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口古戰場遺址」等面世實物探張獻忠鑄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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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展出的文物表明，迄今為止，可以確定的張獻忠鑄幣包括大順通寶銅錢、西王賞功金、銀錢及銀錠等幾種。
張獻忠鑄幣考察
「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之前，前述幾種鑄幣均有面世，但來源、多寡不同，比較多的是大順通寶銅錢，有考古發掘、傳世兩種來源，從可獲得圖片資料的錢幣看，發掘的「大順通寶」銅錢直徑基本為2.7厘米，面文「大順通寶」，「順」字「川」旁有較直、彎曲兩種形式，「通」字「辶」作雙點；背分穿下「戶」字、穿下「工字及光素無文三種版別。傳世大順通寶銅錢直徑在2.5-2.8厘米，直徑2.7厘米者居多，且與考古發掘品的基本特徵相同，但「通」字「甬」字頭有三角、菱形兩種形式（圖1，圖2）。除與前述考古發掘品相同的特徵、版別外，並有一種背穿上「川」、穿下「戶」二字者（圖3），精整程度遜色於直徑2.7厘米者，這種背文錢幣初現於民國時期，數量極少。西王賞功金、銀錢有考古發掘、傳世兩種來源，以 「江口古戰場遺址」發掘出水品為大宗，數以百計；幾枚傳世西王賞功初現於清末民初時期成都，有金、銀、銅質地，現分別藏於上海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其錢多流傳有序。西王賞功金、銀、銅錢直徑在5厘米（江口出水錢幣基本為5.04厘米）左右，有表面光滑、外緣有牛毛般打磨紋兩種加工形式，錢文風格一致，但總體細節有所差異（圖4，圖5）。銀錠有考古發掘、傳世兩種來源，以2005年以來「江口古戰場遺址」發掘出水品居多（包括由四川考古研究所發掘與民間盜掘被收繳品），已經公開發表的多五十兩者，從銘文看，體現為張獻忠鑄幣的有幾種表示形式：一是明確為張獻忠大西國鑄；二是國號加年份；三是國號加年號加年份；四是年號加年份；五是只有年份。從銀錠銘文可以看出其書寫極不規範，有「二」、「貳」，「伍十」、「伍拾」、「五十」等多種寫法（圖6，圖7）。
▲ 圖1▲圖2
▲ 圖2▲圖3
▲ 圖4▲圖5
▲ 圖6 ▲ 圖7
關於張獻忠鑄幣的記載，基本圍繞大順通寶，散見於清以降的著述與錢譜，如清人彭遵泗（約公元1740年前後在世）《蜀碧》卷二：順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 張獻忠稱帝，「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為錢，其文曰大順通寶」，「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清人陳萊孝《古錢目錄》：大順錢皆作當二錢，背穿下有「戶」、「工」等字。錢譜如清人倪模《古今錢略》卷十七：右張獻忠大順通寶，錢徑一寸一分有奇，右張獻忠大順通寶，錢徑一寸二分，幕穿下戶字，右大順通寶，錢徑一寸二分，幕穿下工字，右大順通寶，錢徑一寸二分，兩面重文。」著述先後所言張獻忠鑄幣情況，明顯為相互借鑒引用之說；倪模輯錄的「兩面重文」合背錢尚未見實物。
關於張獻忠鑄幣的幾個問題探討
「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實物，為判斷張獻忠鑄幣提供了可信依據的同時，也為研究張獻忠鑄幣種類、時間、地點、關於張獻忠鑄幣著述的可信程度、與文獻資料的互補佐證等提供了有力的證據。籍目前所見實物及著述，發現關於張獻忠鑄幣還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僅就發現的幾個問題加以初步探究。
大順通寶的等值：關於「大順通寶」等值，從前面提及的清代著述與錢譜可以發現，清人多認為大順通寶為折二錢。由於目前面世錢有直徑小到2.5厘米，大到2.8厘米的，因而有小平、折二兩種與小平、折二與折三三種觀點。由公布的「江口古戰場遺址」發掘品可以確定，「通」字 「甬」字頭為三角形、直徑2.7厘米的錢為著述記載的張獻忠建大西國後，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所鑄錢；菱形「甬」字頭者可能為孫可望據云貴地區後鑄造，這種猜想有待更多「江口古戰場遺址」發掘品面世佐證。直徑2.5厘米的小平、2.8厘米的折三錢確切鑄造時間、地點有待進一步考察。
關於西王賞功的鑄造時間與鑄造地點，學界有不同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據《明史·流寇傳》等文獻資料記載，認為錢鑄於武昌；另一種觀點也是據《明史·流寇傳》等文獻資料的記載，認為是張獻忠佔領四川，建大西國後於四川鑄造，有學者並細化到鑄造時間大約在入川以後至稱帝以前。因有明確來源的西王賞功基本發現於四川，今多認同西王賞功為張獻忠建大西國後鑄於四川。但通過「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實物，結合文獻資料記載進行分析，西王賞功鑄於武昌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如下：第一，所有相關著述中，明確張獻忠自謂「西王」者，都集中於崇禎十六年他攻佔武昌後，雖然對他在武昌所鑄「西王之寶（也有西王致寶之雲）」是璽印還是錢幣尚無定論，其時的「西王」之謂當無疑問。從相關文獻資料記載分析，張獻忠佔據武昌後，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體系，必然擁有象徵身份地位的璽印、物化獎懲制度，既然鑄有西王之寶御璽，也可能鑄西王賞功用以鼓勵士氣。第二，關於張獻忠佔領四川、建大西國後的稱謂有多種記載，如稱帝，僭號大西國王，改稱秦王等，均沒有「西王」之謂，而關於張獻忠稱皇帝之說，確不乏實物、文獻資料可證，如出土金冊殘頁刻文「維大西大順二年歲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監於成典中宮九御」，《蜀碧》稱其所發聖旨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篇。既是認為是錢鑄造時間大約在張獻忠入蜀之初仍稱西王至稱帝以前，也可說明錢出於張獻忠稱西王時，當始鑄於武漢。由於迄今為止沒有張獻忠具體稱帝時間定論，該錢是否有鑄於四川者有待商榷。當然，從錢有兩種版別或可以推斷錢鑄於不同時期與地點，關於此尚待深入研究。第三，西王賞功金、銀錢幣皆出自四川不應是錢僅鑄於四川的理由：首先張獻忠鑄西王賞功的目的是用於獎勵軍功，本身鑄量不會大，自武昌至四川一年余的征戰過程中是否獎勵、獎勵過多少有功之人尚無法考察；其次，通過文獻資料記載看，張獻忠對部下的政策一向是懲罰大於獎勵，有否確實將西王賞功金銀幣用於獎勵有待深入研究，也許錢鑄造後一直集中管理，直到入川建國；再次：文獻資料明確記載張獻忠入川後嚴格限制民間藏有金、銀，據劉景佑《蜀龜鑒》：「有金銀必繳。藏一兩者斬，十兩剝皮。」如此嚴酷政策下，西王賞功金、銀幣也許失去軍功章的榮譽，一併當作金銀器物上繳；第四，有明確記載的西王之寶尚未發現，也可以佐證西王賞功金、銀錢幣未在張獻忠行軍線路上發現不等於沒有。所以西王賞功金、銀幣的鑄造時間和地點更接近事實的可能有兩種：一種鑄於武昌，集中帶入四川或入川後被集中收繳；一種是始鑄於武昌，入川初期也有鑄造。遑論何種情況，最終錢幣都被集中收繳為張獻忠財富。由於張獻忠據有武昌僅三月余，即使入川初仍以西王稱謂鑄幣，也只能是建立大西國的第一年，如果按明史記載大西國建於是年11月的話，鑄幣存在時間只有月余，不會超過大順二年，兩相相加，西王賞功的鑄造時間不及半年，加之其為獎賞軍功而鑄，鑄量必然很小。
關於西王賞功，特別需要探討的是「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中的西王賞功錢範。文物展出後，經過仔細觀察錢範與錢幣，發現錢範似乎由多重物質層構成，不類鐵（由於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尚未出版，有關詳情待確定），范表錢模整體偏淺，與范結為一體的錢幣顯然是已經加工完畢的成品，從而基本可以認定先前認為的錢範應該是因錢被周遭物體長期擠壓積累下來的附著物（圖8）。當然是否如此，還需假以日後相關檢測數據等的公布。
▲ 圖 8
「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張獻忠鑄幣不僅令學界發現問題，也解決了一些問題，如關於張獻忠建大西國後年號的使用時間問題，曾有學者推測大西政權的「元年」無「大順」年號，至二年始有「大順」，而出土銀錠「安岳縣……解大順元年半征銀銀錠伍拾兩」、「西朝眉州大順元年分大糧銀伍十兩正」的銘文明確證明大西政權建立的元年既有大順年號；又如出土的大順通寶錢表明清人關於大順通寶只有折二錢的說法符合實際，部分錢還足可說明《蜀碧》「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記載的真實性。
隨著「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文物的增多，出土文物各種資料的公布，關於張獻忠鑄幣的問題會日益清晰，以鑄幣證史、補史缺的可能也會更多。
編輯：陳 梅
中國文物報8月21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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