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歐洲的政治架構
原標題：撒切爾夫人｜歐洲的政治架構
按：本文為撒切爾夫人1992年在荷蘭海牙的政治演說（Speech in the Hague），又稱為「歐洲的政治架構」（Europe』s Political Architecture）。在演講中，撒切爾夫人回顧了歐共體（歐盟前身）的起源，德國問題在歐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國的軍事存在對歐洲均勢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早在1992年，她就洞察到歐共體內部的兩條路線之爭（簡單說即超民族的中央集權的聯盟vs.主權國家的、去中心化的鬆散聯合），並明確指出歐洲一體化的問題所在。作為英國保守黨「疑歐派」（Eurosceptics）的代表，撒切爾夫人的這篇演講對我們理解英國的脫歐大有裨益。本文由 馬紅邑 譯，萬吉慶 校，譯文全文約11400字。本文為摘錄版，約6000字。英文原文見文末的「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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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我們現在的歐共體是在形勢迥異、應付迥然不同的問題時創立的。
鑒於近來的形勢，我們不得不質疑它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經濟理論。
今天我就要做這件事。我打算回答三個問題。
首先，我們如何妥善應對德國的重新統一和復興所造成的歐洲失衡？
第二，我們如何改革歐洲體制，使其適應後共產主義時代歐洲的多樣性，並實現真正的民主？
第三，我們如何確保新歐洲有助於（而非破壞）世界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
問題的答案不應倚賴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傳統的集體主義智慧。
那是昨日的未來。
我們必須借鑒過去十年間席捲世界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場和民族國家的理念。
歐共體的起源
我們現在接手的歐共體，是在與今天的形勢大不相同的情況下建立的。
丘吉爾在1946年以其特有的寬宏大量，在蘇黎世演講中主張，德國應通過他所謂的「歐盟」，即「法、德之間的聯合」走上正軌。
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美國的領導。
在1947年的寒冬，時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遍訪歐洲之後，提出了援助的想法。
（援助的）原動力是為了歐洲的復甦。
它在很大程度上要歸於美國人單純的善意。
某種程度上，也基於商業算計——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歐洲的繁榮也是美國的繁榮。
但最主要的，是為了應對斯大林的威脅。
東歐的情況表明，意志消沉的民族無法抗拒共產黨人的接管，馬歇爾計劃則旨在幫助西歐重新站穩腳跟。
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1945年時，誰能料想到1951年，從戰敗和毀滅中走出來的德國居然比英國的出口額還多？
但我們一再發現，為特定問題設置的機構，反而成為解決新問題的障礙——甚至它們本身就成了問題所在。
德國問題
主席先生，首先讓我談談德國統一帶來的新形勢。
請允許我說，如果今天我是一位德國人，我會感到驕傲——驕傲但憂慮。
我會為德國的輝煌成就——如國家的重建、民主的鞏固以及在歐洲取得的不容置疑的領先地位——而驕傲。但我也會擔心歐洲共同體及其發展方向。
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不能、也不會無限期將自己的經濟利益或外交政策服從於歐共體的利益。
然而，無論做得好與壞，德國新的卓越地位都是一個既定事實。
不過，德國的實力確實是個問題——對德國人和歐洲其餘國家都是如此。
德國太大了，以至於無法成為歐洲（權力）遊戲中的一個普通玩家，但是，它又沒有強大到對鄰國建立起不容置疑的霸權。
1870年以來的歐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找到遏制德國的適當架構。
作為德國的鄰國，法國對這一點看得最清。
1929年的白里安，以及「二戰」後的舒曼都提議建立經濟聯盟來實現這一目標。
白里安提議時正值納粹崛起，後者使這一高瞻遠矚的計劃流產，最後宣告失敗。但舒曼關於歐共體的願景之所以實現，得益於一系列非常獨特的有利環境。
蘇聯的威脅使歐洲的合作勢在必行。
德國本身是分裂的。
西方其他國家尋求德國參與西歐的防衛。
西德需要北約和歐洲共同體能給予的聲望。
而且，美國在歐洲的存在和領導也減少了德國鄰國的擔憂。
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德國的統一，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
一個大約由30個國家組成的新歐洲正在形成，德國的權力問題再次浮出水面，政治家們爭先恐後地提出解決辦法。
起初，法國希望戰後法國主導的法德夥伴關係能夠延續下去。（德國的）科爾總理與戈爾巴喬夫單獨而成功的談判，很快就證明這是一種幻想。
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接下來的反應是，尋求將這個德國巨人限制在歐共體的聯合決策範圍內。然而，事實將很快證明，這也是幻想。
德國在歐共體的優勢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任何重大決定都不能真正地違背德國的意願。
在這種情況下，歐共體增強而非遏制了德國的力量。
請允許我用兩個例子——其中本人支持德國的立場——來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德國承認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決定，這迫使歐洲其他國家跟進。
第二，儘管受到七國集團一些國家的敦促，德國央行仍然拒絕執行輕率的財政政策。
無論我多麼贊同這些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德國遵循了自己的利益，而非聽從鄰國的建議，這些鄰國隨後被迫調整自己的立場。
均勢
由此而言，可以最好地容納德國權力的歐洲是一個更為鬆散的歐洲，其中，各民族國家保留行動的自由。
如果德國或任何其他強國執行一種為其他國所反對的政策，它就會自動觸發一個反對它的聯盟。
最終的解決方案將反映出對手的相對實力。
然而，（歐共體）共同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反映最有實力的玩家的利益。
受困於共同外交政策的歐共體成員國的嚴重爭端將引發危機，牽連共同體涵蓋的一切事宜。
這裡的普遍悖論是，過於雄心勃勃的合作嘗試，很可能會製造衝突。
如果歐洲各國仍然有空間作出自己的決定並遵循自身利益行事——就像在海灣戰爭中那樣——那麼我們將會建立起更加和諧的關係。
但是，否認這種均勢是毫無意義的。平衡有時會被打破並導致戰爭。歐洲自身無論多麼有組織，仍然發現德國的權力問題是無解的。
歐洲真正享有穩定，始於美國成為歐洲的一支勢力。
因此，第三種回應是保持美國在歐洲的存在。
美國的實力如此強大，足以使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相形見絀。
過去，面對蘇聯強權，美國向歐洲國家提供了安全保證；如今，對於德國的崛起，它又發揮了類似的作用——德國人對此也心領神會。
為什麼我們不擔心美國會濫用權力呢？我們很難為一個不願意濫用權勢的大國而焦慮，相反，我們最擔心的是美軍撤離歐洲。
這就是問題所在。
美國國內有一種要求撤出歐洲的孤立主義觀點。
它同樣也被歐共體內部的類似想法激發和鼓勵：即經濟保護主義和「小歐洲」的政策。
在貿易方面，在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上，在北約的結構調整上，我們需要奉行這樣的政策，說服美國繼續作為一支歐洲力量。
自由與民主的歐洲
如果需要美國來維護歐洲的安全，那麼維持歐洲的自由和民主需要什麼？
歐共體創始人在起草《羅馬條約》時，借鑒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傳統的特點。
他們從自由主義中借鑒了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和競爭。
他們從社會主義（偽裝成社會天主教和社團主義）中學到了管制和干預。
30年來，直到《單一歐洲法案》（注釋：1986年2月由歐共體理事會簽署。主要內容：在1992年年底前實現商品、資本、勞務、人員自由流動的統一大市場）簽署前，這兩種傳統一直處於無休止的、不被承認的緊張狀態。
如今，隨著理事會利用《單一歐洲法案》累積了更大的指導權和管制權——歐洲到了必須在兩種方式中做出抉擇的地步。
它是否會成為一個嚴格管控的、中央集權化的官僚主義聯邦政府，並在整個歐洲大陸實施統一的標準？
或者，它是否會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構成的鬆散的、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場的歐洲，建立在一個自由貿易區內部不同國家稅收和監管體系相互競爭的基礎之上？
至少德洛爾先生（注釋：時任歐共體委員會主席）似乎很清楚。
歐委會主席的雄心向來坦率得令人敬佩，甚至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墨跡未乾之前，他就在為該委員會尋求更多的資金和權力，該委員會或將成為共同體的行政機構，換言之，一個歐洲政府。
除這一條約之外，還發出一個倡議來滿足委員會對共同體「單一制度結構」的要求。
因此，毫無疑問，歐委會主席追求的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歐洲聯邦國家。
他迫切地推動聯邦主義事業也沒有什麼神秘可言。
儘管他可能希望推遲因東歐國家加入帶來的歐共體的「擴大」，但他也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
蘇聯將暴政強加給半個歐洲是一回事；布魯塞爾壓制半個歐洲將是一場道德災難，它會剝奪歐共體在歐洲的合法性。
委員會知道，未來數十年內，它將不得不接納新成員。
但它希望提前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化的——而且是不可逆的——超大國，這樣新成員國將不得不按照聯邦制的條款申請加入。
與其說，這是建造一個共同的歐洲家園，倒不如說是一個共同的歐洲監獄。
而且這是不可能的。
想像一個由30個國家組成的歐洲共同體，其中，從德國到烏克蘭的經濟生產率各不相同，從英國到波蘭的政治穩定程度各不一致（卻要求它們）：
- 全部由布魯塞爾管理；
- 強制執行相同的工作條件；
- 所有國家執行與德國工會相同的工人權利；
- 利率、貨幣、財政和經濟政策完全一致；
- 共同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全部達成一致；
- 接受同一個行政機關和同一個遙遠的外國議會（由其負責「80%的經濟和社會立法」）的權威。
主席先生，這樣的一個機構比巴別塔更像是烏托邦。
巴別塔的建造者至少在開始時還說著同一種語言。
主席先生，歐委會提議背後的思想，實質上反映的是「昨日的未來」。
那是「二戰」後，歐洲最優秀的頭腦在廢墟中看到的未來。
但他們犯了一個重大的知識錯誤。
他們認為，未來的政府模式是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官僚機構，它向上匯總信息，由高層做出決策，然後向下發號施令。
這種1945年的智慧，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原始的謬誤。
對小型企業來說，等級官僚制可能是應對外部激烈競爭的適當的組織方法，但它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是導致停滯和低效的因素。
比起市場所發現的，以及照此行事的信息，它（注釋：官僚制）只能搜集和運用很有限的信息，因此它搞錯了。
上層不能確定它的命令是否能夠被底層執行。
而且，作為一個整體，該組織沒有任何反饋機制來表明它執行得是好是壞。
然而，在一個政府中，它們造成了我們在共產主義下看到的經濟混亂和異化。
這種遙遠的、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的組織模式，正是歐洲委員會及其聯邦主義支持者試圖強加給歐共體的模式。雖然他們也承認，共同體可能很快就會接納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程度不一、說著15種以上語言的國家。
「這很棒，但這不是政治。」
歐洲越大，它需要的合作形式就必須更加多樣化。這種模式不應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而應該是一個市場模式：不僅僅是由個人和公司組成的市場，而且還是一個由政府參與者構成的市場。
因此，各國政府將通過降低稅收和減少管制，爭相招徠外國投資、高級管理人員和高收入者。
這種市場將對政府施加財政約束，因為它們不想趕走專業技能和商業。
它還有助於確定哪些財政和監管政策能夠帶來最好的總體經濟效果。
難怪社會主義者不喜歡它。
當然，要使這種市場發揮作用，各國政府必須保留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中大部分現有的權力。
由於這些政府和它們的選民更密切、並對其負責，因此，我們應該在民族國家層面保持權力，這是極為可取的。
歐洲的合作
那麼，這是否總是需要在相同的「單一制度結構」下進行呢？
新問題會層出不窮。這些問題需要在同一機構中相同層次和同一種合作模式下解決嗎？
對此，我深表懷疑。
我們所需要的靈活性，比歐共體近來所能允許的架構還要大。
單一的制度結構天然傾向於將過多的權力交給中央當局。
共同外交政策將繼續按照一項單獨的條約（a Separate Treaty）執行，這是一件好事，它既不受歐洲法院的束縛，也不允許委員會隨意發起倡議。
如果「歐盟」擴展到新領域，那麼必須將它限定在授權明確的單獨條約之下。
為什麼每一項新的歐洲倡議都需要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參與呢？
有時情況是——特別是在歐共體擴大後，只有部分共同體成員願意進入下一步的一體化階段。
在此，我要向約翰·梅傑（John Major）表示敬意，他成功地說服其他11位成員國政府首腦，他們可以在條約之外，在允許英國不參與的情況下，推行新的社會政策。
它開創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先例。
一個擴大後的共同體只有在這種靈活性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多層級的歐洲，其中，由不同國家組成的特別小組——例如申根集團——在個案基礎上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與整合。
這樣的結構或許缺乏方格紙般的整潔，但它可以適應後共產主義時代歐洲的多樣性。
歐洲議會
聯邦主義的支持者無疑真誠地認為，我們可以通過賦予歐洲議會更多的權力來適應這種多樣性。
但民主需要的遠不止於此。
要實現歐洲真正的民主，你需要一個建立在單一語言基礎上的全歐的公眾輿論；成員國都以類似的方式理解全歐範圍內各政黨的政綱；而且，全歐洲政治辯論所用的政治和經濟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有著相同的意義。
那麼，我們就會處於與哈布斯堡帝國議會相同的地位。
哈布斯堡議會
那個議會是出了名的失敗。
它有幾十個政黨，十來個民族的議員——德國人、義大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等。
政府想做任何事情——比如1889年，適度提高徵兵名額——都要很長時間，因為各方的利益都要得到安撫。
如果一方不滿意，他們的發言人就會採取阻撓的辦法——用俄語發表冗長的演講、敲桌子、扔墨水瓶，甚至還有這樣一個場景，來自布拉格的德語大學的法理學教授吹起騎兵的號角。
措施無法（經議會）通過，預算只能靠頒布行政命令通過。
任期最長的首相塔菲伯爵（Count Taaffe）表示，他在政治上最大的抱負就是實現各方都可忍受的不滿——這對歐共體即將到來的危險倒是個不錯的描述。
由於議會的不負責任，哈布斯堡王朝只能依靠官僚統治。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比利時和荷蘭的共同之處如此多，但仍然在1831年分離。
瑞典和挪威的共同點甚至更多，卻也在1905年分離。
在現代，這似乎是一條簡單明了的規則，即包含兩種語言的國家，即使它們非常相似，最終也必然分道揚鑣，除非一種語言吸收另一種語言。
一個聯邦歐洲
主席先生，有時我不禁認為，歐洲委員會和歐洲聯邦主義者正在創建的新歐洲（體制），既不能滿足成員國的需要，也不符合歐洲人民的願望。
事實上，這個歐洲彙集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有最突出的失敗。
- 人為構造巨型國家（mega-satate）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而歐洲聯邦主義者現在正拚命地想要製造一個。
- 瑞典式的福利國家已經失敗——甚至瑞典本身也失敗了。而歐洲國家主義者繼續推進他們的社會政策。
- 法國和德國的大規模移民已經鼓勵了極端主義政黨的發展。而歐盟委員會還在繼續敦促我們取消邊境管制。
如果歐共體朝著大多數成員國政府和委員會希望的方向推進，那麼它們將製造一個催生不安全、失業、國民怨恨和民族衝突的結構。
不安全——因為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將加劇歐美的緊張，甚至兩國的關係有斷絕之虞，而美國正是歐洲大陸的安全基石。
失業——因為推行監管政策會提高成本，並使歐洲工人失業。
國民怨恨——因為隨之而來的單一貨幣和單一的中央經濟政策，將會使一國的選民憤怒，卻又無力改變狀況。
民族衝突——因為富裕的歐洲國家面臨著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移民潮。
同樣在歐洲內部，單一貨幣的影響、工資管制以及社會成本的提升必然會導致以下兩種後果之一。
其一，必然有大量資金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我們實際上承擔不起這種後果。
其二，會有大量的移民從不富裕的國家移民到更富裕的國家。
然而，如果提供給我們的未來包含了如此多的風險，卻沒有多少真實的好處，我們可能就要問一下，為什麼這一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答案很簡單。
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拒絕對真正重要的問題進行辯論。
抉擇
我們的選擇很明確：要麼通過各國政府、議會之間的合作來實現對歐洲的民主控制——這些政府和議會擁有合法性、富有經驗和人民的關係密切。
要麼，我們把決策權移交給一個遙遠的、操著多語言的議會，它不對真實的歐洲公眾輿論負責，而且愈發屈從於一個強大的官僚機構。
任何關於集中主權（pooling sovereignty）的誤導性言論都不能改變這一點。
歐洲和世界
主席先生，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歐洲給國際事務帶來的都是問題，而不是解決辦法。歐洲共同體的締造者有意識地嘗試改變這種狀況。
歐洲的民主和繁榮將成為其他大陸其他民族的榜樣。
有時，這種觀點變得過於雄心勃勃，以至於認為歐洲是介於東西方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第三股力量。
這種做法一向建立在一種災難性的幻想之上——西歐在未來的某一天可以放棄美國提供的軍事防衛。
既然共產主義勢力已經撤退，蘇聯的坦克和導彈對歐洲核心地區的威脅已經消失，那麼歐洲與美國脫鉤的舊趨勢就有可能再次出現。
這是歐洲人必須警惕的事情——美國也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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