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 往事與隨想

撰文：赫爾岑

翻譯：項星耀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赫爾岑是一位巨匠，寫作《往事與隨想》耗時十五年之久。列寧在赫爾岑百年誕辰時，曾發表「紀念赫爾岑」，認為赫爾岑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制的俄國，達到了其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而在另一方面，赫爾岑也得到以賽亞·柏林的極高評價，柏林這樣寫道：「以敏銳而且具備先知之見的時代觀察家言，他（赫爾岑）擬倫於馬克思與托克維爾；以道德家視之，則其意趣橫生與富於獨創，俱過此二人。」

赫爾岑的終生敵人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對於沙皇的專制統治深惡痛絕。他的朋友是奧加遼夫、別林斯基、巴枯寧、蒲魯東、馬志尼、加里波第，等等。《往事與隨想》記錄了他的抗爭，遭流放、他與堂妹的愛情、他的流亡生活。從1812年的俄國衛國戰爭，一直講到巴黎公社前夕。本書被以賽亞·柏林贊為「俄國文學與心理學天才的偉大紀念碑之一」。

全書長達一千八百餘頁，閱讀本書將是一次深入歷史與心靈的漫長旅程，既有為自由、尊嚴鬥爭的激情，又有面對命運的深深嘆息，有血有淚。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新版《往事與隨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不諧和音——新的朋友們——狂熱的黑格爾主義——別林斯基、巴枯寧及其他人——與別林斯基的爭吵及和解——在諾夫哥羅德與一位夫人的辯論——斯坦克維奇小組

1840年初，我們告別了弗拉基米爾與可憐而狹小的克利亞濟馬河。離開我們結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預見到，那單純而深刻的內心生活不會再有了，必須多掛些帆，應付不同的風浪了。

不會再有那種孤獨而漫長的郊外散步，在那裡我們隱沒在大草原中，這麼鮮明地意識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們的春天……

不會再有那種冬日的夜晚，在那時我們彼此緊挨著坐在一起，掩上書本，諦聽大雪橇的吱吱聲和鈴鐺聲，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們5月9日的旅行……

不會再有了！

……人們早已知道，也用各種方式歌唱過，「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永不再來」，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勞作，那路上的碎石，還是使人感到意外。在思想、感情和意願的代數學中，青春漫不經心地向前飛馳，商數如何不必理會，也無須慮，只有愛情，啊，未知數找到了，一切歸結為一個人，一切得通過一個人，他們共同的就是可貴的，他們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餘一切都不在話下：只要他們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圍一片凄涼！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總要長出荊棘蕁麻，它們遲早會刺痛肌膚，鉤破衣衫。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把弗拉基米爾隨身帶走，可依然認為，五月尚未過去。我甚至覺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學時期。周圍的一切也加深了這個幻覺。同樣的住宅，同樣的傢具，這就是那間屋子，我和奧加遼夫曾在這裡鎖上房間，密謀策劃，儘管參政官和我父親近在咫尺——啊，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親，他老了，背駝了，但仍像當年一樣，隨時預備責怪我回家太遲。「明天是誰講課？測驗在哪一天？放學後得找奧加遼夫……」這是1833年啊！

奧加遼夫真的在這裡。

他獲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幾個月。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會的中心，儘管從前的一致性消失了，大家還是同情地圍繞著他。

正如我已指出過的一樣，奧加遼夫天然賦有一種獨特的磁性，那種女性的吸引力。別人雖無明顯的原因，卻樂於靠攏和接近這些人。他們鼓舞·聯合和安慰人們，他們是公開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入席，從中汲取力量，獲得休息，提高勇氣和信心，然後作為一個朋友離開這兒。

熟人們侵佔了他許多時間，有時他也為此苦惱，但並未關上大門，依然和顏悅色地迎接每一個人。許多人認為這是他的大缺點；不錯，光陰過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愛，不僅是親密朋友的愛，還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愛；要知道，這是抵得上讀書和各種活動的！

我從來不能明白，為什麼要責備奧加遼夫這類人遊手好閒。工場和作坊的觀點在這裡未必合適。我記得，還在大學時期，一天，我們與瓦季姆一起喝萊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煩悶，突然，眼中噙著淚珠，背誦了唐·卡洛斯的話，而唐·卡洛斯是背誦尤利烏斯·愷撒的話：「二十三歲，不朽的業績還一事無成！」這使他憂心忡忡，以致用儘力氣，一巴掌打在綠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塊。事情確實如此，但是無論愷撒，無論唐·卡洛斯和波沙，無論我們與瓦季姆，都未曾說明，為什麼要干不朽的業績？有工作就應該去做，問題在於是為工作而工作，還是為了流芳百世？

這一切還是模糊的；而且什麼叫工作？

工作，事業……官員們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只承認經商是工作，軍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時期從頭到腳武裝起來，叫作他的工作。我認為，成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紐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在被隔絕和被奴役的社會中。沒有人責怪我遊手好閒，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贏得許多人的讚美，可是他們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們的談話，我們的論爭，我們無所事事地躑躅街頭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熱、更為閑散的時刻？

……但不久這環境中也吹來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經過去。當團聚的歡樂平息，酒筵散席，當重要的話題已經講完，應該繼續前進的時候，我們發覺，那無憂無慮的歡快生活，我們從回憶中尋找的一切，在我們的圈子裡，特別是在奧加遼夫家中，已不復存在了。朋友們高談闊論，爭爭吵吵，有時觥籌交錯，但並不愉快，較從前已大為遜色。每人都隱藏著內心的想法，不能暢所欲言；氣氛有些勉強；奧加遼夫看了傷心，凱切爾陰鬱地揚起了眉毛。在我們的和聲中，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那種刺耳的噪音；不論奧加遼夫的熱情和友誼多麼豐富，也無濟於事，無法消滅它們。

我顧慮重重、擔心了一年的事，畢竟發生了，而且比我預料的更糟。

奧加遼夫的父親已於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奧加遼夫結了婚。他結婚的消息使我很吃驚——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了。關於他妻子的流言蜚語，我也有所耳聞，對她不是很有利的。雖然他的信寫得興奮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還是為他擔憂。

1839年初，他們到弗拉基米爾來過幾天。從奧蘭斯基向我們宣讀判決書以後，這還是我們初次見面。我不想多作評論，只記得開頭幾分鐘，她的聲音在我心頭引起了不愉快的反應，但這印象轉瞬即逝，消失在興高采烈的歡樂中了。是的，這是個人幸福完美無缺的日子，在這些日子中，人們接觸到了個人幸福的最高極限，卻根本不會想到它的最後邊界。沒有絲毫陰鬱的回憶，沒有一點不祥的預感，有的只是青春，友誼，愛，充沛的精力，無限的能量，健康和遠大的前途。那時還沒完全消失的神秘主義情緒，也正如鐘聲、讚美詩和明亮的枝形燭台一樣，賦予我們的會見以莊嚴的節日氣氛。

赫爾岑

我房中一張桌上，放著一個耶穌受難像的小鐵十字架。

「跪下！」奧加遼夫說，「為我們四人的團聚，讓我們感謝上帝吧！」

我們跪在他旁邊，一邊拭淚，一邊擁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個人未必需要擦眼淚，這就是奧加遼夫的妻子，她看到這場面有些驚訝；我當時以為這是矜持，但後來她親口對我說，她覺得這場戲是牽強的，幼稚的。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這樣，但為什麼她要站在旁觀的立場上，為什麼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獨她清醒，在這青春的激情中唯獨她老成持重呢？

奧加遼夫回自己的莊園，她前往彼得堡，為他辦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過了一個月，她再度路過弗拉基米爾——這時是一個人。彼得堡和兩三家貴族客廳迷惑了她的頭腦。她愛好華麗的外表，嚮往富貴的生活。「她能與這人和諧相處嗎？」我想。這麼背道而馳的情趣，可能產生許多不幸。但財富、彼得堡和沙龍，對她都是新鮮的；也許這只是一時的誘惑——她生得聰明，又愛奧加遼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們擔心她的轉變不那麼容易。與文學藝術界人士的交往，相當迎合她的虛榮心，但這還不是她的主流。在貴族的沙龍中，給文人學士們留一角席位，她會同意，但同時卻儘力把奧加遼夫拉向空虛的世界，那個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親密的朋友開始覺察這一點，凱切爾早已皺起眉頭，現在嚴峻地發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極強的她，不習慣約束自己，侮辱了與她同樣容易激動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驁不馴，態度生硬，對人冷嘲熱諷，而且聲音怪腔怪調，初次見面就引起過我的不快，現在這一切招來了強烈的反擊。她與凱切爾爭吵了兩個月（凱切爾雖然在道理上是對的，方式方法卻總不對頭），又引起了幾個人的反對，這幾個人可能因物質地位不同，因而過分吹毛求疵；最後，她把矛頭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較量，以便最後判明，友誼和愛情究竟何者居上，彷彿它們是勢不兩立的。這不僅是企圖通過任性的爭論達到自己的目的，這裡還包含一種意識，認為我是實現她的願望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涉及爭風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權力欲。她和凱切爾爭執到落眼淚，像兇惡的孩子罵街一樣，每天吵架，但並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對我，她卻一見就臉色發白，恨得發抖。她指責我自私自利，僭望獨佔奧加遼夫的友誼，破壞她的幸福，指責我驕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裡。我覺得這不公正，因而也變得殘忍無情。五年之後，她自己向我承認，她一度曾想害死我，這就可見她恨我之深。她與納塔利婭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愛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奧加遼夫是痛苦的。無論是她，無論是我，無論其他人，都不能諒解他。我們選擇了他的胸膛（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講的）作「戰場」，並不考慮，無論哪一邊戰勝，他都同樣痛心。他懇求我們和解，竭力緩和矛盾，我們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話，受辱的自尊心就會野性大發，觸痛的委屈感就會爆發成一場鏖戰。奧加遼夫驚恐萬狀，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毀，他所心愛的女人並不以他的神龕為神龕，她與他是兩種人，但他又不能不愛她。我們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運遞給他的苦水，我們不能為他分擔一滴。大自然的威力把他與她聯繫在一起，他無法粗暴地割斷這聯繫，也不能扼殺使我們結合的強烈共鳴。不論怎樣，他的血反正將因此流盡，他感到了這一點，力圖保留她，也保留我們，神經質地拉住她的手和我們的手，可是我們卻拚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劊子手一樣肢解他的身體！

奧加遼夫

人是殘酷的，只有歷盡坎坷才能變得溫馴；孩子殘酷，因為他年幼無知；青年殘酷，因為他以純潔自豪；神父殘酷，因為他以聖徒自居；學究殘酷，因為他自負是飽學之士——我們全都鐵面無情，每當自恃有理的時候，更是寸步不讓。人心融解和變軟，通常是在遍體鱗傷之後，在翅膀灼傷之後，在意識到自己的沒落之後，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發現之後——當他獨自一人，沒有旁觀者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是多麼軟弱而渺小。心變得溫厚了，於是他一邊揩乾驚懼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見，一邊為自己尋找辯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卻是別人的理由。從這時起，法官和劊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厭惡。

那時我還離此甚遠！

敵對狀態時起時伏地繼續著。滿腹怨恨的女人在我們不知寬容的追擊下越走越遠，終於陷入這種糾紛中不能自拔，她掙扎，倒下，可是沒有改變。感到自己無力取勝，她為煩惱和委屈所苦，為沒有愛情而嫉妒。她那些混亂的思想，毫無系統地取自喬治·桑的小說，取自我們的談話，從來沒有使她對任何問題獲得鮮明的概念，卻把她從一種謬誤引向另一種，引向她錯認為獨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徑，引向所謂女性的解放，根據它，她從現存的和公認的事物中，隨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滿的一切，又固執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決裂成為不可避免了，但奧加遼夫仍對她戀戀不捨，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對她寄託著希望。當她身上有時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縷詩的氣息時，他便準備永遠忘記以往的一切，開始和諧、靜謐及愛的新生活；但她無法剋制自己，再度喪失平衡，而每次的反覆只是使她愈陷愈深。他們之間的紐帶一絲一絲地痛苦地坼裂，終於無聲地磨破了最後一條線——他們決裂了。

在這一切中，有一個問題令人難以理解。奧加遼夫對周圍一切人產生的強烈影響，激發了共鳴，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業，偏偏在這女人心頭輕輕掠過，未留下絲毫有益的痕迹，這是為什麼呢？何況他熱愛她，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氣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並且她自己起先也是愛他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對這問題考慮過許久。開頭我當然責備一方，後來才逐漸明白，這個奇怪的反常的事實是可以解釋的，它本身並無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間發生影響，比對一個婦人發生影響容易得多。在教堂內傳道，在講壇上說教，在課堂上講學，比教育一個孩子容易得多。在講堂內，在教堂和俱樂部中，共同的志願和趣味佔據主導地位，人們為了它們而彙集一堂，以便繼續發展它們。奧加遼夫小組的成員包括從前的大學同學，年輕的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對於某些人，這信仰事實上並未成為他們的生命問題，他們就相繼離開，由另一些人所代替，這種自由選擇的親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鞏固了人們的思想和團結精神。

與婦人的接觸純粹屬於私人生活，它的基礎不同，那是一種神秘的生理親和性，一種自發的本能。我們先是接近，然後才互相認識。有些人，生活沒有一定的目標，思想沒有一定的準則，均勢是容易建立的；他們一切都無定論，他讓步一半，她讓步一半；即使不讓步，也不足為患。相反，一個忠於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發現她並非他所想像的那種人，便張皇失措。倉促間，他就想喚醒她，但在多數場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亂。她與舊的一切隔絕了，但思想並未獲得解脫，她只是被拋進了一個空無一物的峽谷，卻認為已經脫胎換骨，於是傲慢，自大，粗枝大葉地推翻舊事物，不加選擇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塗賬，一片混亂……這並不奇怪，韁繩丟開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們卻以為已經大功告成，站在講台上對她繼續說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於耐心地愛，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恆地、忠誠不渝地愛，這是比其他一切更為罕見的才能。關懷備至的母愛，說理充分的辯證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難道不是由於孩子不易教育才責罵他們嗎？有時對大人也是這樣，因為責罵是容易的。我們自己無能，卻用懲罰向他們進行報復！

這是奧加遼夫當時就理解的；正因為這樣，大家（包括我在內）才會責怪他過於溫和寬厚。

……聚集在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已經與以往不同。除了我們，只有兩個老朋友還在。調子，趣味，活動——一切都變了。斯坦克維奇的朋友們佔了主要地位；巴枯寧和別林斯基站在他們前列，他們每人手執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年輕偏激，而沒有這種偏激情緒，就不可能有殺身成仁的熱烈信仰。

德國哲學是由米·格·帕夫洛夫移植到莫斯科大學內的。哲學教研室已於1826年撤銷。但帕夫洛夫講授的不是物理學和農業概論，而是哲學概論。聽他的課未必能學到物理學，也不能學到農藝學，然而他的講課使人獲益不淺。帕夫洛夫站在數理系門口向學生髮問道：「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嗎？但什麼是大自然？知識又是什麼呢？」

這非常重要；我們的年輕人跨進大學時對哲學一竅不通，只有教會中學學生對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課堂上敘述謝林和奧凱恩的學說，他講課具有雕塑似的明確性，沒有一個自然哲學家比得上他。如果說他還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徹明了，那麼過錯不在於他，而在於謝林哲學的晦澀難懂。帕夫洛夫應受責備的，毋寧說是他停留在這哲學的《摩訶婆羅多》上，沒有經歷黑格爾邏輯學的嚴峻鍛煉。但他甚至對自己的專業也沒有超出引言和概論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學內容是這樣。這種停留在入門階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現象，這種沒有屋頂的房屋，沒有房屋的地基，這種通向簡陋住所的華麗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我們滿足於前室，不正因為我們的歷史還剛剛在叩門嗎？

帕夫洛夫沒有完成的事，由他的一個學生——斯坦克維奇完成了。

斯坦克維奇也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終生一事無成，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爾的第一個追隨者。他研究德國哲學，造詣極深，沒有功利觀念；他天賦的非凡才能，把許多友人引進了他所嚮往的活動。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他們中間產生了一大群學者、文學家和哲學家，別林斯基、巴枯寧、格拉諾夫斯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流放前，我們的小組和斯坦克維奇的小組不太融洽。他們不喜歡我們那種幾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傾向，我們也不喜歡他們那種幾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傾向。他們稱我們為投石黨分子和法國人，我們稱他們為感傷主義者和德國人。我們和他們公認的第一個人是格拉諾夫斯基，他對雙方都伸出了友誼之手，以自己溫厚的愛與和解的天性掃除了彼此誤解的最後痕迹；但是當我抵達莫斯科的時候，他還在柏林，而可憐的斯坦克維奇在科摩湖邊已奄奄一息，那時他才二十七歲。

斯坦克維奇體弱多病，天性文靜，是詩人和幻想家，這樣的人必然更喜愛直觀和抽象思維，不願接觸生活中純粹的實際問題。藝術的理想主義對他是合適的，在他夭折前年輕蒼白的額上，這成了一頂「勝利的桂冠」。其他人太強壯，也太少詩人氣質，不能長期留在理論思維中而不轉向生活。純思辨傾向是完全違背俄羅斯性格的，我們不久即會看到，俄國精神怎樣改造黑格爾學說，我們的現實天性，儘管已剃度為哲學的僧侶，仍要發揮作用。但在1840年初，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還沒有想到要為精神反對理論文章，為生活反對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獄的囚徒，從奴役或放逐中歸來的人，他們懷著尊敬和寬容的心情，歡迎我參加他們的行列，但同時毫不退讓，暗示他們是今天的，而我們已屬於昨天，要求我們無條件接受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而且尊重他們的解釋。

他們孜孜不倦地探討這些著作，三卷《邏輯學》，兩卷《美學》，以及《哲學全書》等，沒有一節沒有經過幾個通宵的熱烈論爭。彼此友愛的人們，由於對「無所不包的精神」的定義各執己見，整整幾個星期不相往來，由於對「絕對個性及其自我存在」看法不一致，彼此攻擊，相持不下。一切毫無價值的小冊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縣城出版的德國哲學書，只要提到黑格爾的，無不被一一搜羅來，在幾天之內讀到書頁破爛、脫落、沾滿污跡。弗朗凱爾在巴黎聽說，俄國人公認他是一個偉大的數學家，整個年輕一代都在用他用過的那些字母，解決各次冪的方程式，他感動得哭了，那麼，一切湮沒無聞的韋爾德、馬海內克、米希勒、奧托、瓦德克、沙萊爾、羅森克蘭茨，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稱之為「黑格爾哲學司閽者」的阿爾諾德·盧格本人，如果知道，他們在莫斯科的馬羅謝卡街和青苔街之間，如何引起激烈的戰鬥和論爭，大家如何誦讀和搶購他們的著作，他們一定也會失聲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績在於他的闡述深入淺出——淺顯卻並不損害德國思想的深度。相反，現在一些年輕哲學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術語，不把它們譯成俄語，卻全部照搬，為了方便省事，還原封不動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只是加上斯拉夫語尾，按俄文七格變位而已。

我有權利這麼說，因為我也被卷進了當時的潮流，我自己就是這麼寫的，著名的天文學家佩列沃希科夫把這稱為「鳥的語言」，我還覺得奇怪呢。那時沒有一個人會反對這樣的句子：「抽象思想在雕塑領域的具體化，表現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階段，在此階段它為使其自身得到明確化，從自然內在性還原為在和諧範圍內的美之形象化。」很清楚，這裡的俄國話，正如葉爾莫洛夫講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將軍們的談話一樣，比拉丁文更外國化。

德國科學習慣於使用矯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煩瑣哲學語言，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於它生活在學院中，生活在唯心主義的大寺院中。這是科學上神父的語言，為信徒們使用的語言，沒有一個入門者會懂得它；它像密碼電報，必須掌握了密碼才能理解。這些密碼今天已不是秘密，人們了解它，因而驚訝地發現，科學闡述的道理有條不紊，那些深奧的措辭上非常簡單。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用普通人的語言講話的。

機械模擬德國經院學究的行話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於我國語言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十分靈活。它一切都可以表達：抽象的思想，內心的抒情感覺，「耗子的擾攘奔突」，憤怒的呼聲，妙趣橫生的戲謔和驚心動魄的情慾。

除了語言晦澀，還有一種錯誤更為嚴重。我們的青年哲學家們不僅損害詞句，也曲解了實質。生活和現實的關係，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關係，這種對普通事物的學究式理解，歌德曾通過靡非斯特菲勒斯與大學生的對話，給予天才的嘲笑。一切本來直接明了的東西，各種尋常的感覺，都被提高為抽象的範疇，再從那裡折回時已沒有一滴鮮血，成了蒼白的代數學符號。這在他們還不失為一種天真作風，因為他們是完全真誠的。在他們看來，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麼這是為了領略泛神論樂趣，讓自己感到與宇宙已融為一體；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喝醉的士兵或一個女人與他談話，那麼這位哲學家不僅是與他們談話，而且是在通過直接的、偶然的現象，確認人民的實體。奪眶而出的眼淚也被嚴格分類屬於：「精神狀態」還是「內心的悲痛感」……

在藝術中也這樣。歌德的知識，尤其對於《浮士德》第二部（也許正由於這一點，它比第一部遜色，或者艱澀難懂），是像衣服之於人一樣不可缺少的。在音樂中，哲學佔了首要地位。理所當然，羅西尼不值一談，莫扎特還差強人意，雖然也被認為幼稚和貧乏，可是貝多芬的每一個和音都被進行了哲學分析，舒伯特則被推崇備至，我想，這與其說是因為他那些優美的樂章，不如說因為他採用了哲理的主題，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與義大利音樂同樣被打入宮的是法國文學和一切法國產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傾向性。

由此不難理解，我們必然會遭遇並進行廝殺的戰場在哪裡。論爭如果只限於歌德是客觀的，但他的客觀性是主觀的，而席勒是主觀的詩人，但他的主觀性是客觀的，或者相反，一切都會太平無事。然而更激烈的問題不久終於出現了。

黑格爾在柏林擔任大學教授時期，部分地由於年老，但雙倍重要的是因為滿足於自己的地位和聲譽，故意把他的哲學架空到地平線之上，讓它浮在空中，在那裡一切當前的利益和情緒都變得模糊不清，正如從氣球上俯瞰房屋和村莊一樣。他不願觸及這些可惡的實際問題，它們很難處理，而且必須正面給予回答。在科學中強行推銷這種曖昧二元論，其荒謬是一目了然的，因為科學的出發點就是要取消二元論，使它變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黑格爾是耶拿大學的那個樸實的教授，荷爾德林的朋友，在拿破崙進城時曾把自己的《現象學》藏在衣襟內的哲學家，那時他的哲學還不是印度的無為主義，也不是對現存社會形式的辯護，又不是普魯士式的基督教；那時他不是在宣講自己的宗教哲學，而是在寫天才的作品，如後來刊載在羅森克蘭茨寫的傳記上的《論劊子手及死刑》。

黑格爾停留在抽象的領域，是為了避免與經驗的結論及實際的應用發生接觸，為此他非常巧妙地選擇了美學這片風平浪靜的海洋；他很少走進新鮮的空氣中，偶爾涉足也只一會兒，還得像病人一樣裹緊衣衫，而且哪怕這時仍要把當代人最關心的問題留在辯證法的迷宮中。簇擁在他身邊的一群低能兒（只有甘斯可說是例外），把文字當作事實，喜歡侈談辯證法。也許，老頭兒看到自己的學生過分自滿而又淺薄無知，有時也難免覺得痛心和慚愧。辯證法如果不能體現事物本質的發展，培養這種思想可以說只是純粹把它作為一種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納入範疇的體系，這是一種邏輯操練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臘詭辯學派和阿伯拉爾以後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那裡一樣。

有一句哲學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國的保守派企圖用它調和哲學與德國的政治狀況，它便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只是充足理由律、邏輯和事實統一的原則的另一說法。黑格爾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學上體現了基督教的吉倫特黨人保羅說的話：「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但如果一切權力都來自上帝，如果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麼反對它的鬥爭只要也是現實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從形式上看，這兩句箴言純粹是同義反覆，但不論是否同義反覆，它直接引導到承認當前的政權，使人停止鬥爭，而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們所期望的。這種觀點不論怎樣違背俄國精神，我們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們卻公然奉為至理名言，跟著它走上了歧途。

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躍、最容易激動、最富於辯證精神的勇猛戰士，那時他鼓吹的不是鬥爭，而是印度的靜觀哲學和理論研究。他信仰這種觀點，面對任何後果而毫無懼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說教低頭，在可以使沒有主見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別人的議論面前，他絕不退縮一步；他不知膽怯為何物，因為他是堅強的，真誠的，他的良心是純潔的。

「您可知道，」我對他說，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後通牒使他懾服，「從您的觀點來看，您可能證明壓在我們頭上的醜惡的專制政體是合理的，應該存在的。」

「毫無疑問，」別林斯基回答，給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羅金諾周年紀念》。

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們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我們的爭執影響了別人，小組分裂為兩個陣營。巴枯寧企圖進行調停，勸解，講得苦口婆心，但沒有取得真正的和平。別林斯基一怒之下，帶著不滿情緒去了彼得堡，從那裡向我們發出了最後一批炮彈，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為《波羅金諾周年紀念》的文章。

這時我與他斷絕了一切往來。巴枯寧雖然爭論激烈，但開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邊。別林斯基責備他軟弱，退讓；他的偏激情緒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連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驚。但是群眾站在別林斯基一邊，他們瞧不起我們，驕傲地聳聳肩膀，認為我們已經落伍了。

在這場內訌中，我看到必須追本溯源，認真從事黑格爾的研究。我甚至想，沒有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蒲魯東的《社會經濟矛盾》中接受過考驗，沒有經歷過這熔爐的錘鍊的，都算不得完備的現代人。

等我習慣了黑格爾的語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發現，我們的觀點比黑格爾的追隨者的觀點，與黑格爾更接近得多。他早期的著作是這樣，凡是他才氣橫溢、一往直前、忘記了「勃蘭登堡門」的時候，都是這樣。黑格爾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學，它空前解放了人，徹底摧毀了基督教世界，摧毀了過時的傳統世界。但它（也許是故意的）採取了艱澀的表達方式。

正如在數學中（只是那裡更有權利這麼做）人們不會回頭去確定空間、運動、力的定義，只會讓它們的性質和規律繼續進行辯證的發展，在哲學形式的理解上也是這樣，一旦習慣了那些原則，人們就只是繼續從那裡推演出結論。一個新手還不能使方法變成習慣，與它打成一片，因此總是把這些教條和慣例當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早已熟諳此道，因此不可能毫無偏愛的人們，便難免奇怪，這麼「明擺著」的事物，為什麼別人偏不理解。

怎麼能不理解如此簡單的真理，例如：「精神是不滅的，只有個體才會死亡」——這個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還有一個真理更為簡單，即絕對精神是通過世界認識自己，同時其本身也能進行自我認識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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