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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從新聞事件中深挖下去, 就是這個時代最好的小說 | 紙城RECORD



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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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度調查就是通俗,深度調查就是把簡單的問題轉化為解決不了的問題。文學就是觸及解決不了的問題。

—金宇澄






嘉賓:金宇澄 攝影師:任強,

現場圖片




「通過棺材縫子,看到女孩的腳踝,看見青草,


你眼中的光明和你平時看到的完全不同」



1986年,上海作協辦了首屆青年創作學習班,把我們大家拉到寧波附近一個山裡邊,半個月。結束時候必須交一個小說出來。有天晚上我就寫了《風中鳥》這個小說。小說寫了什麼?我那天晚上不知怎麼想到,還是聽有人聊到了棺材。棺材這東西,城市人,尤其上海都是火葬,根本不知道怎麼個講究、怎麼個做法。但我當時在東北,是20歲的時候吧,在我們那個農場,如果今晚有人要死了,醫生就得通知木匠,趕緊加班做棺材,這種加班的場面,我經歷過多次。




中國棺材和外國棺材完全是兩回事,價值觀也是兩回事。我印象中的中國棺材,幾乎是給外人看的,就是它的底板都特別薄,最厚的是一個蓋子,有錢人,蓋子會非常誇張非常之厚。當然農場的棺材都是極薄的白皮棺材。


 


這小說寫的,就是年輕人加夜班做了棺材,要死的病人卻搶救過來了。這個棺材就擱在木匠房門口,風吹雨打,這個階段一直沒有人死,棺材就越來越醜陋,板縫都裂開了。剛開始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聊天打牌,之後就在裡面養雞養鴨,慘不忍睹。年輕人後來發現,周圍身體不好的、年紀大的人特別注意這棺材——農場的規矩就是,接下來誰死,這棺材就是他的。對於年輕人,這是個非常難看的大板箱子而已,對某些人來說,就是歸屬。




《風中鳥》

插圖 金宇澄繪




小說寫「我」當時做木匠,很多女青年來找我做小板凳,我就很煩。有一回看見很遠有兩個女青年過來,「我」就躲在棺材裡了,她們走過來說,這個小南,怎麼忽然不見了,棺材有不少裂縫,我躺進裡面,蓋上了蓋子,忽然就笑不起來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感受,等於你是一個死人,通過棺材縫子,卻看到了人世,後來看見了兩個女孩子的尼龍襪子,她們的腳踝,看見青草,看到了陽光,這感受是小說里抒情的一小段,表明人多麼恐懼這種黑暗,你眼中的光明和你平時看到的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小說到最後,年輕人發現不少上年紀的老人,都非常害怕這個東西,並且掩飾這種恐懼,有時是在半夜,會發現一個老頭蹲在棺材附近……小說結尾就是:本地有兩個老人都已經彌留,都已經差不多了,但醫生髮現,這兩人誰也死不掉……小說是在這地方結束的。這是我中短篇小說集《方島》其中的一篇。



「人一方面打聽別人的事,


一方面怕別人知道自己的隱私,


在這種情況下,「曖昧」是必然的」



《輕寒》是1990年發表在《收穫》的一個四萬多字中篇。按現在說法,是個抗戰題材。但它裡面基本沒出現日本人,實際是講的一個在日本人佔領時期中國人的故事,他們怎麼互相爭鬥……背景為江南小鎮,有各種元素,有三角戀、有懸疑、有驚悚的情節細節。在那個階段我特別研究了江南小鎮,故鄉黎里這地方的方方面面內容,所以後來再寫《回望》時,對我的幫助非常之大,我對故鄉的了解,就是吳江這麼一個小鎮,也有更複雜更深奧的一個內涵在。


 



《輕寒》插圖 金宇澄繪




小說最特殊的一個橋段是,我聽父親說,淪陷後鎮上做的一件最丟臉的事,日本人駐紮在黎里附近的平望,要鎮上維持會送女人過去,鎮維持會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把鎮上幾個最無依無靠的尼姑用船送到平望。這天早上,全鎮都聽到女人的哭聲,小船穿過一個一個橋洞,這個聲音從弱到響,從響到弱,這個聲音影響了幾代人,當地應該有很多老人都知道這事,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直不會忘記的這種追憶。這小說或者這個小鎮,都沒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都是在細節上給人以複雜的滋味。不像一般的說要宏大敘事或史詩或者什麼。江南味道,只在細枝末節,所以這部分,也恰恰是我最注意的內容。我喜歡的題材一般都小,包括《繁花》都是一些接近市民的內容。


 


在我印象中,江南小鎮顯現的是某些有意味的細小特徵,或者說,它都是那麼具體,但又那麼曖昧。記得陳丹青說,午後的江南小鎮,給人一種「偷情」的印象,大致這麼一句話,傳遞了某種曖昧,眼前是曲折安靜的小巷,是很多緊閉的窗,卻不知窗里在做什麼,是不是沒有人,有時卻飄來了評彈的女聲,氣息清淡,也是濃郁,給你有了很多想像空間,不是北方相對敞亮的那種建築感覺,是一種曖昧。


 


《方島》插圖,金宇澄繪




曖昧我覺得可能是一個永遠的主題,再過五百年,可能人類會更曖昧,人將越來越不知道他人的真實是什麼,那時每個人都通曉得更多吧,但也將越來越個人化和私密化……隨著社會的進步,保護私密的要求也就會更水漲船高,人一直就是這樣千方百計努力的——人的兩大特點,一就是千方百計打聽別人的事,八卦。另一個是,千方百計保護自己的隱私,這總是一個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曖昧」是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必然結果。




到我現在這個年齡,看人或者看生活,越來越看不清楚,這也許是我和其他作者的想法不同的地方。對於人際關係,我越來越看不清楚,它會有無數可能,你將非常難以定義,或者說對有些寫得特別清楚的內容,我就會特別懷疑。做編輯我做了很多年,我覺得小說要留更多的空間,給讀者更多的想像。




「什麼東西是人可以帶走的?


只有自己對某個人的感情,是可以帶走的」





知青時代的金宇澄與哥哥,圖片來源公眾號六根




我的青年時代和各位不一樣。那時,我的同齡人死了一些,一大群人朝夕相處的特殊情況,在這種相似的環境里,所謂的死亡卻非常不同,記憶深刻。


 


到了我現在這年齡,同夥當中也有不少人已經離開了。我只知道:人臨死時的樣子完全變了。我跟好幾個朋友都有過這方面的談話,比如原本他掙了很多錢,有很多房子,很有成就,一旦知道即將失去生命,也立刻覺得非常虛無,因為這一切的東西都不能帶走了。比如會問我說,人有什麼東西可以最後帶走啊?我說這我不知道。我心裡這麼想,因為我沒有死。我說,你自己的第一個感覺,是什麼東西可以帶走?比如他說,覺得只有自己對某個人的所謂感情,可以帶走。想想在生命中,遇到一個什麼樣的人,想起來了,現在越想,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非常實實在在的記憶,栩栩如生的記憶,是可以帶走的——這就是人與人最重要的關係。除此之外的錢財等等,就一個數字而已,這些是根本不行的。




有的人躺在醫院裡問我說,是帶走我曾經的感情嗎?可惜啊,這一塊什麼也沒有啊。也有人很是慰藉,很花心地喃喃自語,想一想也就算了,覺得本人的這輩子很值了……這就是人千變萬化、即將離開時的一種態度。





《碗》插圖 金宇澄繪




但是這些東西,我覺得只能表現在腦海里的,或者是文字里的豐富,或者說,記憶的,文學記錄的都是沒有用的東西,它不是一種物質,也不會產生一種摸得到的效益,沒有辦法留存,寫作是起到一個玻璃罩子,一個保存的作用,像一個標本,告訴大家,人的過去像一陣風,一陣雨,他們的要求多麼特別,人的行為和表達,多麼複雜,要死的時候,可以說那麼多話。


 


我在《碗》里寫了一些經歷,比如我20歲在黑河,有個老頭是廣東人,他要死了,打電話來說他要喝甘蔗水。這是在1970年代東北大雪之夜,他的老朋友也是廣東的,多年前他們從廣東發配來黑河的。他朋友放下電話說,這個老頭子是昏頭了,這裡不是廣東,哪裡去弄甘蔗水?只能這樣,小金,我這裡呢有一點白糖,就代我去醫院一次,給這個老頭送一點糖水。我對這事的印象特別深,他牽來了一匹馬,外面大風雪,我穿了很多的衣服,騎上馬,順著電線杆有8公里路,就是順電線杆跑,沒有路,大雪天騎馬特別難受,馬蹄會把雪刨起來,胸口,臉上都是雪,把糖送到老廣東眼前,他立刻就死了。走出醫院,我發現馬已經跑回去了,韁繩沒系住,老馬識途。




這晚上我特別難受,我覺得唯一的收穫就是,你還能把它記下來,如果對於一個不能把它記下來的人,幾乎是在做一件根本沒有價值的事,價值就是跟朋友說一下,價值應該是讓讀者知道,我真的非常感謝寫作,做了很多無用功的事,但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小說的語言是第一位的,不是內容





金宇澄的工作書房,《上海文學》雜誌社




小說最要緊的是語言,語言是第一位的,不是內容。可能是因為我做編輯的原因,我對地方語言的特色比較注意,你就要用一個讀者的眼光去判斷,能不能聽懂,否則是沒人看的,上海也有作家寫純粹的上海話小說,但是發行量非常低。所以你寫的東西要讓更多的讀者明白,這個很重要。




普通話教育已經經歷了幾代人,就造就了一個強勢普通話的環境。你到任何地方,必須說普通話,這不是誰的問題。不像過去30年代、20年代,你到任何一個地方,你必須學當地語言,否則的話,你沒法開展工作。上海話是屬於地方的一種特別的聲音。舉個例子說,我如果是一個盲人,到一個地方,比如說廣東,一坐上計程車,電台里都在講廣東話。但現在是你到任何一個城市都講一種語言,同樣的房子,同樣的馬路。而方言是區分一個地方最好的方式。




作家永遠繞不過去自己的少年時代




少年金宇澄,圖片來源公眾號六根




提問: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我們好像生活在平流層里,會關注同樣的信息,看同樣的電影、電視劇、綜藝節目,我們的感官是趨同的,在這樣的時代,該如何去寫作?




還是要從自己做起,或者自己遇到什麼事情做起。年輕人缺少懷舊,但是懷舊不構成寫作的全部。我有一次開會也有人說我根本不會懷舊,我說是,你懷舊一定是過四十歲之後。剛剛孵出的小鳥都拚命往外飛,天黑都不回來,家裡一隻小鴿子飛到天上就完蛋了,天黑了也不回來,它要了解外面。我16歲我到東北去,從來不想家裡的,當然知道上海好,但是不想家,這個是一個對外部世界了解的過程。




一個作者沒有更多的可能性,作者最大的動力就是他的少年時代。他繞不出去這一塊,繞出去之後都是他陌生的。你必須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才能跟別人有分別,因為是你自己得到的經驗。你如果寫別人熟悉的東西,你一定是去模仿,別人一看,就覺得一點新鮮感都沒有。我知道有一些作者會說,我自己的經歷已經寫過了,我要寫別的了。其實兩篇只是剛剛開始,你要往下挖,才會有水出來,你不能輕易掠過。明明你自個兒是有材料寫的,只是你以為已經寫過了。




父輩是打開寫作之門最好的鑰匙





金宇澄父親(28歲,《時事新報》記者)


與母親(20歲,復旦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學生)

1947年太湖



《回望》中金宇澄父親的早年信件照片




提問:如何從私人化的寫作中跳脫出來,抓住能引起人們「共鳴」的情感和回憶?




最要緊的是找到你的上輩人,尋找他們的故事。你從哪裡來,這是最要緊的。平流層容易忽視掉父母,不關心父輩。但是父輩是你打開寫作之門最好的鑰匙。你是廣州人,你的祖父、祖母,你的爺爺奶奶,你的親戚,這些才是你的根基。在你的根基裡邊,你會延伸到自己的生活,那才是有血有肉的,動力就不一樣了。但是有很多人是不願意傾聽上一輩人啰嗦的。說我在16、17歲的時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幾個朋友家裡的長輩,我在他們身上感受到舊上海的感覺。我只有16、17歲,我到他家裡,他的媽媽,或者他的外婆,會把我當成男人,給你泡茶,給你抽煙,煙缸拿過來,給你一個熱毛巾,坐下來陪你聊天。這是過去人的樣子,你家裡來一個客人,他會陪你聊天,非常得體。雖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這種場景現在找不到了,這種待人接物的習慣很難有了。




從新聞事件中深挖下去,


就是這個時代最好的小說題材




現在的媒體信息平台多,任何一個事件,深挖下去,做深層的調查,都是很好的非虛構文章。這個不需要年紀上的沉澱、發酵。世界上有非常優秀的非虛構作品都是深度調查。深度調查的文字最接近文學。淺度調查就是通俗,深度調查就是把簡單的問題轉化為解決不了的問題。文學就是觸及解決不了的問題。




前幾年發生過一件事,就是極好的非虛構題材。四川有一個中學女老師,40歲不到,女老師先後和班上兩名男生發生了關係,結果一個男生把另外一個男生殺死了。有一個作家就根據這件事寫了一個小說。我也到網上去了解這件事,發現材料非常複雜,如果把這件事寫成小說,要花大量的精力,比如法院、老師、家屬、親戚、各個方面。西方的非虛構就是這樣展開的。我們的非虛構也是要這樣做。




十年前我經常提一篇報道,講福建沿海有一個小村子,裡面都是老頭老太太,非常有錢,全村的人全在海外,老頭老太太沒事做,打牌都是用美金,整個村裡面,都是外地年輕人伺候這些老頭。我就想如果我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我就扎在裡面,苦幹五年,就是一本大部頭的小說。像福建人,有很長的海外打工歷史。從清代開始它的歷史是非常深的,裡面包含黑社會、種種傳奇故事、神話、各種各樣的糾葛,是寫不完的,但是誰能熬得住?中國就缺這樣的人。?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編輯整理自2018文景藝文季金宇澄、顧文豪《記憶如何書寫》主題講座講稿,部分內容參考自文景公眾號




《輕寒》《方島》《碗》


金宇澄/著


世紀文景·上海文學出版社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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