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 | 段清波：中國文明的三觀智慧

原標題：學術 | 段清波：中國文明的三觀智慧

【守望家園】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中國文明，是在王國文明和帝國文明演變過程中形成的，以漢字為書寫和交流語言，以中心四方、陰陽五行為宇宙觀，以中、對立、變通為思維方式，以禮、規矩核心價值觀為行為處事方式的文化體系。

中國文明的三觀智慧

段清波

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能力和創造的成果稱為文化，文化的進步程度稱之為文明。任何文明都是由社會治理體系（政治體制）、宇宙觀（思維方式）、核心價值觀（行為處事方式）三部分構成的，它們彼此互為因果、相互支撐。不同文明之間最主要的差異就是體現在此三者的不同。

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中國文明，是在王國文明和帝國文明演變過程中形成的，以漢字為書寫和交流語言，以中心四方、陰陽五行為宇宙觀，以中、對立、變通為思維方式，以禮、規矩核心價值觀為行為處事方式的文化體系。

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群體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凝結物。物質文化遺產所承載的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基因，是中國文明在不同時期由宇宙觀、社會治理體系及核心文化價值觀三者交互作用的產物，也是不同時期社會成員思維方式、特別是在核心文化價值觀約束下所形成的行為處事方式的物化表現。探究不同歷史時期三者的特徵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與互動模式，是研究中國文明的必由之路。

（一）「君權神授」的社會治理體系

*王制和帝制合法性最根本的理論來源是宇宙觀中的「君權神授」說。

*中國文明起源的標誌是與「擇中」實踐活動相關的理論與遺存。

*帝制時代，以「規矩」為核心價值觀的行為處事方式無所不在。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和完善是一切社會發展過程中最根本的事務。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使社會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運轉，全社會需要通過不斷的實踐，創建出一套具有普遍約束力、能反映統治者意志、且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

為使這套治理體系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需要構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較為完備的，有關天、地、人之間相互關係的認知體系即宇宙觀，以及由宇宙觀主導而形成的人們的思維方式。為保障這套社會治理體系長期、有效、穩定運轉，還需要構建出一套能夠引導和約束全社會成員行為處事方式的核心價值觀；核心文化價值觀反映出一定社會的治理理念和管理目標，包括社會大眾的認可程度。歷史證明，若三者之間能形成高效有序運轉的態勢，則表明此體系之下的社會是相對和諧的，反之就會出現動蕩。

社會治理是指政府、社會組織與個體在形成合作性關係的基礎上，運用禮、法等社會控制手段，協調解決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以達到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公正、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行動。社會治理體系包括政治制度、管理組織和與之配套的支撐體系，它的不斷解構與建構，正是為適應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和變化；它的構建和完善是一切社會事務的根本，其構成特徵也成為任何一種文明形態最根本的特徵。

從文明產生至鴉片戰爭前，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中，古代中國先後經歷了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分封制和以地緣為基礎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兩大階段，前者稱為王國體制，後者稱為帝國體制，兩者之間有質的區別。王制和帝制流行的時間大體上平分秋色，在這一過程中，王制和帝制合法性最根本的理論來源是宇宙觀中的「君權神授」說。

中國文明起源於上古時代的觀象授時。

隨著觀象授時理論與技術的不斷進步，中國文化逐步從「滿天星斗」演進到「中原一支獨秀」的發展態勢。在這一過程中，悠久的蓋天說對古代中國各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影響深刻。蓋天說賴以成立的基礎是立表測影，「北極之下天地之中」是蓋天說理論的自然推論，成為世俗生活中一處神聖的地點——在此可以聆聽天命。「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因「擇中而立」觀念的不斷普及，各酋邦紛紛通過「擇中」活動以體現號令天下的做法就成為必然。正是因為龍山時代晚期「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才有了顓頊在中原大地上率先開展的「絕地天通」宗教改革，也是因為如此，表明了中國文化從此進入文明階段，意味著王國體制的產生。分封制下的王國文明經過夏商發展，成熟於西周。中心城市、文字、金屬、高等級建築固然是文明的表徵，但中國的文明起源的標誌應該不是這類物化因素，而應該是與「擇中」實踐活動相關的理論與遺存。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觀指導下，國君依據與自己血緣關係的遠近，將土地賜給有血緣關係、姻親關係、功臣以及上古聖王后裔等作為俸祿，這種分封是世襲的，人們的身份高低只決定於血統。受封的諸侯在封地內享有行政、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權，各封國具有保衛王畿、保護國君安全的義務。此階段的物質文化遺產，如宮殿大小，陵墓規模、墓道多寡，隨葬器物等級、類別以及數量、規格等，都是「禮」的核心價值觀約束下，各社會階層行為處事方式的產物。自夏商周以來，逐漸形成《禮記》所描述的各種規矩，比如不同等級的人所用高台建築的類型、尺寸、數量、顏色、高度等不同，即所謂「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處處體現「禮」的約束。

2500年間，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分封制王國文明，經歷了堯舜禹、夏商西周和春秋的發展、成熟和衰落。分封制下，各諸侯國因為擁有絕對的封地統治權而演變成獨立王國，於是，春秋戰國550多年的列國紛爭就不可避免。戰國時，分封制走到了盡頭。經過理論爭鳴和社會實踐，兩百多年後的秦代，以地緣為基礎的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帝國文明，終於取代了王國文明。

帝國文明的郡縣制興起於戰國時期，形成於秦始皇時期，完善於漢武帝時期。以地緣為基礎的皇帝專制下的郡縣制，地方行政長官由皇帝直接任免，在轄區內只行使行政管理權，只負責管理人民，收取賦稅，徵發兵役和徭役。此階段，一切權利來源於皇帝。採取郡縣制是為了消除因分封而帶來的割據隱患，使皇帝能夠直接控制地方的行政制度，從而維護國家一統和社會穩定。皇權來自至高無上的「天」，作為天子的皇帝是所有權利的中樞，以「規矩」為核心價值觀的行為處事方式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衣食住行到言談舉止，「規矩」意識無所不在。

自1840年至今，中國的國門被前所未有的方式打開，中國古代文明面臨世界上不同文明的衝擊和挑戰。170多年來，歷代前賢前赴後繼救亡圖存的目的，就是為了構建一套新型的社會治理體系，使之能夠適應當代世界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各種需求，這一歷史任務仍在不懈努力進行之中。

（二）從四方中心到陰陽五行的宇宙觀

*中國古代宇宙觀是基於陰陽、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構建起來的。

*觀測天象、敬授民時，並非純粹的天文活動，而是一項政治權利。

*宇宙觀最核心的功能是為社會治理體系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支撐。

任何一個文明都是由宇宙觀、社會治理體系、核心價值觀共同構成的。宇宙觀是一個文明體系下人們思維方式的來源。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是萬物的總稱，是時間和空間的統一。宇宙觀是關於天、地、人之間相互關係的認知體系，包括宇宙的起源、天地等運行規則、天地規則對人世間的影響方式以及途徑、人世間在天的支配下的應對等。中國古代宇宙觀是基於陰陽、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進行關聯構建的龐大體系，它視天地萬物為一個有序的系統，這一體系將人類世界的各種範疇如身體、行為、道德、社會秩序和歷史變化與天地、空間及季節轉換、自然現象關聯起來。中國文明的核心內容就是對不同宇宙觀的體現。宇宙觀最核心的功能是為社會治理體系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支撐，這一支撐不僅僅在文明時期如此，即使是在文明社會產生之前也是如此。

中國古代文明時期的宇宙觀有兩種，分別為王國體制和帝國體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論證明，它們分別是夏商周時期的四方中心觀和戰國晚期至鴉片戰爭期間的陰陽五行宇宙觀。

夏商周時期四方中心宇宙觀

西漢中期「渾天說」出現之前，以天圓地方為主要理論的「蓋天說」，曾在數千年間深深地影響中國古代的文化。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濮陽龍虎蚌殼擺塑以及上圓下方的墓室形狀、距今5500年的紅山文化的圜丘方壇、約距今5000年的安徽凌家灘的式盤、距今4500多年的良渚文化祭壇和禮玉、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遺址的圭表等，體現的都是「蓋天說」天圓地方的觀念。

不論是史前時期，還是王國時期，或是帝國時期，觀測天象、敬授民時，從來就不只是一項純粹的天文活動，它更是一項有獨佔獨尊、君權神授意味的政治權利。

由觀象授時到建立時空體系，這對古代農業社會的發展非常重要。通過立表測影來確定空間方位，觀測過程中形成了在天地之中「擇中」的觀念，進而出現了「居中而治」的政治思想，居中是因為在這裡可以直接聽取天命。於是，具有人格化、至高無上的「天」就被創造出來了。天的意志即為「天命」，至遲《尚書·召誥》成書時「有夏服（受）天命」的天命觀就已經成熟。王的權利來源於天，「君權神授」的觀念就應運而生了，上天與人王之間親近或直接血緣關係得以確立。受命於天、天命不可違的意識貫穿中國古代文明的全過程，無所不在的天命觀是中國文明的獨特現象。天命觀進而影響了古代中國宇宙觀的發展和成熟，還催生和推動了祭天制度、禮儀制度的產生與完善。

「地中」概念是中國古人「地平大地觀」的產物。在「地中」處觀象與祭天，是最高統治者獨享的特權，它顯示王或皇帝不僅是塵世間最高的統治者，更是天命的唯一傳達者和執行者，並且擁有無可置疑的通天法力。

《道德經》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雖然沒有特意談到「上天」，但對天地、陰陽、萬物之間關係的辯證論斷，使人們相信，日月星辰的天體運轉規律會影響人世間的生老病死。不同時代的宇宙觀，久而久之會演化成為一種文明體系下人們特有的思維方式。受不同時代宇宙觀的影響，人們的行為處事方式也必然有所不同。

在中國文明起源之前，人們就相信，天上有一位統御宇宙的「上帝」，王是上帝在人間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和他的祖先為中心，王藉助祖先崇拜而壟斷神權，通過祭祀祖先達到和上帝直接溝通。王成為集治權與神權為一體的化身，政治地理的四方邊緣異族政體拱衛著王的中心性。

中國古代墓葬設計的顯著特點就是再現死者生前的世界，今人可以從中探知古人的宇宙觀。商周時期，作為最高等級的王所使用的「亞」字形大墓，墓室中央棺槨中的王，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四條墓道代表著四面八方的方國，就是四方中心宇宙觀的體現。有著相同理念的「亞」字形徽標圖案在青銅器上也是屢有所見。

在將近兩千五百年的時間裡，中國文明的思維方式逐步完成了從「擇中」到「居中」，到「建中立極」的理論與實踐，再到「中庸」或「中」的轉變。兩漢時期出現了中軸線理念。

戰國至今的陰陽五行宇宙觀

戰國之後的宇宙觀由陰陽、四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相互關聯而形成，將人類世界的各種概念範疇，如身體、行為、道德、社會秩序和歷史變化與天地、空間及季節轉換、自然現象有機關聯起來。陰陽與五行是古代兩種源遠流長的思維體系，至戰國後期才合二為一,成為帝國時期的宇宙觀，它為帝國體制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證明。

帝王陵墓的設計會體現唯王獨享的通天宇宙觀，天地陰陽是最主要的表現內涵，具體內容是具象和意象的天象。這些內容描繪在天穹一般的墓頂，這一現象的出現始於戰國後期。至秦始皇陵時，墓室形態形成「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構造，將天地陰陽五行都模擬表現在墓室中。

陰陽觀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的結果，兩種對立的因素不是固定不變的，始終處於消長交替、不停運動之中。五行思想指世界統一於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及其運動，強調五種物質運動之間是有聯繫的，它們之間既能相生也能相剋。

戰國後期，五行相剋觀作為自然界乃至社會運轉的基本秩序建立起來，成為王權更替、事物變化的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到了西漢後期，五行又發展出相生的觀念，至此五行相剋相生觀念完全成熟。隨著陰陽觀的不斷發展，中國文明中「對立」「變通」的思維方式得以形成，逐漸成為人們分析、評判事物的依據。

（三）禮與規矩構成的核心價值觀

*中國文明形成了「禮」與「規矩」的核心價值觀。

*王國時期的「禮」源於血緣制，它約束的是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人們。

*帝國時期的「規矩」適應的範圍是整個帝國的疆域。

任何一種文明都是由社會治理體系、宇宙觀、核心價值觀共同構成的。核心價值觀是一種文明體系下人們行為處事方式的依據。

從氏族到部落，從古城到酋邦、從王國到帝國，從近代走向現代的發展過程，是中國文化一次次不斷打開已有的或文化、或心理、或自然地理界限，學會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和諧相處的過程。核心價值觀是社會群體判斷是非的標準與遵循的行為準則，是一定時期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的共識，並且這一共識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健康有序運轉提供動力與支撐。中國文明經過五千年王國與帝國制度的發展演變，形成了「禮」與「規矩」的核心價值觀。

王國時期的核心價值觀：禮

「禮」的核心價值觀形成於王國制文明時期，進入文明社會後，「禮」開始具有等級性，「禮」及彰顯出的「禮儀」成為調整尊卑貴賤人際關係的規範。「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這一切均源於血緣制，它約束的對象是彼此有血緣關係或姻親關係的人們。

王國時期，人們基本認同「禮」是社會治理的根本。禮可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禮可以」治政安君」，禮可以「經國家，定社稷」。禮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無怪乎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王國制時期的物質文化遺產，如禮器的數量種類、建築物的規格尺寸、服飾、器具等，就是以「禮」為治國理念下的表現形式「儀」的體現。而到春秋晚期，「禮」和「禮儀」被視為一致，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個人行為修養提出更高的要求所致。管仲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這裡的「禮」顯然是針對個人道德修養而言的。禮無所不在，管仲的觀點在古代中國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因社會巨變，基於血緣制的「禮」在國家治理上漸漸地顯得力不從心，構建新的社會治理體系與適應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成為時代訴求。

帝國時期的核心價值觀：規矩

戰國至西漢末，是中國文明從王國走向帝國的轉變時期，血緣制國家治理體系下「禮」的核心價值觀已經難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了。非血緣性、跨文化、跨民族人群間的廣泛交往與合作，迫切需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治理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經過四百多年的發展，直到王莽時期，中央集權社會治理體系、陰陽五行相生相剋宇宙觀和以「規矩」為核心價值觀的漢文明被最終確立。「規矩」適應的範圍是整個帝國的疆域。

「規圓像天，矩方像地，效法天地」，這一過程和蓋天說的成熟、流行和被認可有關。由於觀象授時的需要，規矩圖像慢慢地發展引申應用到「天圓地方」上，「規天矩地」的觀念逐漸形成。此階段，「規」和「矩」被認為是天地、陰陽、宇宙觀下人間社會秩序的象徵，管子、韓非子等不同的學術流派都認同這一觀念。規矩的價值體現在「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法。」這一時期，規矩意識滲透到生活的諸多方面，如人文始祖伏羲執矩（方正）女媧持規（圓融）圖像深入人心，連大禹也以「左準繩，右規矩」的形象來寓意他治理的合法性。兩漢之際以「規矩」為核心價值觀的文化體系的確立，標誌著構成漢文明的中央集權體制、陰陽五行宇宙觀、核心價值觀三要素已經形成。如果說「禮」是中華文明的基礎，是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前置條件，「規矩」則是將文明發揚光大的法理保障，是行為處事的原則和底線。在基於血緣分封制形成的「禮」和地緣郡縣制形成的「規矩」之間，如何把握他們之間的平衡始終是社會發展需要面對、思考和選擇、權衡的。當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這種困惑尤其突出。

2010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二，2016年G20杭州會議，2017年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標誌著自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步入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開始參與世界發展規則的制定，這一過程和從戰國到西漢末年古代社會演化進程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當下中國社會發生質變的過程中，涉及文明構成要素的宇宙觀、社會治理體系和核心價值觀，都還處於統籌構建的關鍵時期。我們需要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創新構建一套從五千年歷史中走來，適應當今中國、世界以及未來發展需求的社會治理體系；凝練出能夠反映新時期人民大眾思維方式的宇宙觀，以及為社會治理體系提供支撐、並約束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係的行為處事方式的核心價值觀。

我們正在構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原則框架，我們正在創造歷史。

（作者系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

原文連載於《學習時報》2018.8.8、2018.8.15、2018.8.22 ，感謝段清波教授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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