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歷史記憶、青年敘事與祖國認同
藍博洲
歷史記憶、青年敘事與祖國認同
文 | 陳美霞
藍博洲呈現了分斷時代台灣青年不分省籍族群，為了民族國家的前途，勇於犧牲自我的奮鬥歷程，重建「民眾視野」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台灣敘事。由此，藍博洲的非虛構寫作並不僅僅是個體性的，而是傳承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台灣左翼志士的革命精神，繼承了陳映真等知識者的話語實踐。
藍博洲
在聲色犬馬的消費社會中，在荒煙蔓草的歷史塵埃里，藍博洲孜孜不倦地尋找、勾勒台灣這片土地的紅色記憶。可喜的是，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修訂版和《幌馬車之歌續曲》《尋找祖國三千里》相繼在祖國大陸出版。這一批文本的共同關注點是上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中犧牲受難的台共黨人、左翼志士。他們的個人生命與國家民族的解放事業相聯繫，波瀾壯闊、深情無私。
歷史記憶的遮蔽與敞開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統獨問題、「新國族機器打造」等層出不窮。不同意識形態力量為了爭奪政治權力操弄族群矛盾、湮滅歷史記憶。通過田野踏查、口述訪談、文獻摘錄等方式，藍博洲挖掘整理被主流意識形態與消費社會漠視的四五十年代台共黨人追尋祖國統一與人民解放的光輝歷史。這一批「民眾史」調查報告再現了被暴力與謊言湮滅的歷史，對台灣主流社會歪曲「二二八」、漠視上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肅清歷史的行徑予以正本清源。
藍博洲以冷靜平緩的敘述呈現了四五十年代革命志士求索中國現代性出路、追尋紅色祖國的青春風雷與理想挫折，批判了國民黨的反共親美與犬儒時代的政治冷漠。他揭開白色恐怖對整整一個時代革命青年的毀滅、刑殺,重建戰後台灣紅色歷史記憶。《幌馬車之歌》是藍博洲影響最為廣泛的作品，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部分內容即取材於此。該書圍繞主角鍾浩東在日據、光復與國民黨遷台初期的事迹，展開台灣青年的理想追尋之旅。鍾浩東是台灣抗日運動領袖蔣渭水的女婿，因為民族情感組織醫療隊，攜妻子奔赴大陸參加抗日，抗戰末期對國民黨的階級屬性漸漸有了了解，思想開始左傾。台灣光復後，鍾浩東投身教育，「二二八」事件中，鍾浩東擔任校長的基隆中學學生儘力保護外省老師。隨後，鍾浩東親自主持時事討論會，通過學習戰後中國時局發展與國共階級立場，紓解台灣青少年的認同危機。鍾浩東及其同仁還印發《光明報》傳播革命理念，事發被捕，史稱「基隆中學案」。國民黨基於本省人不了解大陸情況，為了爭取人心，對本省籍不少涉案者「判感訓」，鍾浩東不願意接受國民黨的感化訓練，坦然赴死。《幌馬車之歌續曲》講述了「基隆中學案」被捕犧牲的李蒼降、藍明谷、邱連球的故事。其中，李蒼降是李友邦將軍的侄子，也是鍾浩東的入黨介紹人。毋庸置疑，藍博洲的非虛構寫作，延續了陳映真的《山路》《鈴璫花》《趙南棟》《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中關於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的救贖書寫與話語重構。
《悲情城市》劇照
對待創傷事件，陳映真認為應該「獲取歷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藍博洲對紅色歷史記憶的挖掘，與其在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的工作經驗密不可分。藍博洲首篇「民眾史」調查報告《美好的世紀》就是發表於《人間》雜誌，主人公郭琇琮是具有濃厚民族意識與祖國情懷的台灣本省優秀醫師。日據時期，郭琇琮因不遺餘力反抗殖民統治而入獄，光復後積极參与社會運動，「二二八」事件後思想左傾，加入地下黨，50年代政治肅清時，仆倒馬場町刑場。郭琇琮是吳思漢的入黨介紹人，吳思漢是《尋找祖國三千里》的主人公，藍博洲縱橫結合，鋪排吳思漢從日據、光復到國民黨遷台的故事。吳思漢原名調和，人稱「調和仔」，改名「思漢」即思慕漢族。吳思漢為了參加祖國的抗日事業，離開台灣赴日本留學，千辛萬苦輾轉朝鮮、「偽滿洲國」、北京、秦皇島、河南、西安、成都，趕赴抗戰後方重慶；一路換乘渡船、火車、汽車，遭遇各種懷疑、驅逐，甚至被誤以為是日本間諜而入獄。來到重慶後，吳思漢依然遭到國民黨的懷疑與陷害。吳思漢的事迹打動了在重慶的李萬居、宋斐如、李純青、謝南光等台灣前輩，他們邀請他小聚，並把情況告訴他。吳思漢覺得「為抗日而來，為什麼不可以為抗日而去」，欣然接受跳傘回台灣接應盟軍登陸台灣的任務，後因盟軍登陸沖繩而取消。為此，李萬居、李純青等紛紛著文探討歸來祖國的台灣青年的安置問題。光復回台後，吳思漢先在《台灣新生報》工作、後開書店介紹進步書籍，並積極組織群眾，活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勞工陣線。50年代政治肅清中，吳思漢倒於國民黨槍口之下。
《人間》雜誌
藍博洲筆下的鐘浩東、吳思漢、李蒼降、藍明谷、林如堉等一大批優秀台灣青年有著相似的思想與經歷，一心嚮往祖國，抗日戰爭時期奔赴大陸參與全民族的解放運動，光復後他們為何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走上了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腐敗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的過度鎮壓，使得民眾對「白色中國」失望，為了尋求出路，台灣進步青年紛紛左傾，轉向「紅色中國」，參與中國人民探尋祖國現代化的路線選擇與前途探尋。
革命理想與青年敘事
藍博洲的文字平靜節制，採訪人口述、他者日記、案件檔案與敘事者聲音交疊呈現歷史事件與人物性格。有趣的是，《幌馬車之歌》曾入選「小說獎」，這自然得益於較為高明的審美形式。藍博洲的非虛構寫作並非歷史創傷的單調呈現，還塑造了一個個光明偉俊的左翼青年形象。這一批青年不僅是全球冷戰-國共內戰結構下的革命英雄，更承受著大陸青年未曾體驗過的被殖民創傷。《幌馬車之歌》以生動必要的情節鋪設與真實豐滿的人物關係，突顯鍾浩東的性格特徵。鍾浩東勇敢叛逆，在高雄中學讀書時，他喜歡和日籍老師辯論，一次他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作品被老師抓到並辱罵。鍾浩東替自己辯護道：「做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併大罵：「無禮!清國奴！」鍾浩東不堪其辱，抓起書本擲向日籍老師。與日本人打架的不僅僅是鍾浩東，吳思漢、陳明忠亦有同樣經歷。吳思漢從小成績優異，他父親一直納悶：「很奇怪！那麼乖的小孩，怎麼出去讀中學都和日本人打架呢？」這顯然是區別歧視的殖民政策激發了熱血青年的民族意識。
藍博洲非虛構寫作對歷史敘事的重要貢獻，使得讀者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優異表現。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尋找祖國三千里》《美好的世紀》等作品再現了進步青年的青春理想與革命信念，呈現了日據以來台灣青年不惜生命與熱血，追尋民族解放與國家重建的心路歷程。藍博洲塑造的左翼青年志士是慷慨激昂、英勇無私的，與本土派「二二八」悲情人物形象迥異，豐富了台灣文壇的青年形象。面對國民黨政治暴力，鍾浩東、吳思漢、林如堉、李蒼降、邱連球、藍明谷、李中志、張金海等革命青年可謂壯志未酬身先死，他們主動選擇充滿荊棘與犧牲的人生道路，是特定時代的悲劇英雄。藍博洲作品對當下大陸大眾消費社會中個人化的「失敗者形象」的青年敘事亦是一種啟示。大陸流行的「失敗感」青年形象是對現實無能為力，幾乎被動承受資本世界與都會生活的重壓，困境產生的根源是經濟上的貧窮。不同於大眾消費社會被物質所挾裹的青年形象，藍博洲在廣闊的國際反法西斯視野中，在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在追求新中國的光明前景中重新描繪了革命青年高遠的理想追尋與青春事迹。
無論是鍾浩東、蕭道應攜妻赴大陸抗日，還是吳思漢、林如堉假借轉學、探親名義奔赴大陸的經歷，都如同奧德修斯的返鄉旅行一樣充滿驚險且兼具青春浪漫與革命情懷。鍾浩東原是為革命抱持獨身主義的，曾多次張羅為蔣碧玉介紹男朋友，知道她感情並無進展，坦言自己不打算結婚。蔣碧玉不高興地回他：「我又沒有說要嫁你！也不是因為這樣我才拒絕他們的。」兩個年輕人情根暗種而不自知。一天，鍾浩東邀請蔣碧玉「跟我一起到大陸奮鬥吧！」蔣生父知道後說：「一個女孩子，沒有訂婚，沒有做餅，怎可就跟著他過大陸？」鍾浩東豁達地說：「要做餅就做嘛！」婚後兩人攜手赴大陸抗日,光復後一起參與祖國重建，他們的愛情與革命志業相伴隨。臨刑前夕，鍾浩東要求同房獄友唱《幌馬車之歌》送他最後一程，只因太太蔣碧玉喜歡此歌。無情未必真豪傑，藍博洲並非簡單交代革命事迹，而是帶著悲憫與理解，以立體關係網路與豐富生動的細節刻畫左翼青年的家國情懷與兒女情長。
藍博洲筆下的青年多是背叛自己的階級出身，與消費社會追求物質滿足的青年大相徑庭，他們自動放棄優渥生活，投身艱險的革命事業。吳思漢被捕後，為了營救年僅27歲的兒子，其父四處上書陳情並百思不得其解，自身家庭條件不錯，無須為生計擔憂，兒子為何走上這條路？吳思漢簡單樸實，沒有讀書人的架子，雖在階級區隔的年代，卻欣然吃路邊攤，甚至諷刺女朋友「你以為你比較高尚是不是」。吳思漢們關心的並非個人享受，他們的視野是整個國家民族的解放。在獄中吳思漢總是把家裡送來的東西平分給獄友們。等待死刑執行期間，吳思漢每天穿好西裝，整理好頭髮；點過名，不是自己，就把西裝脫掉，隨手一丟，說：「還未輪到我，夭壽。」吳思漢無私的精神品質與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亦是消費社會成長起來的青年所缺乏的。
鍾浩東、吳思漢、李蒼降、邱連球、藍明谷、林如堉、邱連球、李中志等台灣革命青年的生命，因為參與民族解放事業而鮮活亮麗。這些左翼青年的生命史，超越個人經驗，成為富有時代意義與公共意義的青春縮影。革命青年堅貞不屈的人生道路既是台灣歷史的斷片，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縮影，更側面反映了近現代以來中國青年探索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的艱難曲折。
重建民眾視野的祖國認同
在「本土正確」政治熱潮中，「台灣主體性」幾乎等同於福佬族群的主體性。針對台灣分離主義思潮，藍博洲借著不分省籍族群的歷史敘事，無形中批判了福佬中心主義操弄下的族群撕裂與認同異化。
作為一種介入式文學實踐，藍博洲的非虛構寫作不乏立場與態度，敘事者聲音有時候自然而然嵌入文本結構之中，有時候以受訪人的口述、他人回憶錄的摘輯而呈現。他的視界並非限於50年代政治肅清「朗澈地赴死」的橫截面，而是縱向追溯左翼志士既短暫又輝煌的整個生命歷程。藍博洲的筆觸從日據時代開始，通過田野踏查與對親近者的訪談，呈現左翼志士的幼兒時光、少年時代與青年歲月，由此可知祖國不僅是台灣民眾抵抗日本殖民的精神資源，不少台灣青年甚至親赴大陸參加社會建設與抵禦外辱。日據末期，吳思漢擔心自己大學畢業前就會以充當「日本軍醫」的名義被強徵到前線，不僅無法實現歸國夙願，或許還會與祖國軍隊槍口相向。吳思漢與朋友商談對策，「大家一致同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去大陸，參加祖國的抗戰組織，成為祖國軍隊的一兵一卒，尤其是加入空軍，參加對日空戰的行列」。吳思漢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越朝鮮半島，在鴨綠江邊呼喊：「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藍博洲關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非虛構寫作，張揚台灣青年不分省籍族群為了追求國家民族的解放，不惜犧牲自我的精神。鍾浩東是客家子弟，日據時期不甘殖民歧視，加上閱讀《三民主義》及五四文學的作用，鍾浩東生髮了儒慕祖國的情愫，高中畢業後獲得父親許可遊歷大陸，「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愿」；他的民族意識與祖國情懷也感染了弟弟鍾理和及周圍朋友。鍾浩東一行五人赴重慶抗日途中，為了表示決心，把日本護照都丟到大海里。他們繞道上海、香港進入廣東，身份檢查時候，被國民黨幹部認定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漢奸，差點遭槍斃，幸遇丘念台搭救。在去大後方重慶還是堅守抗戰前線之間，他們選擇後者，兩位新手媽媽哭了三天兩夜，忍痛把頭生子送人。他們的祖國認同之旅雖然艱險不斷，但始終不改其志，始終關心祖國的前途命運。藍博洲的非虛構寫作再現了20世紀上半葉台灣民眾反抗日本統治、參與祖國重建的歷史往事，對現今台灣部分人美化日本統治的「殖民現代性」思潮是一種糾正，對台獨派「去中國化」的反共親美日意識形態是一種回擊。
鍾浩東、吳思漢、蔣碧玉、蕭道應等台灣青年關山萬里赴大陸參與抗日事業，從而展開了內在於中國革命進程的台灣青年的理想追尋。藍博洲呈現了分斷時代台灣青年不分省籍族群，為了民族國家的前途，勇於犧牲自我的奮鬥歷程，重建「民眾視野」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台灣敘事。由此，藍博洲的非虛構寫作並不僅僅是個體性的，而是傳承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台灣左翼志士的革命精神，繼承了陳映真等「左統派」知識者的話語實踐。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8月24日4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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