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黃州攻略

古語說得好：「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五年的黃州生涯不僅為東坡的詩文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他的人生態度更加堅毅、沉穩。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東坡居士」這個別號產生於黃州，連東坡這個人物也是誕生在黃州。

黃州並非真正的世外桃源，東坡也不是真正的世外高士。經歷了烏台詩案的東坡畢竟不是從前那個心高氣傲、睥睨公卿的英邁朝士了，一百三十個日日夜夜的鐵窗生涯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沉重的陰影。

幾年前沈括將東坡「詞皆訕懟」的詩稿上呈神宗，東坡聽說後還與劉恕開玩笑說：「這下不用發愁沒人進呈皇上了！」如今的東坡不再有那樣的豪情逸致了。

他來到黃州後不敢多寫詩文，故人沈遼求東坡為其詩集作序，又求為其所居的「雲巢」作記，蜀中的中江縣令程建用來信求作亭記，東坡一概謝絕。

好友滕元發來信請他寫一篇《蕭相樓記》，東坡回信推辭說：「記文固願掛名，豈復以鄙拙為解。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後來成都勝相院的僧人來求他作《經藏記》，東坡屢辭不得，勉強寫了，還寫信給滕元發說明理由：「《經藏記》皆迦語，想醞釀無由，故敢出之。」

蔡承禧損資助建的南堂落成後，東坡作《南堂五首》以誌喜並寄給蔡承禧，還向他「乞不示人」。友人傅堯俞遣人來求近作，東坡親書《赤壁賦》寄之，但叮囑他「深藏不出」。

即使是給弟子寫信，東坡也擔心會惹來什麼意外，他曾給李之儀寫了一封長信，結尾再三叮嚀：「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東坡的恐懼心理並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有真實原因的。

李定等人眼睜睜地看著東坡逃脫了死罪，哪肯善罷甘休？元豐三年（1080）十二月，朝廷使淮南轉運使追查東坡在徐州任上沒有及時覺察李鐸、郭進等人謀反一事，已到黃州一年的東坡上奏申辯，說明了當時曾派程棐緝盜的事實，但直到次年七月才降旨免罪。

其實東坡在李鐸起事前早就專門上書陳述當地的治安態勢，並獻治盜之法，可謂未雨綢繆，但李定等人蓄意謀害東坡，吹毛求疵，捕風捉影，無所不用其極。在這種形勢下，東坡豈敢掉以輕心。

東坡自比「驚起卻回頭」的孤鴻，絕不是無病呻吟。後人往往過分誇大了東坡性格中曠達樂觀的一面，甚至誤認為他在黃州時也總是心情愉快。其實東坡曾在給趙晦之的信里明言：「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爾，與鹿豕木石何異！」

然而東坡素來把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當作座右銘，他身在黃州的山巔水涯，其心卻無時不在關心著朝政和國事。

元豐四年（1081），西夏發生內訌，宋王朝乘機伐夏，經王珪、蔡確等人議定，分兵五路大舉進攻西夏。沒想到小勝之後，靈州（今寧夏青銅峽）、永樂（今陝西米脂西北）兩次大敗接踵而至，數十萬人全軍覆沒。

東坡對這場戰事非常關心，曾寫信問滕元發說：「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國家慮也。」等到敗訊傳來，東坡悲憤交加，他不敢有所議論，便借著書寫友人張舜民詩作的機會哀悼陣亡將士：「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台！」

東坡已經沒有資格向朝廷貢獻意見，便用間接的方式予以表達，他曾多次為人代擬奏章，還曾寫信給章惇說徐州地處南北襟要，自古就是用武之地，但是「兵衛微弱」，提醒官居參知政事的老友多予注意。

瀘州附近的少數民族乞弟叛亂，東坡寫信給淮南轉運副使李琮，詳細論述討平乞弟的方略，指出必須恩威並用，方能事半功倍，並讓李琮轉告朝廷。

當然，此時東坡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了民間疾苦。東坡一向關注民生，他在各地做官時常常深入窮鄉僻壤訪貧問苦。但是身為通判或知州的東坡即使輕車簡從、態度和藹，也難以深入到百姓中間。

他在徐州時曾到農村勸農，那些村姑們雖然沒有躲進閨房，但她們匆匆地抹上紅妝，穿著節日才穿的茜羅裙，簇擁在籬笆門口「看使君」，她們是不會對這位貴客說出心裡話的。

如今的東坡不同了，他已經混跡於漁樵農夫之間，正像他寫給李之儀的信中所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

既然喝醉的平頭百姓膽敢「推罵」東坡，既然鄰居的老農敢於指點東坡如何種麥，他們與他交談時就不會有任何顧忌。於是東坡真正的深入民間，他終於能近距離地仔細觀察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悲歡休戚了。

黃州有很多漁民，他們以江河為田，以魚蝦為糧，全家人都住在搭建在木排上的竹棚里，活像是一群食魚為生的水獺，當地人稱呼他們為「漁蠻子」。

有一天東坡遇到一個「漁蠻子」，便饒有興趣地與他交談一番，結果發現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辛。由於長年生活在狹小低矮的竹棚里，漁蠻子的個子都很矮小，而且一個個彎腰駝背的。

他們正是沒有田地可以耕種，才不避寒暑生活在風雨飄搖的水面上。他們最怕朝廷一旦下令對漁舟徵收賦稅，所以再三叮囑東坡不要告訴朝中那些善於聚斂的大臣！

黃州還有「溺嬰」的陋俗。元豐五年（1082）正月，寓居武昌的蜀人王天麟來訪，偶然說起岳州、鄂州一帶的百姓一般只養育二男一女，如再有生養，就在嬰兒剛落地時浸在冷水裡淹死，女嬰慘遭溺死的尤其多。

有些父母溺嬰時心有不忍，便轉過身去，閉著雙眼用手按住浸在水裡的嬰兒，嬰兒咿咿啞啞掙紮好一陣才斷氣。東坡聽說後，難過得幾天吃不下飯，他做夢都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人間慘劇！於是他立即寫信給鄂州知州朱壽昌，希望他運用官府的力量嚴厲禁止這個陋俗。

後來東坡又發現原來黃州也有「溺嬰」之習，便與熱心腸的古耕道商議，由古耕道出頭組織了民間慈善團體「育兒會」，向本地富戶募捐，每戶每年出錢十千，多捐不限。東坡雖然囊中羞澀，也帶頭認捐十千。

募來的錢款用以購買糧食、布匹、棉絮等育嬰用品，然後尋訪那些無力撫養嬰兒的窮苦人家，給予救濟，以阻止溺嬰。東坡認為，只要嬰兒落地幾天內不被溺殺，則父母的恩愛已經產生，以後即使鼓勵他們殺嬰，也斷斷不肯下手了。果然，經過育兒會的努力，黃州的溺嬰之風終於得以剷除。

東坡在黃州時經濟拮据，處境艱難，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的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東坡卻以隨遇而安的心態對待逆境，以堅毅剛強的意志克服困難，他不但嘯傲於赤壁風月，而且繼續關心國計民生。

人們都把東坡在黃州的行為歸因於曠達的人生觀，此說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東坡的道德修養和淑世情懷。剛毅近仁，仁者必剛，高尚的道德修養和深摯的淑世情懷使東坡具有一副鐵石心腸。

他在黃州寫給滕元發的信中自稱：「平生為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可見烏台詩案雖然來得非常突然，但東坡的內心卻早儲備了足以應對各種災禍的精神力量。

東坡剛到黃州時，好友李常來信安慰其不幸遭遇，東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跡說：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仆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仆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

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意，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壞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正因東坡具有如此心胸，他才能在艱難困苦的窘境中保持樂觀曠達的瀟洒風神，曠達僅為其表，堅毅才是其里。所以東坡在開荒種地的餘暇並不一味的放浪山水、嘯傲風月，他也抓緊時機讀書、著書，那間四壁畫滿雪景的雪堂成為東坡這位「素心人」潛心學術的書齋。

東坡對人說他在黃州「專讀佛書」，其實他也認真地研讀經史。有一次黃州的州學教授朱載上前來訪問，家僮進去通報了，卻不見東坡出來。朱載上在外等候了好久，東坡才匆匆走出，並道歉說剛才正在做當天的功課，故此耽擱了一會。

朱載上沒想到名滿天下的東坡竟然還要做功課，便好奇地探問其內容。東坡說是手抄《漢書》。朱載上說像東坡這樣的天才，讀書過目不忘，哪裡還用抄書？東坡笑著搖頭，說他已是第三遍抄《漢書》了。

他介紹其抄書的方法是，第一遍每一段落取三字為題，第二次取兩字為題，如今則取一字為題。東坡還讓朱載上任意從書架上取下一冊《漢書》，隨意翻開一頁，舉出該段中的一個字，東坡便接著此字倒背如流。

朱載上欽佩不已，他後來教訓其子朱新仲說：「東坡尚且如此刻苦，你這種中等天資的人豈能不下苦功！」東坡向來留意經學，他對王安石的三經新義非常不滿，如今擺脫了公務的煩擾，便動手撰寫《論語說》、《易傳》等著作。

元豐五年（1082），東坡寫完了《論語說》五卷，裝訂成冊後寄給文彥博，托他保管書稿。《易傳》本是蘇洵未及完成的遺稿，東坡認為《易經》本是一部憂患之書，如今身在憂患之中，正好可以動手續寫《易傳》，但是全書要到十八年後南遷儋州時方才定稿。

由於東坡在黃州時不敢多作詩文，便把興趣轉移到填詞和書畫上來。東坡以前也喜愛書畫，只是時間有限，不能多作。如今謫居多暇，前來求字求畫的人又多，東坡幾乎每天都要揮毫潑墨，如今留傳世間的東坡墨跡，以寫於黃州的為最多。

東坡還慷慨地把書畫作品隨意贈人，在東坡寫於黃州時期的書信中，涉及贈書贈畫的不勝枚舉。家住武昌的王齊愈有一個兒子名叫王禹錫，他酷愛東坡的書法，由於東坡常到王家作客，王禹錫是個年輕人不知顧忌，便任意向東坡乞求墨寶。

三年下來，他居然積儲了兩大箱的東坡墨跡。後來王禹錫要到汴京進太學讀書，臨行前把收藏東坡墨跡的兩口箱子牢牢地鎖好，再交給父親保管，弄得王齊愈哭笑不得。

東坡在黃州飽看了風雨晦明中竹叢樹林的各種姿態，他的畫技有了長足的進步，筆下的枯木、竹石深得自然之趣。

有一天東坡渡江到王齊愈家作客，乘著酒興揮毫畫竹數幅。有人問他為何畫中之竹如此清瘦，東坡作詞回答說：「記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

原來他是參照著月光下的竹影作畫的，難怪一枝一葉無不栩栩如生。當然，東坡筆下那些挺拔瘦勁的竹子和夭矯盤曲的枯木其實是自我人格的外化，這正是文人畫最寶貴的內在精神。

東坡在黃州寫信告訴老友王鞏：「文字與詩，皆不復作。」他沒有提到詞，是否偶然的疏忽呢？不是的，東坡在黃州作文作詩都比較少，只有詞的數量不減反增。

東坡一生中寫詩的時間長達三十九年，平均每年作詩超過六十首。東坡一生中寫詞的時間有三十二年，平均每年作詞不足十首。他在黃州生活了四年零三個月，平均每年作詩不足四十三首，低於一生的平均數。但此期每年所作的詞卻多達十九首，遠高於一生的平均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東坡在黃州所寫的七十九首詞中，名篇之多，遠非其他時期可比，黃州堪稱東坡詞創作的巔峰時期。由於詞在當時人的眼裡只是遣情娛興的小道，它不會包含什麼政治內涵或重大意義，所以烏台詩案中受到追查的作品全都是詩文，即使是刻意要對東坡文字吹毛求疵的御史們也沒有從東坡的詞作中去尋找什麼罪證。

這樣，當東坡懷著憂讒畏譏的心情來到黃州後，詞就成為他抒情述志的最佳文體了。元豐五年（1082）三月，東坡前往蘄水訪友，在途中夜飲酒家，醉後踏著月光走到一條溪橋上，酒力發作，就在橋畔倒頭便睡。

次日清晨醒來，他在橋柱上題了《西江月》一首：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

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 瑤。

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東坡到達蘄水以後，與友人同游清泉寺，發現一條清澈見底的蘭溪竟然向西而流，不由得聯想起那有名的古詩「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想起白居易的詩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便寫了一首《浣溪沙》：

山下蘭芽短浸溪，

松間沙路凈無泥，

瀟瀟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

門前流水尚能西，

休將白髮唱黃雞！

這兩首詞的內容和主題都是很適宜用詩來表達的，東坡卻以詞代詩，這分明是別有用心的文體選擇。當然，這也說明東坡在任何環境中都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詩也好，詞也好，只是他傾吐心聲的不同文學樣式而已。

東坡在黃州一住五年，但他始終是朝野注目的人物。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逝世。恰巧東坡這年春天害了紅眼病，已有一個多月閉門不出，於是人們紛紛相傳東坡與曾鞏同日而死。

消息傳到汴京，神宗向正在身邊的蒲宗孟打聽，蒲說外面是有這個傳說，但不知真假。正要吃飯的神宗放下飯碗，連聲嘆息說：「人才難得，人才難得！」後來得知消息不確，神宗便有起用東坡之意。

次年正月，神宗親書手札：「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並下詔改授東坡汝州團練副使，也就是讓東坡「量移」得離汴京近一些，這是將要起用東坡的一個信號。三月初，東坡接到朝廷的告命，這意味他要離開居住五年的黃州了。

消息傳開，人們紛紛為東坡餞行，前來求字求畫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東坡一一應承，忙得不亦樂乎。借住了四年的臨皋亭和借種的荒地當然要歸還給官府，東坡自己建造的雪堂則留給好學的潘大臨、大觀兄弟居住。東坡又委託潘丙照看乳母任採蓮的墳墓，讓那位慈祥的老人安寧地長眠於此。

四月上旬的一天，東坡率領全家離開黃州前往武昌。他們在茫茫夜色中渡過長江，突然，從江北的黃州城傳來了隱隱的鼓角之聲，這聲響夾雜在澎湃的江濤聲中，顯得格外悲壯，但在東坡耳中，這熟悉的鼓角聲是多麼親切！

黃州，這座早被東坡認作第二故鄉的小山城，它在東坡的人生歷程中是多麼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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