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材里的「四大論證方法」邏輯混亂，是有害的 | 短史記

文史 08-25

文 | 諶旭彬

下圖，是2000年重慶市普通高中招生統一考試（中考）語文試卷中的一道閱讀理解題。

四個備選項里提到的舉例論證、道理論證、對比論證、比喻論證，在語文教科書中，通稱議論文的「四大論證方法」。

圖：2000年重慶中考考卷中關於「四大論證方法」的試題

因為種種緣故，大多數初、高中生，沒有機會接觸到真正的邏輯課程

①

。這「四大論證方法」，在語文教科書中存在了數十年，極大地塑造了他們的思維模式，塑造了他們寫作和言說的邏輯。

可惜的是，這「四大論證方法」，本身並不是一個有邏輯的東西，有些甚至與邏輯背道而馳。

大有問題的「四大論證方法」

試分別言之。

（1）舉例論證。

所謂「舉例論證」，指的是列舉諸多相似事例，來證明論點的成立。

語文教科書中最典型的「舉例論證」，莫過於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文。教科書節選的部分如下：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中，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這段話里，孟子舉了六個出身苦難而終成大人物的例子——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進而得出「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這樣一個結論。

這種「舉例論證」無疑是錯誤的。

孟子舉出一萬個出身底層飽嘗苦難的成功者，他人亦可舉出一萬個出身顯赫未逢苦難的成功者。對多數人而言，苦難只是純粹的苦難，顯赫的家世卻意味著更好的教育、更寬闊的眼界、更多的機會。從苦難里爬出來的人、還深陷在苦難里的人，不願自己曾經嘗過、或正在品嘗的苦難時光毫無意義，說一些「感謝苦難的磨練」一類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孟子這般，拿著六個例子，就來推銷「天降大任給你之前必先讓你吃苦」這樣的雞湯，就很不負責任了。

多數時候，「天將降大任」之前，先降下來的，或是好體制，或是好爸爸。

圖：初中語文八年級上冊《孟子兩章》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2）道理論證。

所謂「道理論證」，指的是引用經典著作中的見解、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公認的定理公式等，來證明論點的成立。

這種論證方法，利用的是一般人畏懼、崇拜權威的心理。

在邏輯領域，「訴諸權威」是一種相當常見的謬誤——因為權威是有範圍的，「訴諸權威」有合乎範圍和不合乎範圍之別。

比如，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的觀點值得重視，但他若在歷史領域發言，就須另當別論。著名電視主持人可以談如何做好節目，他關於「轉基因」如何如何的言論，卻未必值得信賴。

一個人可能會理性地訴諸

相關領域

的權威，學者、科學家通常會這樣做；也可能訴諸

無關權威

。比如，「訴諸古代智慧/名人」就是一種典型的「訴諸無關權威」——無論多少古代名人談論過「陰陽五行」，無論多少古代名人談論過「風水命數」，都不能證明其真實性和正確性。當然，在現實生活中，最常見的「訴諸權威」式謬誤，是「有專家表示」、「有外國學者認為」、「西哲曾經說過」……諸如此類。

事實上，

即便是「訴諸相關領域的權威」，也須有所節制。

比如，在缺乏學術獨立性的環境里，「相關領域的學術權威」並不一定值得信賴。而且，「相關領域的學術權威」還存在著更新迭代的問題——在筆者所熟悉的歷史領域，因為史料的發掘和研究的深入，一、二十年前「史學權威」的觀點，也很可能已被新的結論取代。

圖：

1984出版的

《語文輔導三年級用》（山西人民出版社，

張文田/編

）中，

「革命導師」、「人民領袖」的言論引用，也被歸入為「道理論證」

。

（3）對比論證。

所謂對比論證，指的是一種將兩種事物進行對照、比較，然後得出某種結論的論證方法。又稱類比論證。

對比或者類比，是人類最原始的一種理解世界的思維模式。

比如，董仲舒為了證成其「天人合一」理論，曾做過這樣的類比：

人全身有366個關節，對應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個大關節，對應天一年有12個月；人有五臟，對應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對應天有四季；人眼有開合，對應天有晝夜……

（原文見《春秋繁露》：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

略通邏輯者都明白，這種類比其實毫無道理，無任何科學依據可言（僅就實事實而論，人體也並無366個關節）。

可惜的是，這種無邏輯的類比，在理性未昌的舊時代，曾深入到民眾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

比如，《漢書》里說「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其實，天有沒有兩個太陽，和國家可不可以有兩個最高領導人，並無任何邏輯關係，從前者無法推導出後者。今天，天上仍然沒有兩個太陽，國家卻不妨「三權分立」。

②

今天的人在討論社會問題時，也仍然很喜歡使用對比推論。比如，有人覺得「禁槍問題」不值得討論，因為：

「當醉酒的司機碾壓了一個孩子時，我們追究的是這個醉駕的司機，而不是他所駕駛的汽車。當有人用槍射殺了一個孩子，我們追究的則是這把槍。我們難道不應該去追究用槍殺人的人，而不是槍本身嗎？」

這種類比，看似很有道理，其實不然。

被車撞死、被槍打死，固然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私人汽車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私人槍支卻不是。禁車帶來的害處，與不禁車帶來的好處，孰大孰小，顯而易見，這是公共輿論從來不曾將「禁車」納入討論主題的核心原因。禁槍的好處與害處、不禁槍的好處與害處，孰大孰小，則仍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

現實生活中，很難找到兩個相似性100%（或

接近100%

）的事物來進行類比。所以，類比推理，往往只能提供某種「或然性」。

這種「或然性」，在人類認知世界的歷史進程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在邏輯上，畢竟只是一種「或然性」。

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一部大量濫用類比論證的著作

（4）比喻論證。

所謂比喻論證，指的是拿日常熟悉的某些事物來作比喻，以證明某些論點。

比喻可以用來輔助敘述，將事物描繪得更形象，將問題表達得更清晰。但無論何種比喻，都不具備邏輯上的「論證」功能。

在先秦知識分子當中，孟子是相當喜歡用「比喻」來說道理的。他和告子討論人性的善惡，告子說：

「人性啊，就像那激流，東邊挖個口子就往東邊流，西邊挖個口子就往西邊流。人性不分什麼善或者不善，就好比水的流向不分什麼東或者西。」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的回應是：

「水的流向，確實不分東和西，但它難道也不分上和下嗎？人性本善，就好比水一定是往下流。人的本性沒有不善的，水的流向沒有不往下的。」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告子也好，孟子也罷，都犯了拿比喻來論證某一觀點的錯誤。水往下流，與人性善或不善，可以說毫無邏輯關係。

③

比喻，只能用來輔助表述，不能拿來構建邏輯；它是修辭手段，不是論證方法。

圖：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寫作基礎知識》一書，如此描述「比喻論證」。

「四大論證方法」的由來

「四大論證方法」是如何進入語文教科書的？

筆者沒有見到確鑿的材料。大致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進入語文教科書的時間，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此之前，語文教材關於「論證方法」的介紹，雖無統一口徑，但

多側重介紹歸納法與演繹法

。

比如：1973年，山東夏津師範學院編寫的《語文教學改革資料選輯》中，關於「論說文的論證方法」，只提到了兩種：（1）歸納法；（2）演繹法。

1975年，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革委會編寫的《常用問題及其教學》一書，談及「論證方法」時，作為重點討論的仍只有：（1）歸納法；（2）演繹法。附帶還介紹了類比法、引申法、對比法、反證法和分層論證法。

圖：1975年出版的《常用問題及其教學》封面

1978年出版的《談語文教學》（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出現了因果論證法、例證法、喻證法、剖析法。

人教版1984年3月第一版的高中語文第三冊里，總結論證方法，共計八種：例證法、引證法、因果論證、正反對比論證、比喻論證、分層論證、引申論證、類比論證等八種。1987年第二版的高中語文第三冊，仍將論證方法總結為八種，但具體名目卻有很大變化，

重新收入了歸納法和演繹法

。

到了1994年前後，初中畢業生才被正式要求掌握四大論證方法：例證法、引證法（即道理論證）、對比論證法、比喻論證法。

圖：1994年，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的教輔讀物《初中語文常用閱讀法指南》

此後長達約20年的時間裡，「四大論證方法」成了全國初中生必須掌握的語文常識。

這些所謂的「論證方法」，遮蔽了真正的邏輯教育。

早在1991年，「四大論證方法」尚未完全成型之際，已有一線語文教師指出，所謂舉例論證、道理論證之類，都不能算作「論證方法」：

「典型事例也好，科學原理也好，……並不是一種推理形式……都

只是一種論據的存在形式

，

事例或原理，並不能稱為方法，更不能稱為論證方法。

」

④

在這根本稱不上「論證方法」的「四大論證方法」進入語文教科書之前，

約在1988年左右，以「讓學生真正紮實地把基礎知識學好」為由，中學語文教材刪除了有關邏輯學的教學內容。

邏輯學者俞瑾，曾在當年撰文悲嘆：

「中學語文課本刪去原有的邏輯知識短文，許多語文教師對此表示不解，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這件事也促使我想了許多許多。我想起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教授生前說過：

『語文水平的提高，有賴於邏輯思維的提高。』『要緊的是教學生怎樣運用思維。』

……中學生正處在智力發展的關鍵時期，學一點邏輯知識有助於思維能力的提高，這方面我們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很不夠。

幾篇邏輯知識短文，是文革以後才編人中學語文課本的，然而剛用了幾年，就給刪掉了。

據說，這是為了『降低難度』，『突出最基本最主要的內容，讓學生真正地扎紮實實地把基礎知識學好。』邏輯難嗎?幾篇短文，講的是一些最基本的邏輯知識，並不比中學數、理、化教材中一些內容更艱深；恐怕主要不是因為它『難』，而是因為人們對它不重視。

「……西方人是深深懂得邏輯對於科學發展的重要作用的，故《大英百科全書》把它列在五大學科的首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製的學科分類，將它列在七大基礎學科的第二位。

對比之下，邏輯學在我們中國的地位卻是十分可憐。

……甚至連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中那一點最基本的知識，要在群眾中普及還十分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削弱中學的邏輯知識教學和邏輯思維訓練，恐怕只會貽誤我們的下一代。

「誠然，我們有引以驕傲的『四大發明』，還有『一百個世界第一』，但仔細想想，

這些『發明』、『第一』基本上都屬於工藝技術，不需要也沒有什麼理論

，火藥的發明人不會想到研究它的化學成份，火箭的首創者也無須解釋火箭上天的動力學原理；自然，也有人關心日蝕、月蝕、洪水、地震，但也僅限於客觀的記載；

翻翻我們歷代思想家、理論家、改革家的浩卷繁帙、雄文巨著，有的是引經據典、托譬設喻之類，就是缺乏科學的論證、嚴密的推理，一句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理論思維。

……今天我們有些中學生感到邏輯難學，也許正是由於邏輯思維能力薄弱；有些教師感到邏輯難教，可能也是由於自身邏輯知識欠缺。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迴避邏輯知識的教學以及推廣工作，乾脆來個『取消主義』，而是應當大力加強才對。」

⑤

1988年，曾有媒體痛心疾首，斥責「中學語文教材刪去邏輯短文是十足的歷史性大倒退」，但邏輯學的相關內容，終究未能重回語文教材。

稍後進入教材的，是由演繹法和歸納法退化而成的、邏輯混亂的「四大論證方法」。

圖：《思維與智慧》1988年第3期評論員文章

注釋

①短史記：

久違了，邏輯常識：表揚一下2018年全國Ⅱ卷作文題

②殷海光，《邏輯新引：怎樣判別是非》，上海三聯書店，2004。

③鮑鵬山，《孟子的邏輯》，《隨筆》2002年第2期。

④陳友明，《關於論證方法的辨正》，《語文教學通訊》1991年第11期。

⑤俞瑾，《理論素養的提高需要邏輯——對中學語文課本刪去邏輯知識短文的一點異議》，《江蘇教育》1989年第3期。轉引自：俞瑾，《邏輯與語言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10,第277~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