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太平天國時期的境遇
原標題：儒學在太平天國時期的境遇
太平天國以宗教立國，獨尊上帝，斥佛、道諸神為妖，軍行所至，寺廟、道觀多被破壞，它之排斥佛、道是始終如一的。至於儒學，人們習知於太平天國的一些反孔故事；事實上，儒學在太平天國的命運是頗為錯綜複雜的。本文主要根據太平天國本身的文獻對此試作勾稽探討。
一、早年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對儒學的態度
太平天國的領袖和思想指導者洪秀全七歲人塾，五、六年間即能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史籍，但多次應試不售。1843年，他30歲時細讀廣東人梁發所著的基督教傳道書《勸世良言》，以之與六年前病幻中所見異像比附，於是「大覺大悟，如夢初醒」，開始信仰上帝，自行施洗，作感悟悔罪之詩，許願不拜邪神、不行惡事、恪守天條。自此，洪秀全拋棄功名仕進之途，為著「反對世上之陋俗」、拯救一個邪惡的社會而進行宣傳「上帝真道」的活動。他在1843年後幾年中努力追尋救世的方案和理想的社會，儒家經典和中國傳統文化曾是他重要的思想資料來源。洪秀全在起義前寫有幾十篇文章，現流傳下來的有寫於1844—1848年間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另有未據載明作者的《天條書》等，也應出於洪秀全的手筆。這些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宣傳世人獨拜上帝、不拜邪神的必要，同時又多方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吸取養料，稱引儒家經籍和歷史典故，表明了他力圖揉合上帝教和儒學的態度。
《原道救世歌》宣傳上帝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獨一真神，勸誡世人拜上帝、捐妄念、學正人，以歷史上的「正人」如舜、禹、伯夷、叔齊、周文王、孔丘、顏回等多人為例，宣傳孝順、忠厚、廉恥等正道，反對淫、忤父母、行殺害、為盜賊、為巫覡等不正行為。《百正歌》是《原道救世歌》的姊妹篇，稱道堯、舜、禹、稷、周文、孔丘等為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範，批判桀、紂、齊襄公、楚平王等的不正行為。這兩篇文章都以孔子為正人，所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也明顯地受了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
《原道醒世訓》是表明洪秀全社會理想的重要著作。他以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而當今世界則是「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以至相陵相奪相鬥相殺。他非常憧憬於「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公平正直之世，稱道堯、舜、禹、湯、武、孔、孟的言行，又引用《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段，表現了對這樣的大同世界的嚮往。以後的《天朝田畝制度》，可說是洪秀全這一社會理想的具體化。其組織社會的制度以及職官名稱，多沿襲自《周禮》，基層村社每戶養五母雞、二母豬並種桑養蠶，幾乎完全來自《孟子》。
《原道覺世訓》和《天條書》論述上帝創造、主宰世界，人人當拜上帝、不拜邪魔。洪秀全的宗教源頭無疑來自西方，但他對上帝的觀念實是中西合璧的。洪秀全在探索勸世、救世之道的努力中發現，記載唐虞三代史事的《詩》、《書》等經籍中活動著一位與《勸世良言》所說的神天上帝耶和華相似的上帝，中國已失去的古代大同世界，是同崇拜上帝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他認為，要實現公平正直之世，就必須使中國恢復對上帝的崇拜，而記載著上帝活動的古代經籍，也就成為論證上帝當拜的歷史根據。在《原道覺世訓》、《天條書》中，洪秀全多次引用《詩》、《書》、《易》、《大學》、《中庸》及湯、文、武的事迹，以證明上帝之存在、權能、恩德及與人事禍福之關係。
這些文獻表明，洪秀全對孔孟和儒學經典的態度不是否定的。它們在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刻印出版，為太平天國最重要的經典，說明這也正是當時太平天國對儒學的態度。
與此有矛盾的，似乎是1843年洪秀全「砸爛」孔子牌位的故事。實際上這一故事被賦與了過度的意義。《勸世良言》教導人們只拜上帝，不拜一切偶像。據記載，洪秀全與其族中表兄弟李敬芳在共讀《勸世良言》時，領悟了拜上帝的信仰，於是「將偶像掃除，並將塾中孔子牌位棄去」(《太平天國起義記》，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6冊，第847頁。)；洪秀全「將館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豬門戶來龍之妖魔一概除去」(《洪秀全來歷》，見《太平天國》第2冊，第690頁。)。除去孔子牌位是與除去其它崇拜對象同時並舉的，顯然是獨拜上帝的信仰應有的題中之義。當然，除去孔子牌位在當時也是驚世駭俗之舉，它意味著不承認孔子的聖人、教主地位。上述文獻中凡述及孔子、孟子均直稱孔丘、孟軻，印證了這一點。在接受拜上帝信仰後，洪秀全必然不會完全贊同儒學，至少他會不同意孔子懷疑鬼神即懷疑靈界的觀點。但從他的著作來看，他認為可以同意、接受或利用的孔孟學說、語句，並不是個別的，甚至偶而仍稱孔孟為「聖人」(《原道覺世訓》，見《太平天國》第1冊，第93頁。)。
這裡還可以提到太平天國鞭打孔丘的故事。太平天國出版的《太平天日》一書，詳述了洪秀全於1837年病中的幻覺，鋪敘成升天受命為人間天子的故事，其中有天父上帝責孔丘之書「甚多差謬」、天使捆綁鞭打孔丘的情節。此書封面印「壬戌十二年」即1862年銅版頒行，又印「此書詔明於戊申年冬」即1848年冬(戊申年冬如何「詔明」，無史料具體記載。《天兄聖旨》卷一有天兄登天，醒後告訴洪秀全一些在天上的見聞的記載，但所述很簡單。又記「是年冬」天兄告訴洪秀全，孔子的書「雖亦有合真道，但差錯甚多。到太平時，一概要焚燒矣」。1848年冬拜上帝會方蟄處一隅，尚未有起義之計劃，此時而已想到「太平時」要燒書，頗不可思議，疑為後來出版時所增加。但即使當時確有此說，也只是說明後來之厲禁孔孟是預定之計劃，而不是說明當時已要打倒孔子。)。有人據上述兩個故事得出洪秀全在1843、1848年就實行「打倒孔子」的結論。但洪秀全病中幻覺所見，均系政治需要而又有一個逐漸敷衍擴大的過程(詳見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第37—39頁；又，《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862年出版的《太平天日》，不可能說明洪秀全在1848年的觀點。洪秀全在1848年時認為孔子的書有錯誤是十分可能的，至於說在那時就要鞭打他、打倒他，則毫無影響。在1852年出版的上述幾種著作中，除了稱引儒家的經籍表明了洪秀全對這些章句的贊同外，還稱道孔孟其人，說「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靈魂在帝旁」，稱道「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稱道「孔孟煩車殆馬，何分此邦彼邦」和「孔顏疏水簞瓢」、安貧樂命的思想行為。這些決不是要打倒孔子的言論。
金田起義後，太平軍進軍湖南時有在郴州焚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的報道(曾國藩：《討粵匪檄》，見《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這是農民起義征伐過程中常有的現象，未必有意識形態的意義。而且也有與此相反的記載：當時人的一篇專記太平軍進軍湖南情況的材料說，太平軍「自孔聖不加毀滅外，其餘諸神概目為妖」(佚名：《粵匪犯湖南紀略》，見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1冊，第67頁。)。1853年1月初太平軍在湖北武昌，孔廟、學宮都保存完好。太平天國發布的著名檄文《奉天誅妖檄》說：「各省……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希望他們各個起義響應，當代的「儒」被寄以期望。所有這一切，特別是洪秀全本人的著作，表明在1853年以前太平天國並沒有否定和打倒孔子；他們對孔子和儒學在相當程度上是尊重的。
二、否定儒學，排斥古人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取得了建都南京的巨大勝利。此後，他們對孔子和儒學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轉而實行完全否定的政策。一名南京文人記太平軍克南京後見聞的「感憤詩」稱：「掃除塔廟傳元魏（賊見廟宇輒焚毀），焚棄詩書踵暴秦（賊謂儒書為妖書，亦見輒焚毀）。最是病狂堪一噱，仲尼日月毀遭頻。」(伍承組：《山中草》，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6冊，第417頁。)又有人以「禁孔孟書」為題詠太平天國在南京事說：「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滅絕聖賢心枉用，祖龍前鑒正非遙。」(《山曲寄人題壁》，同上書，第386頁。)有一名從癸好三年（1853）二月太平軍破南京直至甲寅四年（1854）八月一直在城內的秀才馬壽齡作《金陵癸甲新樂府五十首》，其中「禁妖書」一首更有較詳的描述：
爾本不讀書，書於爾何辜，爾本不識孔與孟，孔孟於爾亦何病。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見《太平天國》第4冊，第735頁。)
這些記述表明，南京發生了以孔孟和儒家經籍為妖和妖書，並嚴加禁絕、違者嚴懲的現象。但這並不是自發的、無意識的行動，而是根據於太平天國當時的政策。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經洪秀全批准，於1853年內出版了一本論文集《詔書蓋璽頒行論》，其中一篇由高級官員黃再興寫的論文說：「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見《太平天國》第1冊，第313頁。)這實際上是宣布了太平天國關於禁絕、焚除儒學經籍和諸子百家書籍的政策。太平天國的這一政策和行動，已為他們的敵人曾國藩所了解和利用。曾國藩於甲寅年正月（1854年1—2月）發表《討粵匪檄》，指責太平天國「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讀孔子之經」，「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
與焚禁儒學經籍的同時，太平天國在1853年後期出版《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訂本時，刪去了其中原引用儒家經籍的語句。關於上述幾種著作的版本問題，蕭一山在近六十年前曾以為書中沒有引用儒家典訓的版本為初刻本，引用者為修訂本。他的看法是，「當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為事，舉中國一切之聖經賢傳胥毀棄之」，幾年以後，太平天國改變了政策，增入了中國典訓名言。為此他又感嘆說：「使洪楊早能如此，則湘軍或可以不起乎？惜乎晚矣。」(蕭一山輯：《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天條書》跋、《太平詔書》跋。)太平天國印書的初版本、修改本、重刻重印本大都只署初刻年份，蕭一山的誤解主要在於他不了解區別這些印書版本的規則。以後王重民、郭廷以、羅爾綱均提出相反的看法，尤其是郭、羅二位作了詳細的研究考訂，判定上述太平天國著作中引述儒家典訓者為初版本，沒有引用者為後出本(王重民：《記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文獻》，見所著《圖書與圖書館論叢》；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附錄八；羅爾綱：《太平天國現存經籍考》，見所著《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1984年我在英國獲見一百多冊太平天國印書的原刻本，也從書籍的形制上印證了王、郭、羅三位的結論(王慶成：《關於「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和太平天國印書諸問題》，見《太平天國學刊》第5輯。)如果結合1853年南京發生的焚禁孔孟書籍的情況，則上述太平天國印書中沒有儒家典訓者為後出本，更是絕對無疑的。
那麼，《原道救世歌》等著作的修訂本究竟修訂了些什麼呢？我認為，主要是刪去了初版即1852年版中對儒家經籍和孔子、孟子的稱引。
《原道救世歌》原有「試辟人間子事父，賢否俱循內則篇」句。「內則」是《禮記》中的一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修改本改後半句為「賢否俱宜侍養虔」，刪去對《禮記》的引用。原有「顏回好學不貳過，非禮四勿勵精神」句。「非禮四勿」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孔子向其弟子顏回解釋「克己復禮為仁」的話，載於《論語》。此句修訂本刪去。原有「蓼莪詩可讀」句，改作「孝順條當守」。「蓼莪」是《詩經》的篇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以上引文見《十三經註疏》「禮記正義」、「毛詩正義」。)。洪秀全原句是指出應讀「蓼莪」詩，以盡孝順之道，修訂本刪去對《詩經》的稱引。
《原道醒世訓》原引「孔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大段，修訂本全刪。「在易同人於野則亨，量大之謂也；同人於家則吝，量小之謂也」兩句，引自《周易》，也刪去。
《原道覺世訓》原引《中庸》、《詩經》、《書經》中「天命之謂性」等語以證人的靈魂繫上帝所生所出，並論說「此聖人所以天下一家，時廑民吾同胞之懷而不忍一日忘天下」，此段五十三字全刪。引「孟軻」及《詩經》語，則改作「古語云」。
《天條書》序文中引用多種經籍以證中國古代拜上帝的事迹，全刪。
值得注意的是，修訂本刪除的不只是對孔孟和儒家經典的稱引，而且也刪去了原來述及其它歷史人物言行的語句。《原道救世歌》在宣傳拜上帝和各種「正」的行為準則時，引用了不少歷史典故，如舜「歷山號泣」，禹、稷勤勞愛民，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東漢楊震昏夜不欺，三國管寧與華歆割席等故事。《原道覺世訓》論不應拜邪神，引用了歷史上一些人物的作為，如「北朝周武廢佛道，毀淫祠」，「唐狄仁傑奏焚淫祠」，「韓愈諫迎佛骨」，「明胡迪焚毀無數淫祠」，「明海瑞諫建醮」等。所有這些曾被稱道的歷史人物的事迹，在修訂本中悉被刪去。只有作為批判對象的歷史人物則仍保留。如在批評「嗜殺人民」的行為時，引白起、項羽、黃巢、李闖為例；譴責對上帝信仰的破壞時，舉出秦皇、漢武、漢宣、漢明、梁武、唐憲、宋徽等人的罪責，這些均保留未刪。
由此也可理解，《百正歌》一篇何以全被刪除(《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百正歌》合編為一冊，稱《太平詔書》。《太平詔書》修訂本無《百正歌》一篇。)。《百正歌》共四百餘字，並無一句直接稱引儒家經典，但以堯、舜、禹、稷、周文、孔丘、湯、武、劉邦、狄仁傑等正人的正事與桀、封、齊襄、楚平、隋煬、唐憲、武三思等人的邪行相對比，以說明「正」的重要。它不似其它各篇那樣可以刪去歷史人物而仍可保留說理部分，也不能刪去正面人物只保留被批評的人物，因而只有全篇刪除。
這樣看來，當1853年太平天國焚燒、否定孔孟儒學以及諸子百家「妖書邪說」時，同時也否定中國歷史上其它曾被稱道的「古聖先賢」。
三、內部的異議
太平天國內部對上述政策存在異議，最有力的反對聲音來自楊秀清。
楊秀清早年參加拜上帝會，1848年春以「上帝附體」方式發言，在拜上帝會和太平天國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起義時稱東王九千歲，位次洪秀全，但當「天父附體」時則超越洪秀全，所說的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楊秀清是組織家，早期極少對意識形態問題發表意見。據清人記載，1853年初，他在太平天國初占武昌時曾衣冠拜謁孔廟，此事是否真確，尚可存疑。(江夏無錐子：《鄂城紀事詩》，見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增刊《太平天國資料》第39頁。按，皮明麻同志認為這篇記敘系偽作，見其所著《辛亥革命與近代思想》中「鄂城紀事詩所載楊秀清武昌謁聖事考偽」篇。)如果確實，雖當時的政策是獨尊上帝而不盡廢孔孟，但與洪秀全的態度已有差異。楊秀清首次對孔孟儒學問題發表意見，是在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以後。據曾在南京活動、熟知太平軍中事、後投入清方的程奉璜述詞：
癸丑四月，楊秀清忽稱天父下凡附體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張德堅編：《賊情彙纂》卷十二，見《太平天國》第3冊，第327頁。)
這兩句話見於《中庸》、《論語》。後一句，未見此前的太平天國出版物中引用；前一句的「天命之謂性」，為洪秀全《原道覺世訓》所引用，但在修訂本中刪去。楊秀清以上帝的名義說這些話以及說話的語氣，顯然是對當時否定孔孟的做法提出異議．所記「癸丑四月」，即1853年5月，為建都南京後兩個月，可能正是對儒學和古書開始實行焚禁之時。但這並未能阻止否定儒學的進一步開展。實際上，「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的宣布，洪秀全幾本著作盡刪儒學典訓和古人古事，出版修訂本，都約在1853年夏、秋(參見王慶成：《關於「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和太平天國印書諸問題》。)。如果在癸丑四月確有「未便一概全廢」的天父「聖旨」，則以後的發展是罕有的，說明了洪秀全不顧壓力，堅持否定孔孟的決心。這樣，楊秀清又以天父名義再次說話。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54年3月2日）傍晚，天父下凡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傳全仗笥中書。」並解釋稱：「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真心忠正的臣僚傳述總要留下」。數小時後再次下凡作更具體的指示：
前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但四書十三經，其中闡發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復不少。故爾東王奏旨，請留其餘他書。凡有合於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綺靡怪誕者去之。至若歷代史鑒，褒善貶惡，發潛闡幽，啟孝子忠臣之志，誅亂臣賊子之心，勸懲分明，大有關於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後，所遣降忠良俊傑，皆能頂起綱常，不純是妖。所以名載簡編，不與草木同腐，豈可將書毀棄，使之湮沒不彰？今又差爾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綱常，誅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頂天者，亦是欲圖名垂千古，留為後人效法。爾眾小當細詳爾天父意也。(見王慶成編註：《天父天兄聖旨》，第102—103頁。1984年我在英國發現塵埋百餘年的太平天國印書《天兄聖旨》兩卷、《天父聖旨》殘存一卷，得以了解楊秀清對儒學有這樣明確的態度。由於這一確定的事實，我們才得以把前後的一些片斷記載聯繫起來研究。)
天父肯定四書十三經和歷代史書的價值，肯定歷史上「忠良俊傑」人物的作用，這與當時排斥孔孟儒學和古人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
天父此次下凡，要周圍的女官將他的話「稟奏爾四兄，轉奏爾主天王」。洪秀全當時表示何種態度，史無記載；但此後未見再有大規模焚書的記載，只有刪改四書五經、然後准人民閱讀的旨令宣布（詳見下文）。這些似可看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焚禁儒學政策的緩和和修改，是天父此次下凡的效果。但看來洪秀全接受天父指示是十分勉強的，他本人此後並未改變排拒儒學和古人的態度。這導致了某些紊亂和不統一。在楊秀清方面，由楊秀清頒發的幾篇檄文的彙編本《頒行詔書》，於1853年後期出版修訂本時，仍保留了文天祥、謝枋得、史可法、瞿式耜等古人的姓名事迹。1853年晚期出版的以楊秀清名義編寫的新書《太平救世歌》，其中談兄弟之道時仍引《詩經》，有「詩有棠棣，其詠斯篇」之句。這與當時洪秀全將其《原道救世歌》等著作中刪除孔孟語句和古人古事的做法，是大異其趣的。在1854年3月天父下凡後，尤為突出的是楊秀清的部屬根據他的意圖寫了一本《天情道理書》，書中既包括了以楊秀清本人名義寫的五十首詩，又引用了《詩》、《書》、《孟子》六次，讚美皋陶、禹、伊、呂、管樂、司馬遷、班固、關羽、張飛、趙雲等古人三十餘次，並美稱「孟子」，不作「孟軻」。而洪秀全排斥孔孟和古人仍堅持不渝。最明顯的是1858年出版的一本《武略》。這是太平天國為考試武士子編的一部兵書，是清初編印的《武經三書》的刪改本，經「真聖主欽定」即經洪秀全親自審改。而洪秀全著重刪改的，恰恰就是原書中稱引中國古聖先賢的段落。如《孫子·用間篇》刪去「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一段，《吳子》刪去「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一段和齊桓、晉文、秦穆、楚庄等的歷史故事，《司馬法》刪去夏、商、周諸君主用兵、待民、賞罰等多方面的歷史經驗等(據倫敦英國圖書館藏《武略》原刻本。參看羅爾綱《武略跋》，見《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1858、1859年，洪秀全出版《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為罪隸論》兩書的修訂本，這兩種書本來已沒有對孔孟和古人的正面稱引，只是其屢用的「王者」一詞（如「王者建都」等句）很有儒家氣味，《孟子》、《禮記》、《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常用以指古之帝王。洪秀全為刪去這一儒家用語，修改這一類的少數字句，特地為此二書出版了修改本。
四、刪改四書五經
清朝統治階級為了解太平天國情況而編纂的《賊情彙纂》中錄有一篇洪秀全詔旨：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啟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除凈盡，只留真話正話，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頒行。欽此。(《太平天國》第3冊，第190頁)
「詩韻」，即《詩經》，洪秀全不給《詩》以經的地位，故改稱《詩韻》(羅爾綱：《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第44頁。)，這是一篇表明太平天國對儒學經典進行刪改的文件，但未著錄年月。《賊情彙纂》成書於乙卯五年，所輯太平天國文件均屬癸、甲兩年（1853、1854），這篇文件自應是在此兩年內的某一時候所發。
太平天國從何時開始刪改儒學經典？是與1853年焚禁儒書的政策同時實行，抑或是在1854年3月天父下凡肯定四書十三經價值以後？
兩種看法似乎都有一些理由。上引洪秀全刪改《詩經》的詔旨，有以為發佈於癸好（1853）四月者，因而認為太平天國刪書至遲始於此時。但對詔旨發布時間的推測缺乏可信根據。又據在上海的著名英國牧師麥都思報道，他在1853年8月與一名脫離太平軍的人員談話時，此人稱在南京見過經刪改的《大學》、《中庸》，因而認為刪書之事應在1853年8月以前就已開始。但這段報道的內容頗為恍忽迷離，是否可信，尚有疑問。
(《北華捷報》1853年11月26日，見P. Clarke等編《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第88—89頁。有關段落移譯如下：談到學習時，他被問及他們學什麼書，他答，只有太平王出版的書，所有其它書都燒了。於是他被問及孔子的書是否也燒了？他說，他不是讀書人，無法肯定回答。於是他被問曾否上過學，讀過什麼書。他說，他只上過一年學，老師鞭打很厲害，他逃了。在那一年中他學了什麼？他說《大學》、《中庸》。他在南京見過這些書嗎？他說，見過，但都改（Alter）了。歷史書是否被允許？他不知道。按此人在太平天國呆了幾個月，在清軍中也呆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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