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暴躁的皇帝，憤怒的德意志

原標題：威廉二世：暴躁的皇帝，憤怒的德意志

高凌/文

面對《沉重的皇冠》這樣一本書，多數人的第一個問題應該是「威廉二世是誰？」即使今年是這位德意志帝國的亡國之君退位一百周年，他的知名度其實也沒有顯著提升。1918年以來的一個世紀里，這位皇帝的名聲以一種清晰可見的速度被人遺忘。即使在勉強記住他的人當中，他的一生也幾乎只有一個主題還被人關注和談論，那就是1914年夏天的七月危機和之後的世界大戰，也就是本書第七章所討論的部分。

臉譜化的皇帝

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最慘的事情可能是被人遺忘，其次則是以一種臉譜化的形象走入歷史。而威廉二世剛好把這兩者奇妙地融為一體了。他大部分的真實生命已經被人遺忘，倖存下來的剛好是一副高度臉譜化的形象。

從1888年登上皇位到1918年退位之間，威廉二世三十年統治里的絕大部分成功和失敗都被人忘記了。人們只關心他1914年7月的所作所為，其中還不包括他在遊艇上度過的那些日子。對很多歷史人物來說，傳記的目錄做得太詳細可能並不是一件好事。喬治·桑在自己的回憶錄里說「我知道關於那位音樂家你們想看什麼，但是關於這些事小報寫的已經很好了，這裡就不再贅述了。」對此威廉皇帝應該深有同感，如果他打開本書看到第230頁左上角那醒目的「1914年7月」，心情應該和阿爾都塞打開自己的傳記，看到目錄上碩大的「1980年11月16日」（結構主義大師阿爾都塞在巴黎高師的寓所中掐死妻子）差不多。

七月危機和世界大戰今天已經成了威廉二世生命當中的第一主題，他的童年、家庭、性格甚至神經問題的傳聞都服務於這個主題。事實上時至今日，如果一個人想要想別人推薦一本《威廉二世傳》或者一個人想要讓自己寫的威廉二世皇帝傳吸引人，把筆墨花費在七月危機上都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沒有什麼比1914年的那個夏天更有戲劇性了。一百多年前的那個夏天，威廉駕駛著他的遊艇在波羅的海上航行，海軍的米勒將軍開著一艘汽艇向皇帝的遊艇衝來，嚇得船上的人不住地向汽艇揮手喊叫。然後米勒將軍讓汽艇和皇帝的遊艇並行，用煙盒把寫著費迪南大公遇刺消息的紙條扔到皇帝的遊艇上。接到這個噩耗以後，威廉隨即回到柏林，準備在吃午餐時會見奧匈帝國大使。進餐之前他已經敏銳地理解了奧匈帝國派特使送往柏林的文件的真實含義（這位皇帝一向以驚人的閱讀速度而著稱），然後冷靜地表示「在與帝國宰相磋商以前」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回應。之後他和奧匈帝國大使一起吃午餐，當兩個人開始喝咖啡時，大使再次提及「被冒犯的君主制度和正統原則」，這時威廉畫風一轉——宣布奧匈帝國應該採取嚴厲而堅決的手段，而且越快越好。這時候他還沒忘記自己之前提到的帝國宰相，只不過他說「雖然帝國宰相不在，但帝國宰相對這個問題也會持相同的看法。」這段話被後世的歷史學家叫做「空頭支票」。如果還不夠吸引人，我們還可以補充上當威廉開出空頭支票之後，他和被召來會見皇帝的陸海軍軍官之間的談話。威廉對他們說他並不認為他和奧匈帝國大使的談話讓德意志帝國背負上了什麼軍事責任，也不需要為此作戰爭準備，之後他就回到波羅的海去繼續駕駛他的遊艇。而此時距離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還有22天，距離德國對俄國宣戰還有27天，距離英國參戰還有30天。

1914年7月的危機天然具備了成為一部完美悲劇所需要的各種因素：從此開始的波及幾代人的黑暗命運，以及導致這些人跌入深淵的「薩拉熱窩行刺事件」本身的偶然性，還有當悲劇的命運降臨之時，所有場上的主角對人類的整體命運和他們自身命運的冥頑不靈和驕傲自大。而威廉又是這個致命的夏天裡所有當事人中最富於個人特色和象徵意義的一個人。

殘疾人威廉

對於一個君主國而言，君主的個人形象從來都是一個政治問題，這一點威廉二世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威廉二世年輕時代其實是一個放蕩的王子，他的親信替他花錢解決過好次私生子事件，但從1888年繼位開始，他就不得不約束住自己的性格，成為一個「新教倫理」的楷模，一個理想丈夫的典範。即使失去了王位流亡到荷蘭的多倫，他提筆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時，他也不像1914年其他當事人那樣有權利直面歷史講出真話，因為他的所有言論都要服務於此時正在德國爭取王朝復辟的王太子威廉的事業。他向希特勒示好、發表反猶言論固然有他性格里種族主義的一面，皇儲和納粹黨之間的聯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即使在他成年以前，他的個人形象也是塑造出來的。因為他父親在位時間只有短短的九十多天，所以威廉在繼位以前的絕大部分時間是作為皇孫度過的。作為一個皇孫，他的個人形象絕對不能取決於他自己。首先是他母親來自英國的維多利亞長公主，希望他作為英國與德國結合的典範成為一個威風凜凜的男子漢登上普魯士王位。但可惜事與願違，威廉在出生的時候因為胎位不正而難產，在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孩子如果超過八小時還沒有出生並自主呼吸，就基本上沒有生還的可能性了，而威廉二世的出生經歷了漫長的十個小時。助產士在情急之下用力蠻幹，導致威廉的左臂萎縮，右耳在長期的治療之後也聾了。皇太孫威廉成了一個殘疾兒童這個事實，讓維多利亞長公主幻想破滅，而且視自己的兒子為恥辱。

這種局面不僅破壞了威廉和母親之間的親情，而且讓威廉在維多利亞時代宮廷里常見的棍棒教育之外還忍受了更多非人的痛苦：為了防止他的殘疾進一步擴大，比如左臂萎縮導致身體扭曲，他不得不忍受那個時代醫生通常採用的捆綁矯正療法，還有剛剛興起的被認為能治百病的電療。維多利亞長公主千方百計地要把殘疾兒子訓練成一個健康強壯的男子漢。他被母親綁在馬上學會了騎馬，學會了用健康的胳膊開槍打獵。但童年的殘疾和成年時期因為意外或者戰爭導致的殘疾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給一個人帶來的傷害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而後者則往往主要是生理上的。拿破崙的外交大臣瘸子塔列朗有一句名言，那天他看著一位戰場上的英雄，拄著拐杖大踏步走向拿破崙皇帝，於是對身邊的人說「他只是生理上瘸，而我則是心理和生理上都瘸。」這一點在威廉二世身上體現得也非常明顯，雖然威廉一直試圖掩蓋自己的殘疾，但他越是炫耀自己的馬術，炫耀自己的槍法和自己右臂的臂力，他左臂的殘疾留下的陰影其實就越明顯。尤其是他那個著名的惡習：在握手時把自己右手上的戒指嵌寶石的一面轉向內側，用自己的右手用力抓緊對方的手。然後看著對方痛苦萬分、甚至流淚而心滿意足時，他看到的其實是他自己因為左臂萎縮而流下的眼淚。

除了生理上的殘疾和對母親的仇恨之外，他年輕時代的個人形象還取決於另外三個人，那就是他的父親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王太子，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和他祖父的親密戰友和忠誠臣僕俾斯麥。腓特烈·威廉王太子是普魯士宮廷里最公開的自由派，也是最堅定的親英派。在他看來他的兒子、未來的國王威廉應該跟上時代的腳步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接受完備的教育尤其是新興的近代化的大學教育，成為一個知識分子。而在他的祖父威廉一世看來，普魯士王權的基礎在於軍隊和統帥軍隊的貴族的支持，所以皇孫威廉應該和他自己一樣，接受傳統的普魯士軍事教育，成為一個典型的軍人。而親俄而且保守的俾斯麥堅定地站在威廉一世一邊。

但無論是大學教育、還是軍事訓練對皇孫威廉來說都不是什麼愉快的事。他更希望利用這三個人之間的矛盾來給自己的懶散和無所用心創造空間。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自己的父親在經濟上受制於自己的祖父，在政治上被籠罩在俾斯麥的陰影之下。沒有什麼比一個孩子利用對自己父親的背叛而逃脫教育和約束更能破壞他性格的完善了。而威廉就是如此，他用自己的保守主義傾向去取悅於自己的祖父和俾斯麥，以此逃脫波恩大學的教育。俾斯麥指著柏林大學對自己的妻子說「我就沒進去過」，這句話威廉如果照搬過來可能有點誇張，但其實也不算太離譜。因為威廉一世和俾斯麥的支持，威廉其實並沒有真正接受什麼系統的教育。而反過來因為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的抗議和阻撓，威廉其實也沒有接受什麼系統的軍事訓練。相比作為一個傳統的軍人而且深諳十九世紀晚期軍事技術進步的威廉一世，威廉二世對軍隊的了解主要集中在軍服、羽飾、馬術和閃亮的勳章和綬帶。在這一點上他和那些舉著觀劇鏡欣賞閱兵式的貴婦人們其實差不多。

這樣一個憎恨母親，周旋在父親、祖父和偉大的帝國宰相之間的殘疾人之所以沒有引起所有人的擔憂，是因為他還有一個深孚眾望的父親，普魯士的自由主義王太子。但1888年當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終於登上皇位成為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時候，他因為身染喉癌已經幾乎不能說話，僅僅九十幾天就撒手人寰。這時候所有人都震驚地看到這個內心焦慮缺乏安全感的殘疾人，在沙文主義情緒最濃厚的十九世紀末，登上了全歐洲最熱衷於耀武揚威的國家的寶座。這個場面本身就十足的富於戲劇性，所以並沒有哪個人注意過這個坐在寶座上的年輕人的臉。

鐵王座上的聯邦主席

協約國里的俄國為了貶低威廉二世，在報紙上把他的名字按照俄語的習慣寫成瓦西里·費奧多洛維奇。而英國報紙則反過來，為了追求陌生感，把過去按照英語習慣寫成Francis的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換成了德文的Franz。隨著中歐盟國的日薄西山，他們所製造的戰爭罪行和賠償問題就浮出水面了。奧匈帝國已經趨於瓦解，自然不可能真正承擔賠償的責任，所以當勝利臨近時，英國報紙逐漸又把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拼寫改了回去。但是德國和奧匈帝國不同，德國雖然正在走向崩潰，但德國有豐富的資源和熟練的工人，擁有承擔戰爭責任和賠償的能力，所以協約國對威廉二世的聲討從來沒有停頓過。

真正給威廉二世的專制君主形象帶來轉折的事件是十一月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他被迫退位和流亡。隨著這位皇帝的離去，賠償主體從德意志帝國變成了1919年《魏瑪憲法》所宣布的那個「德意志國家」。所以協約國如果這時候再繼續強調威廉二世的專制統治、並把戰爭責任完全歸咎於皇帝就不利於向新生的「德意志國家」追索賠償了。於是威廉二世從德意志帝國的專制君主搖身一變成了德國政治精英和軍事寡頭手中的牽線木偶。1918年以後，像之前指控他為專制君主的時候一樣，學者們找到了豐富的文字證據，證明他不過是一個自以為掌握大權的傀儡君主。因為他個人的心不在焉和情緒化，以及他對具體的技術性事務的無知和不耐煩，他提出了各種各樣彼此矛盾的政策和計劃。而當他碰到一個既有手段、又有耐心、而且善於跟他打交道的帝國宰相時，他是何等的易於掌控。丘吉爾那句「在軍火庫門口抽煙的人」給威廉二世的第二種形象定了調。他就以這種高度臉譜化的形象走進歷史，也走進一戰以來一個世紀里關於世界大戰的形形色色的作品裡。

威廉二世的這種形象轉變同樣出現在德國學者中間，隨著帝國走向戰爭，威廉的威望一度達到頂點。人們把他視為「最偉大的德國人」，德國的每一場勝利都被用來證明他的英明。但隨著戰爭走上下坡路，德國的每一次失敗，每一場徒勞無功卻損失慘痛的進攻都讓他的形象加速崩壞，到1918年威廉二世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對帝國的統治，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遊盪在色當的戰場上，憑弔他偉大祖父的勝利。在德國軍方發行的宣傳明信片上，威廉二世的形象第一次被「坦南堡的英雄」所掩蓋。興登堡的光輝正在逐漸吞沒皇帝，而興登堡的背後其實還站著對皇帝和貴族都充滿仇恨的魯登道夫。

隨著戰敗的降臨，威廉從最偉大的德國人瞬間變為「支配一切的趾高氣揚的傻瓜！」，德國學者把德意志帝國的崩潰歸咎於威廉的專制統治，但這種觀點事實上並不能自圓其說。人們轉而試圖從制度和精神上解釋威廉二世時代，與此同時希特勒把德國推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在二戰之後痛定思痛的德國人眼中，威廉二世成了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之間的中間環節。人們很難把希特勒的上台簡單地歸咎於保守主義者的支持和經濟的衰退，開始從更加宏觀的和深刻的因素來解釋德國的悲劇，和德國所製造的災難。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威廉如此迅速地被人遺忘。

沒有皇帝的帝國史是新時代的德意志歷史研究者的興趣所在，人們熱衷於從制度、社會、文化、宮廷遊戲規則里來解釋第二帝國的運作。在這些更內在的問題當中，威廉二世個人的形象其實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在書中克拉克指出這個矛盾觸及到了威廉整個統治的核心問題：那就是威廉這樣一個年輕人如何在這樣一個憲法意義上的共和國里開展他的個人統治，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皇帝。如果本書能夠讓你感受到這一點，那麼七月危機的戲劇性和悲劇色彩反而是餐後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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