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遜：西南聯大往事，不消停的校長太太
編者按：校長太太即陶曾穀，昔日無錫名媛，蔣夢麟的第二任夫人。蔣陶婚姻曾為世人津津樂道，余況知者寥寥。《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對這位蔣太太有著最直接的描繪。
1944年，西南聯大有過一次「倒蔣迎胡」的內部運動。原北大的教授們反對蔣夢麟繼續擔任校長，固然是詬病蔣氏「行政院秘書長兼任北大校長」違背了當時大學校長不得在政府任職的規定，但據傅斯年透露，蔣夢麟與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總是陶曾穀女士的「貢獻」。
1938年1月8日下午3時半，鄭天挺至「健身浴室」洗澡。湖湘盛產稻穀，糠殼棄之無用，卻是燒熱水的好燃料。洗浴業經營成本極低，長沙幾個知名的浴堂，老闆們賺得盆滿缽滿，鄉里買田，城裡討小，尤以中山路的幾家布置得好，健身浴室更是屈指可數的大場子。
前後腳來的有魏建功、羅常培、陳雪屏，三人昨日方抵長沙，這算得上是真正的洗塵了。大家沐身更衣，為今晚的宴席做準備。
請客的是校長蔣夢麟，不過他昨日已動身前往漢口，晚上是由夫人在家設饌。蔣夫人即陶曾穀，其前夫為北大教授高仁山，蔣高多年莫逆，1928年高仁山因赤化犯忌被戕，蔣夢麟對陶氏呵護有加，出任教育部長時聘其為秘書。兩人情愫暗生，1933年，蔣夢麟與髮妻孫玉書仳離，和陶曾穀結婚。
此舉頗有非議，曾有證婚人胡適被夫人江冬秀軟禁不許前往之說。鄭天挺大概也不以為然，只是為尊者諱而已。有個細節，對蔣夢麟日記中必言「孟鄰師」，對江冬秀和羽太信子，也是稱呼「師母」（1938年10月28日）。而對陶曾穀，大多稱為「蔣太太」，整部日記中，只有兩次記為「蔣師母」。
胡適與江冬秀
蔣陶婚後琴瑟和諧，日記中很多聚餐因夫人而起，如1942年8月5日「孟鄰師約食麵，蔣太太生日也」。當聽聞蔣太太可能在渝任事，蔣陶將兩地分居時，鄭天挺嘆息「對孟鄰師物質方面所益甚少，而精神方面所失實多也（1942年10月27日）」。蔣太太善於處理家庭關係，蔣原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除大兒子外都生活在一起，而高陶亦有一子一女，在鄭先生眼中，「嘗謂繼室視前室子女之優渥，蓋無逾蔣師母者（1940年7月29日）」。
蔣太太也是能幹人，1938年9月鄭天挺上海奔喪（表兄張耀曾）期間，老師曾有信來，請他轉告夫人「緩期赴平」，於是鄭先生親往滄洲旅館拜謁，不免叮囑一番。大概蔣太太口頭應承滿滿，而鄭先生忙於表兄喪事，也不以為念。
一個多月後，蔣太太回訪，鄭先生大吃一驚，原來她已從北平回返，此次在平，不僅將房屋租出，汽車賣去，什物帶來，還忙裡偷閒開了一次招待茶會，而且言及沿途平安，絕不似傳言中可怖。聽罷一席話，鄭先生不由得暗嘆，「吾輩鬚眉能無愧死」。
能主持家宴，可知校長夫人此時與教授們關係尚和睦，鄭天挺與蔣太太的關係尤為不錯，「晚飯後謁孟鄰師不值，與蔣夫人談家常甚久」，此類記載比比皆是。兩人都談些什麼？大多是嘮家常，如鄭先生幾個孩子留在北平過得怎樣？鄭先生的薪水如何開支？鄭先生也正好倒倒苦水：收入不過三百十二元，北平的租房及日用須二百六十元，加上匯水就得花去二百八十五元，自己在昆明包飯非五十元不辦，日常洗衣、剃頭、零用非二十元不辦，酬應尚不計算，月虧已有四十元了（1940年5月8日）。
又以1940年2月7日為例，時為乙卯年除夕，鄭天挺居崗頭村（為避空襲，聯大將教師宿舍遷往城郊），當日無非是草論文，查對音，欲小睡而空襲警報作。幸有蔣太太相邀，年夜飯招待極優，次日晨又按照無錫的風俗進食蓮棗粥和年糕面，鄭先生心存感激，自覺「平時在家過年無此周到也」。
鄭天挺
鄭先生謙謙君子，常有投桃報李之舉。陶曾穀與高仁山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錦，蔣、陶再婚後未再生育。高陶患有精神病，開始只是喜言語，後竟持杖毆母，又徹夜不寐兼高聲咆哮，蔣太太憂懼無計，惟飲泣耳。有人相告小銀櫃巷張多記有「馬寶」出售，專醫瘋狂，鄭先生遂與樊際昌往訪，「據其人云愈者多矣，姑購兩包試之（1942年2月22日）」。
樊夫人蔣燕華為蔣夢麟之女，此乃家事，樊際昌責無旁貸。而「馬寶」俗稱馬糞石，為不常用的中藥，實為馬科動物胃腸中長出的結石，《本草綱目》中有偏方，可「治驚癇，毒瘡」。鄭先生自己素不信中醫，湯藥尚不輕試，此番替師分憂進呈「馬寶」，也算是無可奈何了。
南遷日久，聯大的教授們與蔣太太之間的矛盾開始顯山露水。1940年12月4日載，陳雪屏（心理學教授）自崗頭村來，謂昨晚楊振聲（中文系教授）、周炳琳（經濟學教授）於蔣太太又有指摘。這是日記中首次提及不和，既然是「又」，那之前必已有之，不過鄭天挺為人忠厚，哪怕是日記中，具體何事也語焉不詳。只與羅常培（中文系教授）長談，兩人意見相同，「以為不可因細碎家務而連及校長個人，更不可累及學校。吾出身於斯，服務於斯，望其蒸蒸日上，絕不下於他人，抑且過之。然因細碎累及學校前途，非所望也」。
羅常培
其實早在半年前（1940年5月24日），鄭日記中第一次提到了聯大教授們對蔣校長的看法。這是鄭天挺與湯用彤（哲學系教授）之間的深談，湯先生談及蔣夢麟於學術方面關切較疏，抗戰初期因顛沛流離幸得無事，而時局初定卻仍是如此做派，長此以往恐人人引去，老北大將有瓦解之虞。鄭先生沒有附和，只覺得此老有深切明快之論，不勝佩慰，又不勝憂慮。看來，蔣太太與教授們的矛盾，還是與校長威望不夠有關。
湯用彤
過了幾個月，雙方抵觸再度升級，已不能藏掖。1941年3月30日起，日記中詳細記下了一出爭執，雙方各持一詞，可稱為崗頭村版的「羅生門」。
首先是北大辦事處總務包乾元前來，告鄭先生以昨日崗頭村（為避空襲，聯大教授在昆明北郊的居住地）發生事故，饒毓泰（物理系教授）指責司機老徐，老徐欲辭去，不過小包心比較大，在他看來，這一切都算過去了。
饒毓泰
緊跟著老徐就來了，其言較包乾元為詳，謂昨日戴家女僕潑水於地，老徐不察竟致滑跌，遂與女僕發生口角。 饒教授聞之，責其不應叫囂，命他離去，故擬辭工。鄭天挺詢以是否回嘴，稱並沒有，於是告以不得再尋事，「校長方赴渝，不得即去，待校長返昆再談」，老徐乃去，鄭先生也以為無事了。
不料飯後張景鉞（生物系教授）求見，並攜來周炳琳函，謂老徐不服饒毓泰制止，反報以惡聲，激動公憤，咸主革退其人，囑鄭先生馬上辦理。
鄭天挺再細詢張景鉞，知老徐且有動武之意，惹得鄭先生大怒，直言「此亦太可惡矣！」並聲明自己的態度：「汽車司機固難得，而教授尤為學校之主幹，教授與職員相爭，余向主右教授而抑職員，況教授之主去一車夫乎」。不過又留有餘地，「不欲對此輩小人作操切之舉，擬薦之他去，以免有軌外行動」。
張景鉞
第二日入校召包乾元，責令老徐不得至崗頭村，蔣太太如用汽車，可僱工代開，鄭先生還特意囑咐，處理意見先告知周、饒二教授。下午三時，蔣太太來了，謂「村舍同人有意與之尋釁，非專為車夫也」，其理由為往時老金（可能為另一位工友）在公舍叫囂，遠過老徐而無人止之，今於老徐，不惟責之且斥革之，「是意在辱其主也」。
此「主」是指蔣太太抑或蔣先生？從後文看，此時尚指蔣太太。鄭先生反覆解釋，終不釋然，按蔣太太的意思，如學校必將斥革，她私人仍將聘用老徐，不過是不復支學校薪水罷了。
鄭先生一聽不對勁，「若學校去之，而私人用之，將益生紛隙」，只得告以萬萬不可，自己也不會開除老徐，更重要的是，校長目前不在昆明，「不宜使外人作談料也」。蔣太太前後兩個小時才離開，精疲力竭的鄭天挺又回想「若以數教授之力而不能去一車夫，則成何體統」，又想到近來北大多事，自己每事彌縫，終難全濟，「豈才之不逮古人，抑德之不足以服眾」，意殊悶悶之際，竟對自己的辦事能力產生了自疑。
此後蔣太太又來過，談及崗頭村事仍意猶悻悻，「有必欲—鬧之勢」，一眾教授力勸，蔣太太仍堅持車夫不能去。鄭先生別無良策，且聽聞老徐已歸公舍，諸公忿然恐更釀事端，於是4月6日親自前往崗頭村晤周、饒、張諸位。
好在老徐此時已離開，周炳琳的態度最堅決，執意將其開除，鄭天挺則告以欲薦他處，並謂此事全由自己負責，倘有處置未善，任君指責。講來講去，不過是鄭先生唯恐諸人歸咎蔣太太，更生枝節，貽人話柄。
回來時孤行疾步，十里的路程不到一小時就走完了。鄭先生自愧，亦復自傷，想的是「久羈俗紲，長此蹉跎，更何以傳絕學、立修名哉！其速辭職，努力學問」，竟有了急流勇退之心。
還是蔣夢麟4月10日來信後有所紓解。信中談到幾個對策：第一，如陶曾穀願意，可來重慶小住數月，此舉說是為之散心，其實是分隔之計；第二，崗頭村兩院隔開，另開前後兩門，以解雜居局面；第三，司機暫避，工資照發，外面可說已走，一兩月後再回來，同人氣已消，況院子已隔，不致再發生衝突。
不過，信尾又提到，「如彼時再相迫，則弟可掛冠以去。德薄能鮮，學校不能辦矣。但現在不可不顧同人之面子，恐外間將以弟重車夫而薄同人也」。這席話讓鄭天挺惴惴不安。
蔣夢麟
果然，4月22日按信中所布置，包乾元前往崗頭村估工，當場又遇到了麻煩。趙迺摶（經濟系教授）首先出而詢問，並告之吳大猷（物理系教授），周炳琳復至上房向蔣太太質問，狀甚嚴肅，雙方言語均甚憤激，以致蔣太太復見鄭先生時竟至淚下，意欲移出公舍。
右一為吳大猷
加入反方陣營的教授們更多了。看來蔣夢麟處理此事時，只寫信告訴了夫人及鄭先生，並不與「同人」商量。又包乾元告知房屋改造計划出自蔣校長來函、蔣太太聲明包乾元受總務長鄭天挺委派之後，事端並未終止，也難怪眾人疑蔣校長護短，而蔣太太疑眾人有排擠之心。
此事件中幾位教授的表現可堪玩味。此事由饒毓泰與老徐爭執而起，然後續未見饒氏身影，只多日後與鄭先生談甚久，不談事件本身，只對北大頗有牢騷，「以為教授無老幼，對學校現狀均感覺無生氣、無希望，不如清華」，料想饒先生同為忠厚長者，不願參與糾紛。
周炳琳事事出頭，不過早在1938年初在長沙商議遷滇時，傅斯年就曾與鄭天挺商量，「可請周炳琳回校，以調停於淸華、南開、北大三校之間」，並擬定周氏為總務長，可見他敢作敢為的風格。且周氏致鄭天挺信中很坦蕩，「此事發生於孟鄰先生不在此之時，為曾穀夫人招致不便利，並在兄百忙之中為添麻煩，同人自然抱歉，然為事勢所驅，不容已也」。
周炳琳
聽聞蔣太太言論，第二天張景鉞、吳大猷特地拜訪鄭天挺，張告知「排校長意，此同人所從未想及者也」，吳建議「最好有人從旁一為解釋，使知同人無是意也」，這也讓鄭天挺深感二君能以學校為重。看來以上諸位先生，雖對校長心存不滿，但均出於學校利益，而與蔣太太的衝突實乃一時義憤，都不存藉機生事之意。倒是趙迺摶，舉止非常微妙。
4月22日的日記中，鄭先生寫到「余所最懼者，同人有所見，不以告之學校而竊議於後，陰黠者復造作莫須有之詞以聳人聽也」，這是日記中對同人罕有的重話，以鄭氏為人，絕非泛泛，而是實有所指。
事發前一日，包乾元告知，趙迺摶曾探詢鄭先生對司機事件之意向，並有危詞恫句；事發前二日，鄭天挺與羅常培散步中，羅先生亦云趙氏曾向他探詢，而之前趙氏與鄭先生有過久談，並無一語及此，鄭先生只謂「不知其果何心意」；事發當日，趙迺摶有始而髙聲咆哮、繼而痛詆鄭先生之舉。這樣看來，「陰黠者」是誰，不言而喻。
趙迺摶
事端的解決有些戲劇性。4月29日，「敵機凡二十七架，投彈七十餘枚，傷七十六人，死五十二人，毀屋四百二十餘間，震損屋宇七百八十餘間，自昆明轟炸以來，蓋以此次災區最廣、死傷最重」。空襲敲響警鐘，存亡之際，車夫之爭戛然而止。
當然，暗流涌動還是時有發生。1942年3月3日，連日來公舍工友與蔣宅女傭暗鬥，女傭向蔣太太抱怨，蔣太太出而責之，工友潛出不歸，公舍遂至無水可飲。同人動怒，於蔡樞衡（法學教授）前有微詞，蔡氏亦不悅，心生抵牾者又多一人。
蔡樞衡
到了1945年，事情已無法挽回。6月21日，吳大猷來，謂蔣夢麟已回國。昨晚已有同事提到，鄭先生當即否認，不意果然，「急索報讀之，蓋與宋子文同乘專機昨日直飛重慶，未停昆明」。看來校長與教授們之間芥蒂已深，回國不告，不回聯大亦不告。
對別人保密可以理解，怎麼對鄭先生也毫不透露？大概是蔣夢麟深知鄭先生為人，若告知行程，別人問起，他必以實相告。果然，鄭先生以為此舉大不妥，當晚即作書上孟鄰師，托蔣太太明日帶渝，書談三事，其一即為「同人屬望甚殷，此次回國未能先到昆明，應來書向同人有所表示。」
7月7日，蔣太太自渝返昆，鄭天挺往才盛巷一晤。蔣太太說，蔣先生辭北大校長之意甚堅，且得知北大同人慾其辭職更是傷心，乃至徹夜未眠；並言及蔣先生就任行政院秘書長後輿論甚好；又詢鄭先生肯否相助。
蔣夢麟相邀鄭天挺，一則先生實為親信，二則看重先生誠實，三則先生深具才幹。之前吳大猷相告，蔣校長將為外交部長，鄭先生謂不可信，並分析如下：宋子文於財政部長雖感興趣，但未必肯讓出外交部長，且尚有王世傑希冀其位；教育部長可能較大，但交通部長未出缺，朱家驊未必動，則行政院秘書長最可能。又談及秘書長為事務官，未免太苦，而老師早年間就已當過部長，此時校長地位不低，何必更棄而作秘書長！
鄭天挺預判得精準，蔣夢麟就任秘書長後，事務蕪雜，並無政績可稱；一旦脫離教育界，也再無教育報國的機會。不過，當了秘書長夫人，蔣太太倒是稱心如意。1945年7月14日，鄭天挺轉聞之蔣太太，得知一個月後北方必有新行動，或美軍登陸，或俄人出兵；又聞之張景鉞，蘇俄或命蒙古出兵，而西伯利亞不動。
事態的發展眾所周知，官太太的內部消息比教授們的分析靠譜得多，這大概能讓蔣太太揚眉吐氣一回了吧。
蔣夢麟和陶曾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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