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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的思想之境

作者簡介:

張瑞田,1963年生於吉林,現居北京。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新聞出版傳媒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書法作品數度參加全國展覽,書學論文多次參加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文藝報》《書法報》等報刊開設個人專欄,出版隨筆集《百札館閑記》等多種。《「二王」何以濫觴》獲第九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一等獎。

提及書法作品的思想深度,不少人總是一臉迷茫。一個約定俗成的觀點是—敘述性、抒情性、形象性、情節性的藝術作品,才能體現思想深度,如文學、電影、戲劇、美術等。書法相對抽象的藝術形式、程式化語言、欣賞習慣,廟堂與民間世俗生活的規範,不需要毛筆在書寫中表達形而上的思考和書法家的思想個性。

這種認知具有潛在的道理。書法的功能性,限制了書寫者的個性,不管是甲骨、鐘鼎還是摩崖、寫經,不管是匾額、對聯,還是條幅、手札,庶幾恪守政權的統治要求和思想限制,何談現代意義的多元性和審美價值。

要求書法作品的思想深度,是書法藝術現代轉型的直接結果。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文、硬筆,強勢介入我們的文化生活。傳統書法的價值形態被顛覆,書法的社會心理需求徹底改變,視覺化、感染性、審美意義得以確定。藝術作品的審美意義,離不開思想的支撐。要求書法作品的思想深度,也應運而生。

由於書法藝術的表現手段存在較大的局限性,思想深度的體現,與其它藝術形式也會有所區別。文學的形象性鮮明,對歷史與現實生活的描寫可以做到淋漓盡致。通過對人物的性格刻畫、心理分析,通過對人物之間關係的把握,就會撕開認識生活的迷障,看到世間的美醜。戲劇、電影的根本也是文學,高科技手段的介入,深化了我們對世界和人性的感悟。美術也是形象性的,固定的畫面,迷離的色彩,深藏畫家幾多心思,比之書法,也是遊刃有餘。

局限與豐富相輔相成。書法表現手法的局限,也意味著表現需求的強烈。書法家可以成為書法作品的主角,他能夠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直接呈現,先文後墨,以身作則。在我看來,書法藝術也具有形象性特徵。書法家就是書法作品著力塑造的主要角色。因此,書法作品的人格化,比之其它藝術形式更直接、更具體。所以說,分析書法作品的藝術深度,必須與書法家的文化修養、性格特徵結合起來。

最近發現《蠲戲老人鬻書約》,這是一份鉛印文件,老宋體,繁體字,黯淡中不乏生命的靈光,看著,如同看著國學家馬一浮的一生。《蠲戲老人鬻書約》,就是馬一浮賣字的一紙聲明,只是這紙聲明有別於其他書法家的例行潤格,其中有遙遠年代知識分子以工取酬的方式和方法,有讀書人筆耕現實的權益與底線。馬一浮談商業之道,卻有著文章的寓意,「書約」宗旨,可見一斑:「平生學道,性不工書,偶爾涉筆,聊以遣興。而四方士友,繆謂其能,數見徵求,不容遜謝。吾已炳燭之年,無復臨池之遐,以是為役,難乎有恆。友朋之好我者,咸謂與其拂人之情,不如徇其所請,潤而應後,老復何心敢望,以秕糠見寶,潤例如下。」

《蠲戲老人鬻書約》的第一項內容,就是字清詞暢的宗旨。第二項內容是書法作品的價格,不同形制、尺幅的作品,所售價格有高下之別。第三項內容是自己可以寫什麼,不能寫什麼。這一項對當代書法家有啟發。一般情況下,書法家鬻書,來者不拒。馬一浮不然,他鬻書有著苛刻的條件—碑誌壽序市招一概不書,劣紙不書,沒有介紹人不書,不在贗品碑帖、贗品書畫上題跋。一份「書約」,儲存著豐富的人格信息。馬一浮「不寫」的底線,基於一位有良知的讀書人應有的價值準則。我們知道,碑誌是對逝者的緬懷和評價,為尊者諱,碑誌習慣性迴避人的缺點,以諛美之詞概括逝者的一生。壽序是為體面人服務的,不無誇張的聯語,工工整整的書法,是壽者家族十足的面子,深得中國世俗文化三味。而這種商業屬性馬一浮本能地排斥。在中國文化長河裡沉潛,他對讀書人的立場、操守,有著深刻的思考。即使賣字,也賣得坦蕩、清白。

馬一浮賣字、寫字的心態,就是書法作品思想深度的體現。

張宗祥,第三屆西泠印社社長。我讀他的隨筆《記鐵如意》,深思良久。這篇短文用文言文所寫,語言平實,情感真摯,簡要述說了自己收藏的鐵如意自宋至今的曲折歷程。冷靜、沉穩的張宗祥,明確了鐵如意曾是抗清志士周青蘿所藏,他懷著崇敬的心情複述:「先生姓周,名宗彝,字重五,號青蘿,崇禎己卯科舉人。甲申變後,乙酉,兵科給事中熊汝霖率義兵入海寧,青蘿先生亦率鄉人起義保硤石,築壘東山距守。八月望,清兵自嘉興南犯,破硤。妻卜氏,束其子明俅於身,及妾張氏、王氏,婢某,弟妻馮氏,隨先生投園中池水死,即今所謂『青蘿池』者是也。」

鄉賢周青蘿的鐵如意,其實就是青蘿先生的人格。與其是對一件舊物的青睞,毋寧說是對青蘿精神的敬仰。張宗祥四十歲後,刻制「鐵如意館」,他的隨筆短文匯聚《鐵如意館碎錄》《鐵如意館雜記》,由此不難看出鐵如意在他心中的份量。

讀《冷僧自編年譜》,始知「張宗祥」名字的由來。「予譜名思曾。是年,始應書院課,一論一策。完卷時,當書名。時,方讀《宋史》文丞相傳,敬其為人,遂命宗祥。榜發,第一,因而未改。」由文天祥到張宗祥,是拿雲心事,是濟世情懷。這是1898年的事情,這一年張宗祥年僅17歲。

《冷僧自編年譜》有多處言及書法學習和書法欣賞。1913年記:「益肆力臨北海書。得明拓《思訓碑》,『夫人竇氏』極明晰。自此之後,一變『平原』(顏真卿)之習,略能悟唐人用筆之法矣。」1915年記:「得《麓山》《法華》諸碑,恣臨之。又以為力薄。遂臨《龍門造像》《張猛龍碑》,兼習漢隸《史晨》《華山》。自是歲始,至三十八歲,皆各碑參互臨習。」

這是書法家的必經之路。從這條路走過,筆墨才有分量。

1965年他離開世界,生前他在自編年譜中寫道:「為知識分子者,更應當一心一意為國服務,切不可又來爭權奪利的一套,更不可有一毫權威思想存在胸中。而且更希望能夠多多接受意見,時代是前進的,學問是無盡的。」

文如其人,書法也如其人。馬一浮、張宗祥的書法作品,與他們一樣,具有思想的力量。

第二,書法作品的思想深度體現在線條之「境」和文詞之「境」的統一。

文詞之「境」果真這麼重要嗎?回答是肯定的。「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這是蘇東坡《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中的詩句,意思是讀書,有學問,比功夫深還要重要。黃庭堅在《論書》中講道:「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蘇東坡和黃庭堅談到的都是書法的文辭之「境」。

著名書法理論家叢文俊也說:「古代書家都是讀書人,他們大都對傳統文化藝術精神有比較好的理解,由學養化育出來的審美理想使之對書法有一種頗為執著的、屬於一個強大社會群體的共同追求,不會輕易地轉移志趣,並脫出這一既定立場。」的確如此, 當代書法,是以技巧為導向,以形式為語言的視覺藝術,成績有目共睹。書法藝術的最後實現是閱讀,因此,文詞是書法題材的首要含義,是作品意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的思想深度,需要「意」來開掘,沒有「意」的闡揚與表達,再華麗的形式也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數年前,「無界—蘭亭書法公社雙年展」在浙江美術館舉辦,我的隸書書法對聯參展。這幅作品胎息《禮器碑》筆意,清勁、荒寒,略有感覺,但,功力所囿,淺陋易見。不過,這幅習作體現了我對書法作品思想深度的追求,或許有一點積極意義。我書寫的對聯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同時,圍繞兩行隸書寫了一段長跋:「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田家英等人上廬山,至石亭,聽陣陣松濤,望長江遠去,無言以對。亭中有石,刻王陽明詩,亭柱無聯。一人提出寫聯語刻之,田家英即誦『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1959年7月23日,田家英參加廬山會議,此次會議,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含冤下台。田家英也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心情抑鬱。他和李銳等人攀登廬山,心情複雜。「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恰是田家英的內心寫照。

其實,這對聯語是改寫的一幅舊聯,不是田家英的原創,原聯是「四面湖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在心頭」,田家英更換了三個字,「湖山」改為「江山」,「在」改為「到」,刻畫出田家英當時的心境。

半個世紀過去了,重溫這幅聯語,感慨萬千。我是非常崇敬田家英的。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憂患意識強烈,儘管醉心明清書畫和學者手稿的收藏,然而,畢竟沒有受「文化財富」之累,而是觀四面江山,思萬家憂樂。

線條之『境』和文詞之『境』的衝突極其可怕。林岫先生曾舉例說明這個問題:「某書家為祝賀『三八』婦女節,欣然錄唐詩一首:『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因為這詩原本是胡曾贈給才女薛濤的酬應之作,薛濤是蜀中琵琶巷內一位樂妓,在歷代的詩集編輯當中,都將此詩歸入『贈妓類』,所以借來讚美當代女書家,不甚妥當。」

不甚妥當的書寫在各類書法展中比比皆是。比如,將輓聯當賀聯,把哀傷之詩用於城市慶典;要麼抄錄領導人的講話稿,或者抄不明其理的佛經。參觀一些書法展,讓人心亂的還不是書寫本身,而是書寫的內容。問題的嚴重性正在這裡,那些似是而非的文辭,是書法界文化缺失的旁證,是一個界別思想膚淺的體現。

第三,讀書與生活體驗。我曾往徐州參觀張伯英藝術館,陪同參觀的王館長指著一塊碑對我說:「碑文由張伯英撰寫,字又是他親自書寫的。看看,張伯英的水平多高,學問多好。」我們需要對書法家文化修養保持敬意。可是,當代諸多書法家不斷鼓噪書法只是筆法問題,不是文化問題,甚至認為,書法是獨立的藝術,書法即筆法,書法的形式就是內容。

著名學者、書法理論家白謙慎回答《中華讀書報》記者提問時說:「我們對書法的理解最缺乏的就是文氣、書卷氣,現在人們不太讀書,藝術家也不愛讀書。大家別總是玩形式,更要靠內涵。」他接著說:「為什麼張充和的字出來後人們覺得好?因為她的字特別有書卷氣,技法上並不複雜,主要是靠內涵。」

「技法上並不複雜,主要靠內涵」,白謙慎說對了,這樣的坦誠與明亮,就是一個人具有文化內涵的表現。可是,當代的一些著名書法家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應該與普通的書法家劃清界線,於是,他們吶喊著寫字,在鑼鼓聲中寫字,在攝像機前寫字,在舞台上寫字。於是,我們不無遺憾地在此類書法家的筆下,看到了無數誇張、變形的字跡。如果提出異議,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懂藝術,或者是沒有見識。

我在沈從文的別集上拜讀過張充和的題字,對《張充和詩書畫選》具有特殊的熱情。讀了這本圖文並茂的書,似乎明白了書法書卷氣是如何體現出來的。「技法並不複雜」,但,不等於說張充和的書法沒有技法。白謙慎說:「書法是張充和一生的愛好。她五歲開始學書,初以顏字打基礎,後兼學諸家,於隸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皆有所擅。少年時,便為人作榜書。二十多歲時所作小楷,氣息清朗,格調高雅。流寓重慶時,在沈尹默先生的建議下,研習漢碑、古代墓誌,書風轉向高古。」

像張充和一樣用功的書法家不計其數,但,能像張充和一樣讀書寫作的書法家就鳳毛麟角了。張充和的詩詞亦如她的字,平和卻深情,靜雅也開張,「詞旨清新,無纖毫俗塵」(沈尹默語)。

書卷氣的核心,應該是書法家的文化修養。對歷史、文學陌生,筆下自然蒼白,即使耗費苦心,也難有人文景觀。書卷氣是一個人精神氣質的體現。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書法家需要有列開闊的胸襟,更正直的擔當—人間疾苦需要體察,自我陋習應該反省,生命良知應當弘揚。

當代書法藝術的發展,要求書法作品的思想深度。一個清醒的書法家,對商業化、娛樂化必須保持警惕。因此,我們希望當代書法家不斷提高思想素質,參與當下現代人格的重建,以使這一代人創作的書法作品能夠具備生命的重量。

本文刊發於《創作評譚》2018年第4期,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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