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記憶抵抗權力

2009年初，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了題為《高牆與雞蛋》(又譯《以卵擊牆》)的演講辭，在其中，他含蓄地批評了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的種種做法，並稱：「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毋庸置疑，在擁有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和大國支持的對手面前，巴勒斯坦幾乎始終處於弱者的地位；在世人眼裡，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或是悲慘無助的難民，或是手無寸鐵的戰士，或是孤注一擲的危險分子……巴以之間的衝突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不公平的鬥爭。把持著回歸原初家園的中心敘事，以色列拒絕承認巴勒斯坦人對於同一塊土地的擁有權，甚至有意將巴勒斯坦民族敘事從世界歷史與文化記錄中抹除。這一挑戰迫使巴勒斯坦人奮起抵抗，在收複合法權利的同時，對自我身份進行艱難的再定義。由此，在文化層面，巴以衝突演變為兩種民族主義敘事的彼此對抗。

這就使得記憶浮出意識的地表，上升為對抗演進的場域，一如當代巴勒斯坦最偉大的民族詩人馬哈穆德·達爾維什所言：巴以衝突，實質上是「兩種記憶的鬥爭」。博物館、紀念館、歷史教科書等是民族公共記憶的絕佳場所，卻可能將記憶抽象化；相比之下，鮮活的個人記憶真正提供著關於苦難歷史具體的、忠實的見證。對於巴勒斯坦民眾而言，宏大歷史敘事場所的闕如更凸顯了個人記憶的重要性，這又對以具體性為核心界定尺度的文學藝術提出了進一步要求。也正因為如此，回溯性的敘事在當代巴勒斯坦文學中佔有不可替代的分量。

這種回溯性敘事，在體裁上表現為自傳和自傳體小說的層出不窮，在寫作策略上則表現為追憶手法的頻繁登場。也許，對於失去故土的人來說，自傳體是惟一能夠表達存在感的疆域，而追憶是連結往昔與當下的有力途徑，通過追尋過去能夠確證自我的存在。雖然說，巴勒斯坦自傳體文學的任務依然離不開總體的「個人救贖」，但它常因民族的政治危機引發，其間，個人與其共同體的命運已然密不可分。

翻開那些以深沉的基調鋪就的巴勒斯坦自傳，令人唏噓不已的除了作者稠得化不開的家國情懷，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許就是作者筆下記憶的鉤沉者：一件舊物、一縷熟悉的氣息；抑或一爿空間、一處昔日的場景……

譬如，長期流亡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著名作家傑布拉·易卜拉欣·傑布拉有部自傳名曰《第一口井》，寫於1987年，是晚年的他對於童年歲月的回憶。「第一口井」，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哈只魯克作家老家院中那口古老的深井。在傑布拉的印象中，井水是那樣的清澈甘甜，井口因井繩的長年拉扯而溝壑縱橫，使整口井愈發飄灑著歲月的香醇，井前綠蔭匝地，和風習習，每天大人們幹完農活後來此小憩，孩童們下學後來此嬉戲玩耍，或乾脆由老師帶著在井邊上課。在巴勒斯坦人的傳統起居中，有了水井才能生起炊煙，才能安生立命，因此水井是他們安家或喬遷時首要關注的問題。傑布拉所描述的這口老家的深井，既是巴勒斯坦百姓曾經擁有的安寧、穩定、團聚、祥和的象徵，又是他本人一生中汲取藝術和生命經驗的源泉，想起這口井，作家就想起他雖然貧窮卻不乏幸福的童年，就擁有了前行的動力，正如他在另一部書中寫道：「我的童年依然是我最豐贍的源泉……它是井，是泉，賦予我的頭腦多重想像力，我希望這口井永不枯竭。」傑布拉一生才藝超群，在詩歌、散文、小說之外尚通曉音樂、美術，且早年便留學英國，閱歷頗豐。深諳西方文化、崇尚世界主義的傑布拉為何如此懷念童年及其老家的井？因為它「能將我帶回家鄉，帶回那個在家鄉的土地上、在懵懂無知中成長起來的我。它對於我，象徵著世界的真、象徵著我的祖國的純潔。它不斷地向我肯定：在經歷了傷痛、流離之後，需要回歸最初的樸拙，因為在那裡，蘊藏著民族生命的源泉」。

童年對於傑布拉的深刻影響，還體現於其代表作、在阿拉伯作家協會所推「20世紀105部最佳阿拉伯語中長篇小說」榜單上排名第二的《尋找瓦立德·馬斯歐德》。小說以倒敘和閃回、多聲部和內心獨白等手段，試圖揭開主人公功成名就卻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的謎。巴勒斯坦人瓦立德·馬斯歐德，早年求學和謀生於異鄉，後定居巴格達，是當地頗有聲望的銀行家兼記者、知識分子，事業興隆，風流倜儻。然而，巴勒斯坦的失地喪邦是他心底永不釋懷的痛。馬斯歐德失蹤是否為了參加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小說未給予明確答案。主人公的生平是由朋友們各自的斷片式回憶拼貼成的，直至最後依然朦朧不清。相比之下，主人公自述的童年歲月卻異常清晰，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童年歲月的翻版。

再譬如，當今在世的巴勒斯坦最傑出的詩人穆利德·巴爾古提所創作的自傳《我看見了拉馬拉》(1996)，敘述了自己在流亡30年後，對拉馬拉及附近家鄉的重訪。全書以作者回鄉之行的起點——連接約旦和西岸地帶的阿倫比大橋起筆，在黎巴嫩大歌唱家菲露茲的歌聲中，此橋被稱為「回歸之橋」。作者站在木橋上放眼望去，身後是顛沛流離的足跡，前方是闊別已久的、夢中的祖國和家園，由此引出萬千思緒，欣喜激動中夾雜著悲傷、驚訝與悔恨，不安之感為全書奠定基調。在這個入境處，他被一個個自我質疑幾至打倒：他是誰？一個難民？一個市民？一個訪客？他不知道。前方的這片土地有多種定義——家鄉、西岸和加沙地帶、被佔領土、自治政府、巴勒斯坦、以色列。當他上一次立於此處時，一切還算明朗，如今一切都變得模糊。儘管奧斯陸協議已經簽署，阿倫比大橋仍由以方把控，在以色列士兵黑洞洞的槍眼面前，巴爾古提感受到了巴勒斯坦人悲涼的歷史：「他的槍從我們這裡奪走了詩歌的土地，留給我們關於土地的詩歌。他的手中握著土地，而我們的手中握著幻景。」

流離者變成自己回憶里的異鄉人，更只能緊緊攀附著回憶，由腳下的木橋生髮開去，作者將跨度30年的回憶倒敘，鋪陳在回鄉紀行中，一攬子的記憶在其中自然地往返流動，在有意無意間將往昔推向當下，呈現於讀者面前：巴爾古提出生於拉馬拉附近的德爾·卡薩納，1966年離開家鄉，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時，他正在開羅大學文學院準備學位答辯。不到幾日，整個西岸就被以色列防衛軍佔領了，包括拉馬拉。巴爾古提發現自己成了眾多流離失所者中的一員，且歸期無日。他在埃及結婚生子，卻因批評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而遭到後者驅逐，孤身前往布達佩斯，擔任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巴解代表，與留在開羅的妻兒分離達17年之久。奧斯陸協議的簽署給了他重訪家鄉的機會，這次意義重大的、五味雜陳的回鄉行，孕育出這部情感真摯的自傳。因其筆觸細膩深刻，從而獲得1997年埃及納吉布·馬哈福茲文學獎。愛德華·薩義德在為該書英文版撰寫的前言中，稱其為「一部最佳的、反映我們所正在經歷的巴勒斯坦流散的存在主義作品」。詹姆遜認為，「橋」在世界文學藝術中的原型意義「似乎在於它表示出一種懸空感」。也許正是「橋」給了巴爾古提以靈感，讓他在「懸空」中保持高度的清醒，在不斷的質疑中引發自身對流亡、身份及生命狀態的全面思索，由此成就了這部自傳。

談到記憶中那縷熟悉的氣息，筆者想到的是巴勒斯坦的另兩部優秀文學作品——安通·沙馬斯的類自傳體小說《阿拉伯式》（1986）和馬哈穆德·達爾維什的散文詩般的回憶錄《為了遺忘的記憶》（1995）。

《阿拉伯式》由「故事」和「講述者」兩部分組成。「故事」敘述19世紀初沙馬斯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從敘利亞移民至巴勒斯坦，定居於加利利附近一個小村莊的傳奇經歷。在安通·沙馬斯筆下，故鄉是個充滿了歡樂與悲傷、熱情與迷信的美麗田園。作者圍繞「我曾經是誰」的問題，描繪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回憶在尤素福叔叔身邊聽故事的場景，直至以色列軍隊佔領家鄉。這是一個失落的阿拉伯共同體的「故事」。「講述者」則圍繞「我現在是誰」的問題，敘述沙馬斯從美國愛荷華州和巴黎遊學歸來，作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統治之下的疏離感，以及與家鄉父老隔絕的負疚感。在小說中，敘事者沙馬斯尋找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中失散的堂兄米歇爾·阿布雅德，後者曾以沙馬斯的名字加入反以敢死隊。沙馬斯最終在美國愛荷華州找到了堂兄，米歇爾交給沙馬斯一個手稿，稱「這是以你的名字撰寫的虛構性自傳」，並說：「我的虛構的名字，也是你的名字。將這份稿子翻譯出來，增刪均可。但是，請一定把我留在裡面。」沙馬斯苦苦尋覓同名的堂兄，以修補分裂的身份，完成自我救贖，但是，已分裂的身份是無法再度統一的。

《阿拉伯式》是安通·沙馬斯用希伯來語創作的小說，出版後引來各方關注，1988年美國《紐約時報》曾將其評為最佳圖書之一。在以色列，它一直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文學界熱評的對象，被稱為非猶太作家在希伯來現代文學史上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彈」。阿拉伯文學界雖然對沙馬斯用佔領者的語言進行創作頗有微詞，卻無法否認這是當代巴勒斯坦一部優秀的流散文學作品，因為其中瀰漫著巴勒斯坦那濃厚的鄉間氣息和風土人情：「我來到橄欖油作坊的門口。我能聞到橄欖皮莢的香氣從遙遠的歲月深處傳來。這是一種很濃的味兒，它溫煦地包裹著你的整個感覺，微風拂過秋天的盡頭後，才漸漸散去……」（譯自小說第二部分「講述者」開篇）

《為了遺忘的記憶》以類似意識流的手法，記述了大詩人馬哈穆德·達爾維什在1982年8月以色列圍攻貝魯特的一天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回憶錄以清晨夢醒開篇，在隆隆炮聲中，作者沏上一杯咖啡，咖啡香氣帶著詩人完成一天的活動。詩人在炮彈橫飛的城市中穿越童年記憶、重溫十字軍的歷史故事、回顧自己的流亡歲月……貝魯特作為記憶的場域，將各種敘事的碎片串起，以便它們匯成一個更為複雜的場域意象，直至街道和樓房在炮聲中轟然坍塌，詩人意識到自己的流亡即將重新開始。貝魯特就像詩人的家鄉海法一樣，即將加入淪陷的行列。曾經的「阿拉伯抵抗之都」，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被踐踏，對其民眾關上了大門。巴勒斯坦難民再次拾起行囊，踏上遙不可知的漫漫流亡之途。貝魯特對他們而言又是一場記憶——流動的記憶。當十多年後達爾維什在巴黎的寓所中撰寫這部回憶錄時，雖時過境遷，但那杯咖啡的濃郁味道依然縈繞在心頭。詩人意識到所有的記憶終究抵不過時間的銷蝕，即便它曾經是那樣地讓人痛定思痛。在流光的威脅面前，詩人奮筆疾書，在混沌的世界中，抵抗著歷史即將被抹去，抵抗著記憶即將被遺忘，一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的名言：「人類和權力的對抗史即是記憶和遺忘的對抗。」

如何看待記憶與遺忘的關係？昆德拉尚有另一句名言：「回憶不是對遺忘的否定，回憶是遺忘的一種形式。」這是否意味著：回憶既是一種指向過去的行為，同時又是基於當下、朝向未來的建構？回憶是為了警醒，也是為了最終的遺忘。當遺忘升起的時候，人將走向真正的釋然。但遺忘必定是有前提的，對於經歷了無數苦難和傷痛的巴勒斯坦民眾尤為如此。可以說，巴以之間衝突的無解，在於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記憶與猶太人的歷史記憶發生了糾纏。因此，只有當雙方傾聽並理解彼此的記憶——其自古以來的神話、宗教、傳說、憧憬和憂慮，學會在閃族的子孫內部整合彼此的敘事差異，和平才可能降臨。而對於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記憶和陳述也許是他們僅有的一切。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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