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曾國藩的兩張面孔：一張完美得近乎聖人，另一張不忍接受

對於任何一個歷史人物，我們都應該一分為二地給予評價。中國人歷來對人的評價，總是走向極端，要麼讓他流芳千古，要麼讓他遺臭萬年。說一個人好，便好得似乎無可挑剔；說一個人壞，便壞得似乎一無是處。比如說曾國藩，這幾年不論是書籍、報刊，還是影視作品，大有美化曾國藩的傾向，把曾國藩說得好像是一個「完人」，並冠以官場的「楷模」等美譽，這實在是有些偏頗。

的確，曾國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個官精。他步入仕途後，十年七遷，連跳十級，37歲就當上了二品京官，可謂一帆風順。但是，綜觀曾國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著兩副面具，是個典型的偽君子。

曾國藩在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中，時常把「仁義禮智信」和「誠」掛在嘴邊，他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為什麼呢？因為根據孔子的觀點，禮是仁的外部表現，仁是禮的歸宿；如果人不仁，那麼禮又為何呢？仁，就是要求人們的一切行為規範復於禮，合於禮。

可見，「仁」是曾國藩政治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的確是他的主觀願望，這種願望當然是應該肯定的。然而，曾國藩在他一生的政治和軍事生涯中，卻總是以兩副面孔交替出現。有時，他「備陳民間疾苦」，滿紙仁義道德，到處示恩示德，一腔愛民熱血；有時，他又磨牙吮血，猙獰狠毒，執刑唯恐不嚴，殺人唯恐不多。他認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施行禮治的相反而相成的兩個方面。但是，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從長達12年的鎮壓太平天國到攻剿捻軍，再到濫殺天津的無辜，都說明了曾國藩是以刑殺為主的，「仁政」倒是表現得很少。雖然他在京做官時有過「平銀價」、「清冤獄」等主張，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有過「重農事」、「禁擾民」等勸誡，但前者因他當時不是有實權的官員而無法實施，後者則因為戰事頻繁，常常顧不上，因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表現，都只是在他嘴邊上說說罷了。

曾國藩的「仁」和「刑」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他強調要「分別良莠」，把民分為「良民」、「莠民」（或「奸民」）兩大類，認為「民可愛，奸民不可愛」。但是，他分別良莠的標準是什麼呢？是「禮」。言行符合「禮」的是「良民」，否則便是「莠民」。說得再白一點，遵循封建的道德標準、言行有利於鞏固封建等級制度的人，是「良民」，否則便是「莠民」。他對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大講其「仁」，而對勞苦大眾，即他認為的所謂「莠民」或「奸民」是從來不講「仁」的，講的是什麼呢？是刑罰，是刀槍。他把刑罰和刀槍對準了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的參與者，對他們舉起了白花花的大刀，結果是堆起了血淋淋的屍體。

曾國藩的口是心非最明顯的體現，是在攻破天京（即南京）後縱兵掠劫上。天京攻破後，御史賈鐸在京城發難，奏請朝廷命曾國藩將太平天國的金庫查明，「報部備撥」。這是對曾氏兄弟極為兇狠的一招，使他們幾乎沒有招架的辦法。當時，太平天國的大量金銀珠寶在幼天王等倉皇逃命的時候，是不可能全部帶走的。湘軍入城後，對這些積存已搶劫一空，不可能再「報部備撥」了，就是少有劫餘，曾氏兄弟也不願意上繳。

然而，面對朝廷的命令，該怎麼辦呢？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克複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你看，曾國藩說得多好！朝廷當然是不相信他的話的，但是，這時的朝廷並不願意與曾氏兄弟的關係鬧得太僵，於是在給他的廷寄（廷寄是清朝皇帝寫給大臣們的密信，雍正年間設軍機處後，廷寄又成為一種文書制度）中說，根據你的奏摺，城中（指天京）並沒有賊庫，這是事實。這樣，朝廷算是給了曾氏兄弟一個體面的台階。

曾國藩有「中興名臣」、「洋務運動領袖」、「聖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譽，但透過這些美麗的光環，我們卻看到了他的另一面，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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