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對韓愈的影響（上）

原標題：宣城對韓愈的影響（上）

微信版第348期

宣 城 對 韓 愈 的 影 響

陸再奇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陳寅恪老先生稱其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陳寅格《論韓愈》」。韓愈56年的人生中，至少有九分之一的時間「就食」宣城。從韓愈的人生經歷來看，「就食」宣城的五、六年（13歲至18歲）間，既是韓愈長身體的「黃金期」，更是其「求知求學」的關鍵時期。「零丁孤苦」的少年韓愈在宣城不僅過上了安定的生活，而且「始專於講習兮」，期間不僅受宣城文風的薰陶，而且有可能受唐代古文運動先驅人物獨孤及、梁肅等人的影響，完成了科舉考試前的教育，造就了深厚的文學功底，同時結識了被後人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等人，為其人生髮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用現代話來講，韓愈「就食」宣城期間的生活、學習、交友及宣城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的薰陶，對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就是從宣城開始，韓愈完成了自己古文派傳人的身份認定，扣好了「倡導古文運動」的第一粒扣子，可以說是宣城成就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的輝煌人生。此為拙見，敬請批評指正。

一、宣城為「三歲而孤」的韓愈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環境

韓愈，大曆三年（768）戊申生於官宦之家，本應在歡聲笑語之中度過衣食無憂的少年人生，不幸的是大曆五年，不足三歲（註：《乳母墓銘》曰：「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即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歲）的韓愈，父親韓仲卿就去世了。長兄韓會擔負起了撫養「三歲而孤」弟弟的重任。宋代王銍《韓會傳》載：弟愈三歲而孤，養於會。

韓會生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年長韓愈31歲。韓愈《考功員外盧君墓志銘》云：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韓會），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士大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制服夔皋者侔，故云爾。或曰」 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舊唐書?崔造傳》載：永泰（765～766）中，韓會與崔造、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韓會為「夔頭」，夔本來是舜帝的樂官，後來成為宰相的代名詞。當時安史之亂剛剛平息，二十七八歲的韓會與好友崔造、盧東美、張正則等人在一起，讀書作文，關心國事，縱論天下興亡，以社稷江山為己任，在朝野上下頗有聲譽。

大曆九年（774），韓會以有「文學才望」為宰相元載所青睞，被提拔進入朝廷，做了起居舍人，官居六品，隨侍在代宗皇帝左右，負責記錄編錄代宗皇帝及其宰相議政的言論，成為代宗皇帝李豫身邊的近臣。6歲的韓愈也隨兄嫂一起來到了京城長安。然而好景不長，大曆十二年（777），宰相元載因有人告發他「圖謀不軌，引用貪猥」，被代宗皇帝賜死，朝中數百名官員因此受牽連遭貶謫。韓會因文章見長，名聲頗著，為元載重要黨羽，因此，被貶到距離京城五千里外的韶州任刺史。柳宗元《先友記》云：「（韓）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唐代，韶州地處嶺外，遠離京城，經濟落後，凡貶嶺南的朝廷官員均罪行較重。「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時年9歲的韓愈被迫隨兄嫂長途跋涉，歷經兩個月的艱辛，輾轉抵達韶州。40年後，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路過韶州時，回憶往事，深有感觸地寫過一首追憶幼時千里迢迢隨長兄韓會貶謫嶺南韶州的憶舊詩，詩中寫道：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止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大曆十四年（779），韓會因不得志，憂憤過度染重病逝於韶州任上，年僅四十二歲。《韶州府志》載：「韓會，擅清譽，有文名，大曆十四年貶韶卒，父老巷哭祀名臣。」11歲的韓愈再隨兄嫂鄭氏，揮淚扶柩北歸，將韓會「歸葬河陽」（今河南孟州）。此次韶州之行，18年後任汴州觀察推官的韓愈在《復志賦》回憶道：當我從開始記事起，就懂得了生活的艱難坎坷。那時還未滿十二歲，我兄韓會坐元載案，我隨他南遷韶州。越長江滔滔驚波，涉洞庭漫漫水域，跨五嶺綿綿峰巒，一直到韶州曲江縣才安定下來。不多久，我兄病亡，我隨嫂鄭氏攜幼侄扶兄柩歸葬河陽。恰遇中原戰亂，不得北歸，只能在宣城避亂。

韓愈所說的「恰遇中原戰亂」，是指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原為「安史之亂」的史朝義舊將、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亡，其子行軍司馬李惟岳請求繼任節度使位，同為史朝義舊將的魏博節度使田悅也代為請求，均被德宗皇帝拒絕。於是，李惟岳、田悅聯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起兵反唐，引發了長達四年之久的河北藩鎮之亂。

宣城，地處皖南山區向長江沿岸平原過度地帶，「既有山川之勝，又兼海陸之豐」；與宣城緊鄰的徽州六邑「處萬山中」，「鮮田疇」，耕作面積狹窄；而今蕪湖、馬鞍山、銅陵等長江沿岸城市，歷史上多為地勢低洼的水網地帶，屬典型的「江南可耕之土皆下濕厭水」。三國時期，吳主孫權為抵禦曹魏，才開始圍湖造田。南宋及以後，大規模築堤圍田，開始崛起。

戰國時期，宣城政區名爰陵，建城與「六朝古都」南京基本同步。《鄂君啟節》載，公元前323年，即為楚國在江南的重要商貿城市，城中設有水關關卡，駐有稅官，負責管理商品貿易，向往來商人收稅。

西漢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劉徹在此設丹陽郡，管轄今皖南蘇南浙北50多個縣（市區），轄區5.7萬多平方公里（以今轄區面積推算）。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吳王孫權為鎮撫山越，分郡治宣城的丹陽郡南部山區歙縣、黝縣設立新都郡，將歙縣一分為五，疆域大體包括明清時期的嚴州府和徽州府。

西晉太康二年（281），武帝司馬炎將丹陽郡治遷至南京，分丹陽郡南部11個縣，在丹陽郡舊治置宣城郡，宣城郡管轄今皖南境內23個縣（市區），轄區2.7萬多平方公里。東晉時，琅琊王在諸王中地位最高，皆以宣城郡為食邑，或兼食會稽郡。

南朝劉宋王朝時，宣城郡屬王畿地區，齊梁時期頻封王侯。開皇九年（589）隋平南朝陳，隋文帝詔令「建康城邑宮室並平盪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 1994版《南京市志》第一卷《政區建置?概述》稱：六朝古都降至地方最低一級行政區。建康周邊的宣州、潤州地位抬升。

李淵、李世民父子建立唐王朝之初，就十分重視對宣城的經營。武德年間，在宣城設宣州總管府、宣城都督府，統轄宣州、歙州、猷州及池州軍事。貞觀十一年（638），唐太宗李世民委任開國功臣鄂國公「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詔曰「今之刺史，古之諸侯」（《唐會要》卷四七《封建雜錄下》）。永徽四年（653），唐高祖李淵第二十一子、唐太宗李世民同父異母弟弟，密王李元曉，由澤州徙任宣城刺史。

開元年間(713～742)，唐王朝以各州縣納稅的戶數、人口多少為標準，劃分州縣「等第」。州縣劃分上中下三等。宣州為「上」州，下轄八縣，二「望」四「緊」二「上」，全部屬於「上縣」（《唐會要》卷七十《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新唐書?地理志》載：唐天寶十一載（752），全國人口4814.4萬，其中，都城長安196萬，陪都洛陽118.3萬，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區）88.5萬。宣州人口數佔全國1.84%，僅次於長安、洛陽，位居全國第三，同時期號稱「揚（州）一益（州）二」的江南第一都市揚州，既是淮南道首府，又是全國航海貿易的主要港口和國際貿易最繁華的城市，人口46.8萬，只有宣州的53%。宣州戶數之多，一直為時人所稱道。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史思明在范陽發動叛亂，持續近八年，史稱「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及其後的「藩鎮割據」使中原地區陷入曠日持久的戰亂之中，中原百姓大規模逃往相對安定的南方。「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六）。「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舊唐書?權德輿傳》）。《舊唐書?地理志》載：「自至德（756）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其土樂，其民安」（唐盧肇《新興寺碑》）的宣城，是中原士民南遷江南的重要居住地。史學家吳松弟對唐宋文獻所載的743名北方移民的資料進行分析，分布在江南各州的北方個體移民，移居宣州8個，僅次於蘇州16個、杭州13個、歙州13個。

韓愈與其嫂鄭氏、侄兒韓老成避亂宣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韓家與宣城有較深的淵源，且留有深厚的人脈資源。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載，韓愈有三位叔叔，分別是韓雲卿、韓少卿和韓紳卿。韓雲卿，「文章冠世」（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好立節義」（李翱《韓君夫人韋氏墓志銘》），上元二年（761），調任宣州廣德縣令；韓少卿擔任過宣州當塗縣丞；韓紳卿任揚州高郵縣尉；其父韓仲卿至德二年（757）從武昌縣令調任鄰近宣州的饒州鄱陽縣令，因此，對宣城比較熟悉；二是韓家在宣城有家業。韓家在宣城的家業，史料沒有明確記載，綜合各種史料分析，可能是上元二年（761）左右，韓愈的長兄韓會為避「劉展兵變」從南京逃至宣城期間所置。「安史之亂」爆發後，韓愈的長兄韓會即避難江南，具體地點史料沒有明確記載，但是，永泰年間居住上元（即今南京市區）記載是明確的。

唐代上元縣，南朝時為宋齊梁陳的都城，隋平南朝陳，將六朝京畿之地（今南京主城區）合併為一個江寧縣。至德二年（757），在江寧縣置江寧郡。乾元元年（758）改江寧郡為昇州，轄江寧、句容、溧水、溧陽4縣。同年十二月，肅宗李亨分江南東道置浙西道，道治昇州（今江蘇南京）。統昇、潤、宣、常、蘇、杭等10州。肅宗上元元年（760），安亂之亂尚未平定，末受安史之亂波及的長江、淮河一帶又燃起烽火。這年十一月初八，剛剛被朝廷任命為淮南東、江南西、浙江西三道節度使的劉展，率兵攻陷潤州，兩天後又攻陷昇州（今南京）。上元二年（761），唐王朝廢昇州，昇州所轄溧水、溧陽兩縣劃歸宣州，江寧、句容兩縣劃歸潤州，江寧縣改名上元縣，同時將浙西道遷至宣州宣城縣，至永泰元年（765），前後四年。此時僑居浙西道境內的韓會雖然只有二十多歲，但從《舊唐書》的記載來看，頗有政治、經濟頭腦及遠見。在此之前韓會的高祖、曾祖、祖父均做過朝廷命官或地方官，此時，父親韓仲卿任臨近宣州的饒州鄱陽縣令，叔叔韓雲卿調任宣州廣德縣令，韓家的經濟條件尚好。此間，很多避亂江南的中原人士多在江南置辦家業，如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在宣城就置辦有家業，韓會和柳鎮又是好朋友，可能就是這個時侯，韓會為躲避劉展兵變，從昇州（南京）遷居宣州宣城，建議父親或韓會奉父親韓仲卿之命在宣州宣城縣置辦的家業，以防後患。這樣，日後韓愈等人避難江南就有了落腳之處。

關於韓愈避難江南一事，正史《舊唐書》《新唐書》沒有明確記載。《舊唐書?韓愈傳》載，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新唐書?韓愈傳》載，韓愈，字退之，鄭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光緒《宣城縣誌?寓士》載，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年十三自河陽從其嫂鄭氏、侄老成就食宣城，時已能文。凡七稔而學成以去。明?鄒守益《韓公別業碑記》載：昌黎韓公家鄧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謫嶺表，卒，從嫂鄭歸河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朱熹《韓集考異》（卷十）「新書考異」和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十二於《示爽》詩注有考證。

從史料記載及韓愈的詩文，可知韓愈避亂宣城之前，主要是在河陽、長安、韶州等地動蕩流離中度過，生活的艱辛是難以想像的。貞元十九年（803），時年36歲的韓愈在《祭十二郎文》嘆曰：我自幼喪父，等到大了，不知道父親是什麼模樣，只有依靠兄嫂撫養。哥哥正當中年時就因與犯罪的宰相關係密切而受牽連被貶為韶州刺史，次年死於貶所。我和你都還小，跟隨嫂嫂把靈柩送回河陽老家安葬。隨後又和你到江南謀生，孤苦伶丁，也未曾一天分開過。我上面本來有三個哥哥，都不幸早死。繼承先父的後代，在孫子輩里只有你，在兒子輩里只有我。韓家子孫兩代各剩一人，孤孤單單。嫂子曾經撫摸著你的頭對我說：「韓氏兩代，就只有你們兩個了！」那時你比我更小，當然記不得了；我當時雖然能夠記事，但也還不能體會她話中的悲涼啊。又如，韓愈在《祭鄭夫人文》哀嘆道：天禍我家，降集百殃。念寒而衣，念飢而饗。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既克返葬，遭時艱難。貞元十三年（797），韓愈在其《復志賦》回憶道：「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用韓愈自己的話說，「就食」宣城之後，才結束了十多年顛沛流離的生活，終於能夠靜下心來勤練講習，探求先賢聖經的深奧道理。

二、宣城深厚的文化土壤哺育了韓愈這顆文化大樹

文學家是文化的精華所聚，直接影響、制約文學家生長的基本因素是文化，文學家的出現和成長，必須以厚實的文化土壤為依託。此為廣州大學曾大興教授，對先秦至辛亥革命期間中國6769名文學家地理分理考證後得出的結論。

宣城，夏商周時期，土著居民為越人，「斷髮文身，祼以為飾」，語言為古越語，似鳥鳴一樣中原人聽不懂，稱之「鳥語」。秦統一中國，除少數統治者，居民主體仍然是土著越人。

西漢建元六年 (前135)，淮南王劉安曾上書漢武皇帝劉徹曰：「越，為方外之地，斷髮紋身，和中原習俗很不相同。」東漢建武六年（30），中水侯李忠來宣城任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傳播中原文明，數年間，學子好學成風，人才濟濟，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有作為的學生。代表人如：東漢末年的徐州剌史陶謙。《重修江寧府學碑記》載：「金陵古荒服地，東漢建武中，中水侯李忠為丹陽太守，始起學校，習禮容，革其舊俗」。1986版《南京簡志》也有同樣的記載。也就是說，包括南京、古徽州在內的今皖南蘇南浙北地區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禮，南京和古徽州文化源頭在宣城。1994版《南京建置志》稱，三國時期東吳孫權移丹陽郡郡治秣陵縣，改置建業縣，在南京政區建置史上是一個重要轉折。今南京市區在秦、漢400多年間不過是江東秣陵一縣的轄地，越城也只是一座軍事防禦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遠不如宣城。

東漢末年，孫瑜領丹陽郡（郡治宣城）太守時，曾用厚禮聘請篤學好古的名儒馬普講學，讓將吏子弟數百人從其受業。西晉「永嘉之後，衣冠避難多萃江左，藝文儒術斯之為盛」（嘉靖《寧國府志》）。僑居宣城境內的代表人物有譙國桓氏，產生了桓嗣、桓玄兩位文學家，首開宣城文化昌盛之風。

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曄出任宣城太守，著就「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南朝齊「竟陵八友」之一的謝朓，出任宣城太守後，在山水詩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與劉宋山水詩人謝靈運並稱「大謝」和「小謝」。

隋唐時期，與宣城結上淵源的名家、大家輩出，真可謂「才人名士遙相望」。唐代，宣城北有長江東去，內有青弋江、水陽江縱橫，「地橫瑤阜，壤帶金陵，廊巨鎮於三吳，走通莊於百越」（李嶠《宣州大雲寺碑》，見《全唐文》卷248），「較緡之數，歲不下百餘萬」「東南國用所資，宣為其屏」，發達的交通、安定的社會環境、富庶的經濟生活以及壯麗的自然山水，為文化人的成長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子，匯聚了不同地域的優秀文化。

《新唐書?地理志》載：唐天寶十一載（752），全國人口4814.4萬，其中，都城長安196萬，陪都洛陽118.3萬，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區）88.5萬。宣州人口數佔全國1.84%，僅次於長安、洛陽，位居全國第三，同時期號稱「揚（州）一益（州）二」的江南第一都市揚州，既是淮南道首府，又是全國航海貿易的主要港口和國際貿易最繁華的城市，人口46.8萬，只有宣州的53%。

安史之亂後，北方戰亂不息，宣城相對安定的社會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及「衣冠俊傑，滿舊國之風謠」（《全唐文?宣州大雲寺碑》）的濃厚文化氛圍，不及對北方文士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周邊州縣的文人也都向宣城集中。大批文士或仕宦、或漫遊、或避亂於宣城。在宣城優美的山水間，追慕宣城文化傳統高雅脫俗之風，仿效蘭亭宴集的風流雅韻，頻繁開展詩酒文會。如：永泰二年（766），御史中丞袁傪平定歙州方清之亂，為慶祝勝利舉辦的宣州詩會。《全唐文》卷252存有劉太真與袁傪、崔何、王緯、高袁傪、李岑、蘇寓、袁邕、郭澹《宣州東峰亭各賦一物》詩，同卷又收有袁傪、崔何、王緯、郭澹四人《喜陸侍御破石埭草寇東風亭賦詩》。這種集娛樂性、遊戲性、競爭性於一體，詩酒文會，不僅為文士切磋詩歌藝術提供了一種方式，而且對宣城的文風興盛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對整個社會又起到了一種倡導與示範作用。

不僅盛唐時期，產生了以劉處約、劉太沖、劉太真、釋正原、費冠卿、汪全銘、劉長卿、羅立言等人為代表的第一個本土詩人群體；而且唐末五代時期，又產生了以許棠、汪遵、張惟儉、李咸用、梅遠、江全銘、邵拙、高遠矩等人為代表的第二個本土詩人群體。唐代安徽各州進士及第41名，宣州進士及第9名，占同時期的22%。唐及五代，安徽3名狀元，宣城有2名。隋唐五代844名文學家，有籍貫可考者699人，宣州13人。嚴耕望老先生指出：唐代經學衰微，文學興盛。「詩文習業，所賴於師承者少，所賴於環境之陶冶者則甚大」（《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1969年版）。「閭巷之間，吟詠不輟」的宣城，肥沃的文化土壤，為少年韓愈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及足夠的知識營養。如果說齊魯文化土壤培育了「萬世之師」孔夫子，可以說是宣城深厚的文化土壤哺育韓愈這顆文化大樹。

（作者宣城市檔案館副館長，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

製作：童達清（ltsr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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