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童工：「被國家遺棄的人」？
當地時間2017年3月20日，印度加爾各答，一名兒童在磚廠打工。（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
為了籌集醫療費或是為姐姐準備嫁妝等諸多原因，他們的家庭欠下高利貸，父母不得不犧牲一兩個孩子的命運，把他們抵押給工廠主或者賣給人販子，進而淪為「抵押童工」。
印度政府始終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如果嚴格執行《兒童勞動法》，很多工廠和行業將面臨著勞動力緊缺的危機；如果大批兒童被剝奪基本的受教育的權利，又將嚴重阻礙該國的經濟文化發展。
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9歲的默罕默德已工作3年。
「我們被關在沒有窗戶的房子里，天天做工，幾乎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在得到國際公益組織救助前，默罕默德每天工作至少16小時，他的任務是用砂紙把待售的墓碑表面打磨光滑。
粉塵侵肺，默罕默德的不少工友已患有嚴重的塵肺等疾病。當前，印度擁有全球最大的童工群體，各界對於其規模的評估卻存在著很大分歧。
2011年底，印度政府發布最新的人口普查認為，至少有435萬5至14歲的童工，他們主要集中在工農業和服務業領域。2017年10月15日，英國《泰晤士報》則援引一家權威公益組織的數字指出，印度童工數量大約在6000萬到1.5億之間。
「捲煙、制陶、刺繡、火柴廠等領域中，存在著不計其數的小作坊。」一名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官員也認為，這些灰色地帶僱用大量童工，並沒有被納入印度官方的統計數據。
最惡劣的環境最辛薄的收入
印度人酷愛首飾，珠寶業是印度經濟中的一顆明星，也是拉動該國出口增長的重要引擎，11歲的碧娜用刷子把液體塗抹到裝飾面。這種液體是松節油、煤油的混合物，散發著刺鼻的氣味。
「我很討厭這項工作。」碧娜說，她經常會感到頭痛。一次，藥液不慎濺到眼睛裡，讓她的右眼至今仍視覺模糊。
碧娜生在印度東部一個農民家庭。她的父親不僅酗酒還嗜賭如命，債務纏身。碧娜說，她年僅4歲的妹妹已經學會用化學品塗抹手鐲。
多年來，手工業吸引著大量印度童工。在印度西北邊境省，手工編織的地毯質地精美，遠銷歐美世界，一直位列印度出口收益的前10位，它們大都出自農村童工之手。
這些織毯童工起早貪黑，每天也只能賺到30至100盧比，摺合人民幣頂多10塊錢。光線昏暗的石砌廠房中，空氣中瀰漫著羊毛的臭味和飛來飛去的毛屑。
僱用童工利潤高、易管理，印度社會還流傳著一個古老的傳統：這些童工手指敏捷靈巧，活兒比成年人好很多。
同樣的社會偏見，也存在於印度的採茶業。著名的茶園大多始於殖民時代，清新的空氣，靚麗的風景，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境外遊客慕名而來。
阿薩姆邦和大吉嶺是印度最有名的茶葉種植區。採茶季節，不乏幾歲到十三四歲的採茶女，背著大筐辛苦勞作，為躲避毒蛇，還要用厚厚的襯墊綁在小腿上，到了夜晚，她們只能在茶園中搭起的簡易窩棚中休息。
這裡沒有田園牧歌，只有超過法定時長的艱辛勞動。近三十年來，隨著印度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童工日夜操勞在礦洞或工廠流水線上，他們已沒有手工業、農業童工那麼「幸運」，面臨著各種工傷甚至死亡的危脅。
煙花是印度南部省份的重要產業，大大小小的工廠普遍使用童工。2018年2月，筆者受邀訪問泰米爾納德邦錫瓦卡市的一處煙花廠，發現，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是童工，一雙雙粗糙的手與幼稚的臉龐明顯不相稱。
「這些工廠大多是由火柴廠改制而來。」一名42歲的女工說，她9歲時就在這家工廠「裝火柴」。時過境遷，她如今又帶著三個孩子到這家工廠做工，8歲的小女兒已經學會用膠水粘貼封裝。
與其稱之為工廠，不如說是露天的煙花爆竹作坊。工人直接用手在瓷盆中攪拌著火藥，發生爆炸等傷害性事故並不鮮見。最嚴重的傷亡事件發生在2012年9月，當地一家鞭炮廠發生爆炸，導致四十多人死亡，七十餘人受傷。
那次爆炸的受害者中不乏大批童工。近年來，印度的雲母礦開採業又成為吸引童工的「血鑽」，摔傷、割傷和摩擦傷，以及硅肺病、肺結核等呼吸系統疾病的侵害，礦難則是更可怕的殺手。
過去十多年裡，「拯救兒童運動」組織一直試圖制止賈坎德邦普遍的僱用童工現象。荷蘭「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估計，賈坎德邦和比哈爾邦參與雲母礦開採作業的童工高達2萬人。
印度的紡織小作坊大量使用童工。（東方IC/圖）
「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
儘管印度法律明文規定，不滿18歲者不得從事採礦等危險職業。不過，生活的壓力讓貧窮的家庭忍痛割愛。對於礦業經營者來說，童工不僅手指靈巧，適合分揀刀片一樣薄的雲母晶體，還不用支付成人工資。
最為凄慘的童工群體，當數「契約工人」或者「抵押勞工」，這是一種十分愚昧且殘酷的僱傭形式。他們大多來自印度最為貧困的群體「達利特」（Dalit，意為「不可接觸者」）家庭。
通常，為了籌集醫療費或是為姐姐準備嫁妝，或者因其它各種原因欠下高利貸，一些父母不得不犧牲一兩個孩子的命運，把他們抵押給工廠主或者賣給人販子，進而淪為抵押童工。
這些被父母抵押出去的「包身工」，無休假、無工資，甚至還要常常忍受僱主的辱罵乃至毆打，喪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
9歲時，賈楠德被父母賣為「抵押勞工」，在得到國際組織救援之前的5年間，賈楠德被包工頭輾轉帶到多家磚廠里打工，他跨越比哈爾邦、奧里薩邦和西孟加拉邦，其間沒有工錢，只能勉強吃飽肚子。
如此龐大的童工群體，卻少有勞動維權案例發生。一項統計顯示，2012年10月到2015年4月期間，僅有280宗非法僱用童工案遭到起訴。這意味著，每40萬名印度童工中，只有不到1人受到印度《兒童勞動法》的保護。
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實施《兒童勞動法》，規定14歲以下的兒童不得以任何形式從事有害身心的工作，違反者最高可能獲刑2年監禁和2萬盧比（約合人民幣2000元）罰款。
「一個不滿十四歲的兒童，無論他本人還是家長都輕易不願控告僱主，因為他們都害怕失去維持生存的機會。」印度「兒童之家」的工作人員介紹說。
一些新聞工作者也批評說，數量龐大的童工之所以能夠自由進出工廠，與政府懈怠和執法機構長期資金不足有關。例如，執法者缺乏年齡審核程序，導致偽造、借用他人身份證件等亂象盛行。
印度政府似乎也無意根除童工制，立法部門甚至一度考慮將合法工作年齡從14歲降到12歲。來自印度社會研究院的專家們則堅決反對，「這無形中助長了企業僱主的氣焰，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
印度《兒童之聲》是一份小眾報紙，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完全由流浪兒童和童工自己采編的刊物，主要負責人昌德妮（Chandni）5歲時隨父親在印度街頭賣藝。
2008年，父親突然中風去世，年僅11歲的昌德妮只好以拾荒為生。一年後，昌德妮在街頭遇見非政府組織「CHETNA」的志願者，命運發生逆轉：她不僅參加了公益學校的課程，還參加記者培訓班。2014年，昌德妮開始接管《兒童之聲》主編的工作。
2015年11月，《兒童之聲》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對德里的街頭兒童進行樣本調查，成功追蹤到1320名兒童的生活軌跡。
「我們希望通過此舉提醒政府和警察，以我們的綿薄之力尚可做到精確調查街頭兒童的生活狀況，」參與者山諾（Shanno）說，「那對擁有強大資源與人力的政府來說，這又有何難呢？」
「兩難選擇」
在公益組織看來，印度兒童淪落為廉價勞動力的原因並不複雜——貧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也可佐證上述觀點，2017年底，印度人口已逼近14億，但至今仍有4億貧困人口，佔世界總貧困人口的40%。
印度又是一個年輕的國家，18歲以下的人口大約佔國家總人口三分之一。
多年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全民教育發展指數中，印度始終徘徊第100名左右。
一項較大樣本的社會調查顯示，在阿薩姆邦的一些地區，80%的兒童從9歲開始勞動，入學率只有15%。長期居高不下的兒童輟學率，一直讓印度政府頭痛不已。如今，印度的文盲率已高達25%。
1950年1月26日，印度憲法生效即規定，國家應努力為所有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直到他們年滿14歲。當前，印度初等教育狀況不容樂觀，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標仍未實現。
印度社會貧富差距嚴重，與貧困階層的童工相比，中產階層普遍存在「望子成龍」現象。英德拉是班加羅爾一家軟體公司的高級職員，她成功地把兩個兒子培養成計算機領域的高級人才，並移民美國矽谷。
英德拉說，二十多年來，她家幾乎放棄了汽車、服裝等方面的物質享受，省吃儉用把兩個孩子送到昂貴的私立學校讀書，還不惜財力在孩子的音樂、體育等方面進行投資。
中產階層是印度社會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他們大多居住在大城鎮中，至少佔據該國總人口的20%。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時報》就報道說，一個印度中上階級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盧比的家庭），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平均花費大約為100萬盧比。
目前，對待童工問題，印度政府面臨「兩難選擇」，如果嚴格執行《兒童勞動法》，很多工廠和行業將面臨著勞動力匱乏的危機；如果大量兒童被剝奪基本的受教育的權利，將嚴重阻礙該國的經濟文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