役」。
那麼，編戶民實際上的「徭」的負擔，即演化為如淳所說的「律說……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即編戶民1年備2輪徭使。
此時，屯卒、衛士、郡國兵也真正脫離「卒更」（即廣義「徭役」，也即無償力役的概念），成為專門的兵役義務，和卒更的「徭」形成抵償關係。
這套法律體系延續到東漢，漢光武帝廢除郡國兵，中央軍除衛尉所統的二千五百、六百衛士可能為更卒外，其餘如虎賁、羽林、緹騎、持戟、北軍五校尉等，及各地要衝的屯兵及邊疆戍兵，均為「職業兵」。
在此條件下，《戍律》完全失去了意義，但正如勞干先生在《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中的討論，東漢雖然廢除了更卒制度，但軍籍依然存在，即漢武帝時代的《南郡見（現）卒簿》這樣的簿籍仍舊在文書系統中留存，以備國家有事時臨時興發，而曾經更加重要的《卒更簿》就逐漸消失了。
所以，在作為「興徭」的基礎」「卒更」制度完全棄用的情況下，《徭律》也很難繼續施行，隨著東漢皇權的逐步萎縮，社會進一步的儒家化，再次減半，最終走向了如淳所說的「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