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投票民主的民粹宿命，兩者只是一線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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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鵬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刊於2018年5月多維月刊。

一個善治的政府，其合法性來源應該是雙重的，既有代表性，代表這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內最廣大成員的利益和意願；同時也必須展示出良好的績效，即具備某種先進性，以確保他們能夠作為人民的代表治理好國家，為人民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務。

譚嗣同在《仁學》中曾有言：「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環顧近些年來歐美政治、社會之變遷，如果僅允許用一個關鍵詞來加以概括的話，或許中外學者大都會贊成用「民粹主義」（Populism）一詞來描述，似乎應了譚嗣同的話。

在英國，洶湧澎湃的脫歐浪潮裹挾著千百萬選民用公投的形式做出了他們的歷史抉擇。然而，就在2016年6月24日6時，連夜進行的英國脫歐公投計票工作組宣稱，52%的英國選民投票支持英國脫離歐盟，一錘定音之後，Google搜索的統計顯示，英國網民上網搜索「什麽是歐盟」的數量急劇攀升。此外還有大約412.5萬人因不甘心就此脫離歐洲而發起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的請願，但遭政府拒絕。

兩年來，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因為這次「人民的歷史性決定」而變得更好麽？或者說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福利水平、社會安全提高了嗎？答案恐怕並不樂觀。

在大西洋的彼岸，另一個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傳統的民主國家似乎也同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淖。2017年1月20日，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參加就職典禮並發表演講，而在此集聚的則是他的狂熱支持者和數目同樣可觀的反對者。無論是在其競選期間，還是在執政一年多來的實際政策行為中，特朗普政府也往往被國際觀察者們貼上民粹主義政府的標籤。

民主與民粹：

根本不同還是一線之隔？

究竟什麼是民粹主義？它的核心主張是什麽？正如一系列別稱所暗示的那樣，如平民主義、大眾主義、人民主義等，該主義的核心要旨就在於擁護平民掌控政治，同時反對精英或貴族掌控政治。當然，在現代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位當選或試圖當選的政治家，無論其出身多麼顯貴，都會不約而同地稱自己代表人民。因此，從最廣義的角度看，他們似乎也都可以被貼上民粹主義者的標籤。

民粹主義的起源是什麼？從概念的源流考證上講，這的確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一般被認為緣起於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的俄國，此後向北美和東歐傳播。然而，追溯民粹的實質性行為，人們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希臘的民主實踐。民粹主義孕育於民主體制內部，但民粹主義者對民主的理解是簡單、淺層的，他們的具體實踐則很可能是破壞性的。這一點，西方政治學的開山鼻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有關民主與共和政體的比較研究中，或許能夠為今人提供一些啟迪。

亞里士多德的導師柏拉圖（Plato）曾將當時希臘人已知世界裡的全部政體分為五種：賢人政體、軍閥政體、財閥政體、民主政體和僭主政體，這五種政體之間循環流變。而亞里士多德則在其導師的基礎上，根據統治者的目的和人數兩項主要指標，把政體分為兩大類，共計有六種。

所謂兩類是指「好」的正宗政體和「壞」的變態政體。「好」的政體，統治者的目的是促進公共利益，是正面榜樣；「壞」的政體，統治者的目的是牟取自身私利，是反面教材。具體而言，這兩大類政體又分為相互對應的三組，分別是君主政體VS僭主政體（一個人的統治）、貴族政體VS寡頭政體（少數人的統治）、共和政體VS民主政體（多數人的統治）。

這裡，亞里士多德有關共和政體優於民主政體的說法頗值得研究和解讀。在現代政治話語中有一個常見的術語叫作多數人的暴政——這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闡釋亞里士多德對民主政體的認知。從柏、亞二人的言論著述中，我們清晰可見他們對於暴民政治的警惕。

譬如，亞里士多德總是強調國家的「德性」，即促進整個城邦全體公民的公益。他認為，在一個有德性的政治共同體里，總有一些基本的規則、原則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而不能因為一時的多數人意見而突破之，從而給居於少數者的基本權利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

然而，歷史事實似乎並不支持我們上面提到的推論。正如人們經常所說的，太陽底下無新事。兩千多年來，多數人憑藉人多勢眾而採取的行動，在人類歷史上一再重演，並導致悲劇。

最近的事實是，特朗普同樣「以人民的名義」，在自詡為最完備、最經典的美式民主發祥地美國，發動了一場政治與社會革命。其成功業績似乎暗示政治學家們，尤其是那些一貫自信堅持認為「（像美英這樣）完備、發達、先進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出現民粹主義」的學院派教授們，民粹主義真的可以發生於任何民主階段，即便是所謂西方成熟民主體制也不能完全免疫。

在橫跨大西洋兩岸的洶湧浪潮中，民粹主義者們似乎不約而同地使用了類似的話語策略，即通過人為構建「人民」與「他者」的尖銳對峙，譬如「自由的英國人與腐朽、無能、缺乏行動力的歐盟」，或者「被冒犯的美國人民與通過不正當貿易佔美國人便宜的外國人」等，成功地顛覆了曾被新自由主義者們誤以為固若金湯的政治正確壁壘，堂而皇之、完全民主、程序正義地達到目的，登上權力的寶座。

民主的工具本質

與政權合法性來源

對於上述現象，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曾驚呼「民主已死」。而學者們則從不同角度，論述為什麼民粹主義會泛濫於美國、英國以及歐陸等被公認為最發達、最典型的成熟民主國家。相對於他們所給出的策略性解釋，筆者關注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民粹的邏輯是否本身就孕育在所謂民主體制之中？而二戰之後受美國影響所流行的、冷戰後更是大放異彩以至於被福山（Francis Fukuyama）譽為歷史終結的美式投票民主，是否在其內在機理上就蘊含了這樣一種自動蛻變為民粹的可能，而特朗普不過是利用之而已？

誠然，單純從理論和程序正義的角度講，美式投票民主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較為清晰地表達投票者的意願。如果忽略年年走跌的公民投票率，我們似乎也可暫時假定，部分公民的投票結果就算是代表了美國全體公民的意志，那麼由此所選舉出來的總統、黨派也就具備了民主的合法性。以上是當前西方民主國家所默認的基本政治邏輯。

最近的事實證明

民粹主義真的可以發生於任何民主階段

即便是所謂西方成熟民主體制

也不能完全免疫

然而，跳出這一邏輯框架，我們不禁要問：一個總統或者一個黨派僅僅憑藉多數選票而有代表性，就能等同於合法性嗎？或者說，只要這位執政者是按照既定的法定選舉程序選舉出來的便是合法的，而無須考慮到他的實際能力、績效、主張是否符合該國的發展需要？是否有利於人民的福祉？

上述思考，把我們引入一個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所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即政權合法性的根本來源——究竟是取決於程序正義的代表還是結果正義的績效？

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

無論民主之前加上何種修飾詞

如代議制、直接、間接、大眾等

都無法改變作為工具的固有屬性

長期以來，西方研究民主理論的主流文獻，習慣於將中國的體制稱為威權主義，以其缺乏類似美英全民公投的程序，而以經濟建設、國家發展等作為績效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該學說是否正確，此處姑且不論，但單純以代表性來否定代表合法性的謬誤，及其對國家、社會可能帶來的重大損失，已經被近年來席捲歐美成熟民主國家的民粹大潮所證實。

正如前文所述，民粹主義的列車嚴絲合縫地運行在美英成熟的民主制軌道上，不過是開著歷史的倒車。然而，按照程序正義，這樣的錯誤是不能夠通過既有的民主手段予以挽回的。可由此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對民主本身工具屬性的異化。

民主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無論民主之前加上何種修飾詞，如代議制、直接、間接、大眾等，都無法改變它作為工具的固有屬性。它是人類為解決個體在共同體內的生存、交往與利益分配而衍生、創造出的一種制度。

而民主所服務的目的，無論是按照古希臘先賢所強調的，有德性的城邦秩序，還是套用古代中國哲人的道、義，我們似乎可以籠統地將其歸納為，在給定政治——社會共同體內公民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幸福」才是每個個體最終指向的奮鬥目標；而國家的存在、民主制度的確立，都是為了保障這一根本目標所設立的手段。

明確上述有關目的與手段的根本關係後，我們就不難推導出，將代表性直接等同於合法性可謂根本的謬誤。一個善治的政府，其合法性來源應該是雙重的，既有代表性，代表這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內最廣大成員的利益和意願；同時也必須展示出良好的績效，即具備某種先進性，以確保他們能夠作為人民的代表治理好國家，為人民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務。一句話概括就是，對合法性而言，代表性與先進性二者缺一不可。

遺憾的是，現有的美式投票民主先天地排斥掉了有關績效與先進性的檢驗。甚或可以說，那些謀求對國家與人民有長遠好處的競選方案與候選人，在片面以代表性（計算票數）來定輸贏的選舉遊戲中，早就出局了。

投票民主的異化

與民粹主義對公民德性的敗壞

中國歷史學家秦暉教授在觀察西方國家內部黨爭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左派與右派的競爭規律。即，在投票民主遊戲規則下，為了贏得選票，左派永遠是理直氣壯地主張高福利，但對於這背後的代價高稅收避而不談；同理，右派在高懸減稅收的胡蘿蔔時，說得天花亂墜，但絕不會告訴選民他們要大幅削減國民福利。於是，左右兩派輪番上台執政造成極其惡劣的非預期後果，為討好選民，「低稅收+高福利」的惡性螺旋造成財政的枯竭和國家能力無可逆轉的損毀。

在上述運作機制下，很多時候我們很難區分民主與民粹的差異。譬如特朗普依靠指責國際貿易奪去了美國工人的就業崗位、外國商品衝擊了美國市場等，成功喚醒了部分民眾，尤其是所謂鐵鏽帶（rust belt）地區的白人男性工人階層的認同，從而憑藉微弱的選票優勢勝出。執政一年來，他似乎也在履行著此前許下的承諾。然而，比兌現承諾更重要的是，他的這些政策從中長期來看對美國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簡單回溯二戰以後的歷史我們就不難明白，美國曾經是全球化當之無愧的領袖、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創始國，創建了一個依然沿用至今的國際秩序。然而，如今美國因為國內的分贓不均而轉向新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動輒以規則為棍棒、技術為門檻，從而限制他國合法貿易，打擊他國產業升級的合理進程。

總體上講，美國自身也是當前全球化世界的既得利益者。譬如讓特朗普耿耿於懷的中國的工廠奪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實際上在整個產業鏈中，無論是高大上的「蘋果」，還是人們日常衣食住行所用之物，中國廠商和工人分享到的利潤在其產品總利潤中所佔比例非常之低。而由這些生產所造成的污染等負面因素，則全由中國承擔。這些產品的利潤，大頭都被美國的總公司所提取。

那麼特朗普還在抱怨什麼呢？或者說美國工人階級的困境究竟是誰造成的？美國國內特定的階級分布和權力結構，導致巨量的全球化紅利被極少數精英分子所獨佔，同時將大量藍領階層拋棄於貧困之中。可見，這個問題本質上是美國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但作為全球軍事與經濟霸主的美國不思國內改革，妄圖轉嫁矛盾，以霸權手段迫使他國以自身合法權益為代價為美國國內食利集團的貪婪埋單。這種自己得病卻逼迫別人吃藥的行徑終究是失道寡助的，從最近歐盟、日本、印度以及中國的動向便可見一斑。

不過，很顯然，依靠民粹主義上台的特朗普總統就算明白上述道理也不會真正想辦法去從根本上解決。利用民粹主義運動的政客往往都深知，民粹主義的承諾調高了大眾對社會福利預期，在強化了對政府依賴的同時也心安理得地下調自身奮鬥的動力。這種情況最極端的還不是當下的美國，而是歷史上的東南歐或拉美國家：民粹領袖不顧國家實際財力、總體實力的限制，向民眾許下完全超出收入能力的福利諾言，以此換取選票。

毫不誇張地說，被民粹主義鴉片所腐蝕的民眾，日漸失去作為生產者的資格和能力，而淪落為純粹的消費者，總指望著靠手中的選票合法地、合乎程序正義地選出新的救世主，以改變現狀。

當追求程序正義而忽視結果正義的投票民主

被政客的自利行為異化為民粹主義

公民的德性遭到敗壞

於是整個社會也開始了衰朽的進程

反之，一旦選舉不能滿足他們的利益要求，則大眾心理逆轉，蔑視權威、排斥改革、仇富排外等氛圍隨之而來。這似乎也是民主，但顯然離先賢眼中的「德性"相差十萬八千里。或者說，這種民粹主義只學到了民主的程序皮毛，而忽略了其實質與目的——保障一國公民的可持續的幸福生活。

誠如上文所述，當片面追求程序正義而忽視績效與結果正義的投票民主無可逆轉地被政客的自利行為異化為民粹主義後，公民的德性遭到敗壞，於是整個社會也開始了衰朽的進程。

結語

本文通過梳理自古希臘以降有關民主、民粹、共和等核心概念，建構出了一個有關政權合法性的綜合模型，即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必須由其代表性（委託）與先進性（績效）構成，二者缺一不可。

然而，自二戰以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被美國的成功榜樣所全球推廣的美式投票民主，偏重於代表性之一端，而無法在先進性上對候選人及其上台後的表現進行有效規範，遂導致了一種鄉愿式的民粹主義的出現。這種由民主到民粹的轉化並非由外力所導致，而是由投票民主內在的運作機理所決定，或曰必然之宿命、鐵律。

於是我們看到，即便在像美、英這類所謂的成熟民主國家裡，民粹領袖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以不切實際的競選承諾，或者指認邪惡他者的方式從選民手中獲得選票，從而合乎程序正義地獲得權力；同時其自身作為精英，既得利益集團又不可能真正地推進社會改革，以激發活力，故而只能向外轉嫁矛盾。

美國比希臘等國幸運的地方在於它是一個超級大國，所以不用像希臘那樣懇求歐盟的拯救，而可以通過濫發鈔票、設置貿易與技術門檻甚至武力威脅等手段，將國內危機全球化，從而暫時緩解國內危機。但本質上，它們都是一樣的。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個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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