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服、貳心、圖謀、侵略，倭國日本對大中華兩千年的清晰脈絡

原標題：臣服、貳心、圖謀、侵略，倭國日本對大中華兩千年的清晰脈絡

在有文字可考的中、日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上，日本逐漸從處於分散狀態的列島小國，以獲得中國中原王朝的冊封為正宗的弱小鄰邦，逐步發展到公然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甚至數次對文化母國、中原王朝進行侵略凌辱的反噬之國。以時間為軸進行縱向歷史考察，會發現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脈絡清晰、分階段逐漸膨脹的四個心理動因。

不臣之心

從公元三世紀末到四世紀末的約百年間，日本列島的豪強勢力在畿內，即以今奈良縣中部的「大和盆地」為中心，和瀨戶內海等地區，逐步建立起了統一的國家，在列島各地，整合了附近的共同體並確立起強大而穩固統治權的地方首領，均附屬於以大和為中心的畿內首長聯合體即大和政權，形成了最初的日本古代國家母體。日本又稱「大和」，日本民族又稱「大和民族」，即與其民族、國家最先的發源地是「大和盆地」有關。

公元五世紀至六世紀，大和朝廷基本上完成了全國的統一，並建立起全國政權——大和政權。必須說明的是，這個時候的所謂全國政權，版圖仍然局限於畿內「大和盆地」為中心，和瀨戶內海等地區，以及向外有限的擴散。公元四世紀至五世紀，「大和政權」積極推動與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交流，並因此引進了灌溉等「農業技術」、打制鐵成品等「工作技術」，改進了日本列島的生產活動。同時，日本朝廷鼓勵引進了漢字、宗教、思想。為了留住人才，大和朝廷給予外來者身份和土地，據公元九世紀的《新撰姓氏錄》記載，在一千一百八十二個姓氏中，有三百七十三個（約佔百分之三十）是外來的所謂「渡來人」姓氏。

在公元五世紀日本的所謂「倭五王」時期，確立了有限地區全國性政治統治的倭五王，已經把拒不接受中國王朝的冊封作為日本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方針。倭五王試圖通過讓中國朝廷承認其在朝鮮半島南部的統治權，來顯示自己是一個小世界的統治者。而對自以為是「天下」唯一統治者的中國皇帝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承認倭五王為自己「天下」中的小世界的統治者，根本沒有可能。倭五王開始意識到日本以往的外交政策與自己野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於是決定脫離宗藩體制，與中國王朝訣別。這一時期及以後，不接受中國王朝的冊封開始變成日本的外交方針。從倭五王拒絕受封到日本再次向中國派出遣隋使的一百二十多年間，日本列島和中國不存在官方外交關係。

公元六世紀中葉至七世紀初，佛教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引發日本推古朝改革，制定憲法十七條。按照醍醐天皇年代編撰的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弘仁式》記載：「國家製法自滋始焉。」據日本史籍《日本書紀》記載，推古十一年（603）10月，推古天皇在小墾田宮設立朝廷，12月即制定了冠位十二階，並於翌年正月實施。

公元589年，中國歷經南北朝一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後歸於統一，建立大隋帝國。三年後，日本推古天皇即位，由聖德太子攝政。隋文帝楊堅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中國的封建制度日趨完善。推古天皇採用「親隋」的外交路線，屢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國大陸的隋朝朝廷。公元600年，日本向中國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公元607年、608年、610年和614年，推古天皇和聖德太子又屢次派遣使者來華。

公元607年遣隋使的首領叫小野妹子，名字女性化，卻是一個地道的男人。此時隋文帝楊堅已經作古，其次子隋煬帝楊廣即位。《隋書·東夷傳》對此有明確記載：「大業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據史籍記載，日本從公元四世紀開始使用漢字記載歷史，公元七世紀遣唐使吉備真備發明了日本自己的文字。公元八世紀，日本開始用自己的文字編纂官方史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據此，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所帶寫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國書，應該是直接用漢字寫的。這種表述方法，全然推翻了中國與日本的宗藩關係，展示與隋朝皇帝「平起平坐」的勃勃野心，甚至有「託大」之嫌。因為誰都知道，「日出處」霞光萬道噴薄而出，「日落處」落日餘暉漸行漸滅。

事實證明，無論是倭五王還是推古天皇的與中國大陸中原王朝平起平坐，把天朝大國與倭人小國相提並論的想法和野心，至少在當時是不自量力的。而因為朝鮮半島是大陸在地理上最接近日本的地方，所以朝鮮半島一直是日本與中國大陸交往與衝突的前沿。

公元655年，朝鮮半島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混戰。高句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兵水陸並進救援新羅，百濟大敗，遂向日本求援。白村江是朝鮮半島南部的入海河流，為日本支援百濟的要道。公元663年8月27日至28日，唐、日海軍在此激戰。

當時，唐軍有一萬三千名士兵，戰船一百七十艘。日本有四萬二千名士兵，戰船一千艘。唐軍在劉仁軌將軍的指揮下，靈活變換陣形，將日軍團團圍住。日軍見此陣腳大亂，唐軍用火箭形成的火雨迅速覆蓋全部被圍日軍，所向皆捷，日軍戰船毀滅，士兵被殺或淹死者數萬人。

此戰是典型的以少勝多的戰役。唐軍勝在造船技術大大高於日軍。唐軍船壁高且堅固，設計精良，而日本戰船粗糙簡陋，不堪一擊；同時，唐軍的軍事思想也大大先進於日軍，陣法變化，水上火攻，全面覆蓋，都體現了當時最先進的戰術。

但從日本「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國書到公然與唐軍構釁，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即使在文化、科技、國力、軍力都大大地落後於中原王朝的時候，日本也已經不滿足於與中國之間的宗藩關係，不臣之心已經昭然若揭。

拓疆之志

白村江之戰給日本的擴張野心以當頭棒喝，也使日本認識到自身實力與唐朝之間的巨大差距。為了緩和與唐朝的矛盾，也為進一步學習唐朝的科技文化與典章制度，日本不僅繼續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而且其規模和頻度都大有增加。其中，公元733年和752年派出的兩批遣唐使，分別達到五百九十四人和約五百人。公元711年，日本將都城從藤原京遷往平城，稱平城京，開啟日本歷史的新時代——奈良時代。平城京以「仿唐」為時尚，整個平城京完全模仿長安城的格局建設，大小為長安城的四分之一。至今，日本的奈良仍然是蕩漾著最為濃郁的唐風唐韻的城市。

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下令遷都平安京。在平安時代，日本天皇的皇權開始弱化和虛化，日本社會經歷天皇親政、攝關專政、太上皇統治三種迥然不同的政治形態，開始進入由武家統治的源氏鎌倉幕府時代。

武家統治的幕府時代與天皇親政時代的最大不同，是天皇已經沒有統治日本的世俗權力，只是作為精神上的皇帝而享受虛榮，武家大將軍掌握統治全國的實際權力，下屬大大小小的藩國。這種統治形式與中國的夏、商、周以至漢代的封建制頗為類似。從室町幕府到江戶幕府之間過渡的戰國時代，是一個天下紛爭未定的軍閥混戰時代，其主要的軍閥按照時間順序先後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

在戰國時代，不僅天皇的實際權力被將軍架空，而且下屬藩國的主人，即所謂大名也被當地豪強架空。織田信長的父親織田信秀，已經基本架空了其藩國尾張國的大名斯波氏，掌握了尾張國的軍政大權。1551年3月，織田信秀去世，織田信長順利接掌尾張國大權。1572年，織田信長的領地擴張到包括尾張國、美濃國、伊勢國三個藩國。由於織田信長實際控制了已經徒有其名的室町幕府大將軍足利義昭，所以已經實際控制日本政權。1573年，織田信長將足利義昭流放，正式結束了室町幕府的統治。

此時的豐臣秀吉還叫羽柴秀吉，是織田信長手下六位大將之一。喜好以閱兵方式顯示排場的織田信長，於1582年落入部下反將明智光秀所設陷阱，被迫切腹自殺，織田信長統一天下的霸業就此戛然而止，羽柴（豐臣）秀吉誅殺明智光秀之後乘勢而起。

與織田信長完全不把天皇當回事不同，羽柴秀吉學習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1582年9月9日，羽柴秀吉獲得天皇敕許，改姓「豐臣」，自此成為豐臣秀吉。在豐臣秀吉的武力征討下，逐步平定了四國、九州、關東，直至統一全國。平定日本內部之後，豐臣秀吉的擴張野心急劇膨脹，立即把拓展版圖的矛頭指向了朝鮮半島和唐國（明朝）。

1586年4月，豐臣秀吉給手下親信毛利輝元下達指示：「為渡海征服高麗做好準備。」8月5日，豐臣秀吉向屬下諸大名明確指示：「征服唐國的計劃原已在考慮之中，應充分利用良機，構建侵略態勢。」1589年，豐臣秀吉致信印度的葡萄牙總督，稱統一日本後，征服明朝已在計劃之中。同時，豐臣秀吉致信呂宋（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稱使朝鮮、琉球、明朝、呂宋臣服是自己的天賦之命。

1591年6月，接受明朝冊封、奉大明為宗主國的朝鮮拒絕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日本隨即開始加速備戰進程，準備發動侵朝戰爭。1592年（明萬曆二十年）3月13日，日本第一支遠征軍共約十六萬人編成九個軍，準備侵朝。4月12日，宗義智、小西行長率領第一軍約一萬八千七百人分乘七百餘艘戰船從大浦啟航，當天下午五點即在釜山登陸。翌日凌晨，日軍向釜山守軍發起猛攻，八點左右即攻陷釜山。翌日，日軍又攻陷釜山以北約八公里的東萊城。加藤正清所率第二軍、第三軍分別於4月17日、18日在釜山和安骨浦登陸。第四軍至第九軍亦在4月中旬至5月初依次在釜山登陸。日本侵朝各軍隨即向朝鮮京城進發。朝軍拚死抵抗，無奈日軍來勢兇猛，朝鮮面積狹小，日軍很快逼近朝鮮京城漢城。

朝鮮國王逃往開城躲避，守軍毫無鬥志，漢城隨即陷落。豐臣秀吉狂妄地開始布置他對明朝的佔領計劃：1594年佔領大明都城北京，周邊十國為天皇領地，現日本關白（相當於朝廷宰相），獲得周邊一百國。日軍攻城拔寨，旋即佔領平壤、開城。朝鮮國王四處逃難，急忙遣使向明朝求援。

宗主國有救藩屬的責任，而且明朝認識到，豐臣秀吉侵佔朝鮮的目的，「其意實在中國」。萬曆二十年（1592）6月下旬，明朝派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領五千明軍開赴朝鮮，祖承訓建功心切，輕敵冒進，以騎兵投入與七百守城日軍的巷戰，以短擊長，招致慘敗。但就在此間，朝鮮水師將領李舜臣率部連續大敗日本水師，使朝鮮完全掌控制海權，切斷了侵朝日軍與本土的聯繫，不僅使日軍遭遇戰略挫敗，而且大大地鼓舞了朝鮮軍民士氣。

1593年正月6日，明、朝聯軍包圍平壤，7日發起總攻。明軍憑藉新式火炮優勢，連克平壤、開城。此間明朝和日本各自提出媾和條件，在雙方會談期間，明軍奇襲日軍糧倉，將日軍糧燒毀。明朝威脅日軍，稱四十萬援軍即將到達，日軍震撼，4月17日撤出漢城。

此後，明、朝雙方與日軍之間互有攻防，另有外交折衝。其間日軍再次進攻漢城，李舜臣再展神威，殲滅十倍於朝軍的日本水師，並擊斃日軍主將來島通總。明、朝聯軍再次轉入反攻。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在伏見城內病歿，終年六十三歲。根據豐臣秀吉遺命，日本秘不發喪，以豐臣秀吉名義令在朝各軍撤退回國、力爭體面議和。此情報被明、朝聯軍偵知，決定阻擊撤退的日軍。雙方展開激戰，死傷慘重，朝鮮水師將領李舜臣與明朝水師將領鄧子龍雙雙戰死。1598年底，日軍全部撤回日本本土。

豐臣秀吉的病歿和日軍侵朝的失敗，使得豐臣秀吉狂妄的并吞朝鮮半島乃至大明王朝的計劃徹底破滅。此戰從1592年初開戰，至1598年底結束，明、朝主藩二國付出了慘重代價。對朝鮮而言，兵火過處，無不殘破；對大明王朝而言，史家有「大明亡國實亡於萬曆援朝之戰」之說。因豐臣秀吉病歿，日軍退回日本，但充分證明了，初步實現全國統一的日本，已經具備侵朝的實力和吞併大陸的野心。客觀地說，明、朝聯合擊日，最後結果只能說是平局。迄今，日本的國土面積是三十七點八萬平方公里，人口一點三億，分別只有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但在豐臣秀吉時期，日本向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拓展疆域的野心，就已經具有相當的實力依託，造成實質性威脅。

補償之欲

豐臣秀吉的病歿和對朝鮮侵略的失敗，導致了豐臣家族在日本統治的沒落。豐臣秀吉臨終之際，將自己的六歲遺孤豐臣秀賴託付給包括德川家康在內的「五大老」輔佐。手握重兵的德川家康迅速坐大，雖豐臣秀賴謹小慎微地苟且偷生了些許時日，但最終於1615年5月7日在德川家康的威逼下被迫自刃並葬身火海。1615年7月，德川家康一統日本，開創了延續兩百多年的德川幕府時代。

時間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1853年7月8日下午五點，日本江戶（東京）灣突然出現四艘巨大的軍艦，這就是當時美國東印度艦隊總司令佩里准將率領的艦隊。由於艦隊船隻全身塗抹黑色油漆，故史稱「黑船來航」。佩里給德川幕府政權出的選擇題非常簡單：不開國，就開火。而日本當時全國的戰力，不敵佩里四艘戰艦。佩里戰艦的炮口直指江戶幕府政權，幕府政權只得與先後到來的西方列強簽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這些名為「親善」的條約，都是城下之盟，無一不是不平等條約，核心內容是開國、通商、給予對方自由貿易的便利。由於避免了戰火，於是就少了如中英《南京條約》那樣的戰爭賠款條款，列強也沒有治外法權那樣的特權。但總的來說，日本人感到了屈辱甚至是羞辱，而日本人應對羞辱的思路，最初就是來自中國人魏源《海國圖志》中的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即學習西方，在學習中超越西方，然後再打敗西方。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頒布代表新政府施政綱領的「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自官武以迄庶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四、打破舊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以大振皇基。同年閏4月21日，日本第一部憲法頒布，提出「天下權力，總歸於太政官，以除政令分歧之弊。太政官之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權，以免政權偏重之患」，「所有官員，以公議票選之法每隔四年更換之」。9月18日，天皇根據中國古籍《易經》中「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的說法，改元「明治」。明治政府主導的明治維新從此大張旗鼓地展開了。

正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所揭示的，日本人「服從而又不馴服」的民族性格，決定其在表面上服從西方列強的同時，內心深埋下了復仇的種子。面對一個整體的無比強大的西方，日本深知要打敗西方几乎毫無希望，於是順勢把復仇之心轉變成了補償之欲。

吉田松陰（1830—1859），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出生於長州藩下級藩士家庭，自幼學習中國兵法。

他最先提出了完整的「補償論」思想。1855年，吉田松陰在給友人的通信中稱：「日本與俄、美的親和條約一定，我決然不可失信於戎狄。只能嚴守章程，加深信義，趁此時機，養蓄國力，割取易於攻取的朝鮮、滿洲、支那。將同俄、美交易中的損失，復以朝鮮、滿洲的土地補償之。」後吉田松陰雖在「安政大獄」中被幕府處死，但他的學生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等，後來都成為明治政府政要，也是他們的老師吉田松陰從朝鮮和中國獲取補償思想的重要實踐者。

接下來，日本就是按照吉田松陰的設計，一步一步地向中國以及當時中國的藩屬國朝鮮尋釁。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台灣，其中五十四人被台灣土著殺害，其餘十二人由清政府護送回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附屬國，對此並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得知此事，竟然提出交涉，悍然出兵攻打台灣。1874年10月，此時雖然經談判解決，但中國付銀四十萬兩補償日侵台期間所修道路、橋樑和房屋等。這要算是日本從中國拿到的第一筆補償。

1894年春天，朝鮮人民在「東學黨」領導下發動起義，星火燎原，勢不可當。6月1日，起義軍攻克全羅道的首府全州，軍鋒直逼京城漢城。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清朝出兵支援。清朝本來猶豫，但在日本「本政府絕無他意」的蠱惑下，出兵相救。日本處心積慮早有準備，在清政府緩慢的出兵過程中，日本政府已經大肆增兵朝鮮，並主動攻擊清兵陣地。從而，中日甲午戰爭從朝鮮半島開始全面爆發。戰爭的結果是清朝水陸兩軍全面敗績。

甲午戰爭期間，伊藤博文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是最先參戰的日軍第一軍的司令。早在1882年，時任日本參謀本部參謀長的山縣有朋就把日本的假想敵從俄國改為中國，稱要與中國「一較強弱」。1894年10月22日，山縣有朋率領日本第一軍在朝鮮邊境城市義州集結完畢，參加了此後日軍侵略中國的鴨綠江之戰以及整個遼東之戰的各場戰鬥。日軍在佔領旅順後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國同胞近兩萬人遇難。山縣有朋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在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就《馬關條約》的條款進行談判期間，伊藤博文對李鴻章和清朝極盡嘲諷之能事，每每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恐嚇李鴻章按照日方擬定的條款儘早簽字。李鴻章極力周旋，對伊藤博文說：「台灣、澎湖已在你喉中，急甚？」伊藤博文答曰：「尚未落肚，飢甚。」對於賠款銀兩，伊藤博文分兩不讓，李鴻章求降低五千兩以作為來日談判的旅費，伊藤博文都不予答應。而僅在十年前的1885年，中日在朝鮮因「甲申之變」發生糾葛，也是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對談，伊藤意欲糾纏，李鴻章以開戰相恫嚇，伊藤就範。十年時間彈指一揮間，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談判中就已主客易位。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和澎湖列島；中國賠償軍費白銀二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十一款。面對滾滾而來的二億兩白銀的巨款，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喜不自勝，以掩飾不住的興奮口吻說：「本國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此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現在一想到會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

以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為代價，日本從中國取得了巨大的補償。巨額戰爭賠款相當於中國三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為了償還日本賠款，先後三次大舉借債總計三億兩，期限有的長達四十五年，本利合計六億多兩。

霸權之圖

就在日本獲勝並從中國獲得滾滾而來的白銀補償而興高采烈的時候，它剛剛建立起的自信立馬被三國干涉還遼打了個措手不及。沙俄一直將清朝的東北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對「清國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一事不可接受。沙俄認為，遼東半島一旦被日本佔領，必將對俄國造成極大的利益損失和國防威脅。於是，沙俄找了本來對日本也存有戒心的法國和德國，聯合起來對日本施壓。

俄、法、德三國以軍事進攻作為威脅，「友好勸告」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清國。沙俄給日本的《勸告書》是這樣寫的：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察閱日本國向中國要求之媾和條件，認遼東半島為日本所有，不特有常危中國首都之虞，且同時朝鮮國之獨立亦為有名無實，對於將來遠東之和平予以障害，因之，俄國政府為向日本政府重表誠實友誼，茲勸告日本政府：應放棄領有遼東半島。德國的《勸告書》更加直白：「你們日本是弱國，而我們德國是強國，一旦打起仗來，你們日本是必輸的。」

在外交折衝的同時，沙俄戰艦紛紛出動，日本海上頓時戰雲密布。德、法軍艦則雲集清國山東煙台海面，隨時準備對日開戰。日本頓時慌了神，雖經明治維新日本國力大長，但憑一國之力對抗三國列強，無論如何沒有取勝機會。日本只得屈服於列強壓力，放棄遼東半島，但中國卻為此支付了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以「贖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遼東。

日本人把「三國干涉還遼」事件視作奇恥大辱。1895年5月10日，日本明治天皇頒發詔書，要求全體日本國民「卧薪嘗膽」。從此開始，沙俄就從日本的「國防第一假想敵」變成了日本的「特大仇敵」。日本卧薪嘗膽奮發圖強，在來自中國的巨額戰爭賠款的助益之下，軍力國力大幅上升，終於在1904年至1905年於中國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中，一舉戰勝沙俄，徹底地報了「三國干涉還遼」的一箭之仇。

「三國干涉還遼」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認識到，要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強國，僅僅打敗中國是遠遠不夠的，從而，日本侵略擴張的野心更加膨脹。

日俄戰爭取勝後，擺脫列強的牽制，日本的侵華步驟步步緊逼，逼迫袁世凱政府簽署屈辱的「二十一條」；一戰中國是戰勝國，日本卻以武力相威脅，強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29年12月，中國南京的《時事月報》期刊突然登載了一篇介紹日本時任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所呈的條陳，俗稱《田中奏摺》，其關鍵的內容就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中亞細亞、小亞細亞、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細亞為我國之東疆，永不敢向我侵犯。這道奏摺還具體規划了日本對外擴張的五個時期和基本戰略，充分暴露出其將征服中國作為征服全世界第一步的總綱領及其野心。

對於《田中奏摺》的真偽，日方是始終否認的。曾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他的回憶錄《昭和之動亂》中表示：1929年被媒體曝光的《田中奏摺》，他作為外相時進行了調查，結果是：沒有任何線索顯示有這份奏摺的存在。但他同時承認，《田中奏摺》「其內容並不是田中義一本人的意見，恐怕是日本軍部極端分子收藏過類似的計劃，這種不負責任的意見書落到他人手中，做成奏摺，用於宣傳……我們是很難澄清得了的」。

重光葵對《田中奏摺》存在的否認，實際上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擴展野心的證明。其實，真正的《田中奏摺》存在與否，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是，在日本軍國主義思潮中，確實存在如《田中奏摺》所描述的狂妄的擴張侵略主張和野心。

1933年，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曾經寫下一份《由軍事上看皇國之國策即國防計劃綱要》，提出了以下觀點：「滿洲國」為中日親善、亞洲團結的基礎；對華政策應避免以軍閥為交手對象，應該堅實推進東亞聯盟；堅決經營北滿洲，迫使蘇聯放棄「東進」野心。……使中國本部歸我支配，並以日、滿、華三國為基本範圍，實行自給經濟，以武力對付蘇聯陸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切實掩護我東亞聯盟地區，進而尋求制服敵人之方策，開拓戰勝之途徑。

石原莞爾這份「綱要」，不是《田中奏摺》勝似《田中奏摺》，因為它侵略擴張的步驟更加具體，通過肢解佔領中國，進而推進全球霸權的意圖更加明確。後經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日本在逐步推進全面侵華戰爭的同時，果然對英國開戰，挑起太平洋戰爭對美國開戰，直至最後的覆亡。這一切，不正是《田中奏摺》征服中國進而征服世界狼子野心的大暴露、大實踐所導致的大失敗嗎？

縱觀日本兩千多年以來的歷史，從臣服中原王朝，以討得中國皇帝的冊封為正宗，到產生與中國皇帝平起平坐的不臣之心，從豐臣秀吉基本統一日本列島之後，將拓疆之圖指向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到在西方列強面前吃虧認賬並從朝鮮和中國取得補償，再到認為戰勝中國不足以滿足其霸權野心，企圖以中國大陸為基地進而征服世界，不僅暴露了日本無厭無足的貪慾及在戰爭和征服過程中通過血腥屠殺所展示的殘忍和暴虐，而且也客觀反映出了孤懸海外的日本列島，與隔海相望的大陸之間無法割捨的聯繫。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