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單邊行動引貿易摩擦再升級，中外專家與美歐商界代表深度研討WTO改革

2018年8月23日，美國在301調查項下對自中國進口的160億美元產品加征25%關稅，這是繼7月6日美國向中國進口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後的又一舉措。中美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折射出諸多長期存在的問題。WTO在決策和功能等方面的問題日漸凸顯，美國對WTO頗為不滿並採取了單邊主義，WTO改革成為各國共同關注的焦點。

在此背景下，全球化智庫（CCG）、日內瓦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ICTSD）及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UIBE WTO Institute）8月23日聯合舉辦了「WTO的現代化改革與未來發展」圓桌研討會。CCG高級研究員、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原副代表周小明致辭，CCG顧問、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主席、原中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孫振宇大使和日內瓦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ICTSD)總裁Ricardo Meléndez-Ortiz作主題發言。CCG高級研究員、原商務部歐洲司司長孫永福，中國歐盟商會秘書長Adam Dunnet，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中國區副主席Jacob Parker，All Bright Law高級顧問、WTO前法律幹事馮雪薇，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思奇，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盛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蘇青一，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CCG副秘書長唐蓓潔和CCG高級研究員肖慧琳等十餘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就中美貿易戰背景下WTO的改革與未來發展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ICTSD北京代表處主任、CCG特邀高級研究員成帥華主持討論會。

在開場致辭中，CCG高級研究員、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原副代表周小明表示，智庫為討論解決貿易爭端、改進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他指出，WTO談判往往需要經歷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很多發展中國家對此感到非常失望。但WTO的改革必定是長期的，各成員國都需要堅持完成這一過程。此番WTO改革，技術轉移將是尤為重要的部分，現在發達國家的科技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也已實現了利益制度化，但發展中國家想要進入這一領域存在很多困難，與發達國家的科技鴻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此外，農業補貼、國家安全等問題也都需納入WTO改革範圍，這都關乎發展中國家的切身利益。

CCG顧問、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主席、原中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孫振宇作為主旨演講人，針對WTO面臨的挑戰和困境談了五點意見與建議：一，要明確WTO改革的最初目的。當前WTO面臨最迫切的挑戰是如何使其成員放棄單邊主義，回到遵守WTO基本規則上來。同時要有更加嚴格的紀律防止濫用「國家安全」。把一般商品貿易與國家安全聯結在一起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已遭到許多WTO成員包括其盟友的普遍抵制。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WTO應當堅持並有所作為。二，對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當務之急是打破大法官遴選程序的僵局。不能因為某一個成員的抵制而導致上訴機構癱瘓。多哈回合談判中已提出許多建議，以處理好某些裁決超出WTO現有規則範圍、陳述與裁決的篇幅過多、案件審理時間過長等問題。總體上，WTO爭端解決機制比許多國際和一些國家的司法機構得到更多好評。三，恢復WTO最根本的談判功能。多哈回合談判無果而終，現在一些成員旨在推動電子商務、投資便利化、中小企業等新議題的討論，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並不十分積極。原因在於多哈回合談判是「發展回合」，談判宗旨是重點解決發展中國家的關注與訴求。現在這個承諾還沒有兌現就馬上轉入新議題，顯得有些生硬。將二者有機結合可能有助於推進新議題。四，對於WTO決策機制的改進已有許多討論，如何能在「完全協商一致」的原則下提高決策效率，是否需成立一個類似執行委員會的機構等，都可通過談判由全體成員決定。此外，一些成員建議今後更多採取諸邊談判，這種模式成功的效率會更高。ITA、GPA談判都是成功案例，今後不管這類談判是否允許其它成員搭便車，最終都應朝多邊方向發展。五，各成員對新貿易規則都有自己的關注和訴求，下一步對TRIPS協議應當改進與補充。這個協議主要從發達國家企業技術專利保護出發，但對技術專利的引進方利益關注不夠。任何政府干預企業，強迫轉讓技術或者禁止轉讓技術都是與WTO基本原則相違背的，應同樣鼓勵技術的自由流動。正如TRIPS與公共健康問題達成協議一樣，要達到雙方利益的平衡。最後，孫振宇大使指出，現在一些成員如美國抱怨WTO對其不公平，如果說WTO存在不公平的話，首先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特別是烏拉圭回合增加了服務貿易、TRIPs與TRIMs協議內容後，發展中國家在WTO內的權利與義務出現巨大反差。他建議，討論WTO改革的方向時，應當對發展中國家的各項關注與訴求給予充分考慮。

可持續發展中心(ICTSD)總裁Ricardo Meléndez-Ortiz先生在主旨演講中強調了WTO的改革過程實際是WTO現代化的過程。WTO目前處於十分滯後的狀態，相比幾十年前沒有很多改進，但世界已截然不同。因此，當下全球的貿易動蕩雖然不足以徹底顛覆現在的秩序，但這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討論WTO的問題。過去兩年在政治和貿易領域均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眾多爭端興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中美貿易爭端。如果各國沒有充分的決心，這些爭端將很難解決。在不遠的將來，國家間的關係不僅僅是貿易層面，在生產、投資、信息交換很多方面都將變得更為緊密。目前WTO的作用在不斷弱化，隨之興起的是各種地區貿易機制或者地區合作，但WTO仍有重要作用，是全球經濟重要的助推劑。在WTO改革進程中，重要話題在於改進規則。日本、歐盟、英國、美國等多國均要求WTO改進規則，多哈回合談判失敗的部分原因即和WTO改革相關，而經濟模型的選擇也增加了改革的困難：是提出統一的經濟發展方式還是明確一些基本原則讓不同國家在此基礎上自行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最後，Meléndez-Ortiz先生指出，現在WTO仍主要關注貨物貿易和關稅問題，而信息、數據等尚未被納入貿易框架，這已遠落後於當下數字經濟的發展，應當成為WTO改革的重要方面。目前的改革進程正是需要WTO能更及時地適應最新趨勢。此外，WTO改革也應考慮與低碳經濟和應對氣候變化相協調。就中美貿易，Meléndez-Ortiz先生提到自2016年起在歐美多個國家興起了一種話語，這一話語包含了對貿易與製造業、貿易與就業的誤解。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徵收關稅使投資和製造業迴流美國，但從長遠看並不是明智之舉。中國在很多年前提出了改革方案，但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實現，應當進一步推進改革的落實。而從責任角度來看，中美貿易爭端的解決應聚焦規則層面而不是市場准入層面，兩國應在貿易體系中通過積極對話來解決爭端。他指出，中國在貿易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為聯合國和WTO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和其他國家一同在WTO框架下推動投資與發展。中國也會從WTO的進一步改革中受益。

隨後，來自全球化智庫（CCG）、日內瓦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ICTSD）及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的專家學者以及產學研和商界組織的代表就主旨發言中的觀點以及其他WTO改革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

中方代表的觀點主要圍繞WTO現存問題提供了建設性的改革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蘇青一認為，WTO改革需要有明確的時間表與改革團隊，並需要有相關的配套測試和標準來檢驗WTO是否變得更高效、更能解決問題。而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突出了共商的重要性，通過共同參與WTO改革討論使不同國家均能長期受益應當是改進WTO的重要方式。

對於WTO的未來和改革戰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教授李思奇也提出，WTO各成員應採取更加開放性和鼓勵性的態度對待改革，在WTO機制下設計更佳的三方談判方式，並採取包容性、可操作性的諸邊談判方式，設立獨立委員會。在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盛斌看來，首先，在傳統貿易協商方面，WTO應在市場准入和貿易規則上設立一套基於全球價值鏈的新的貿易對話機制；第二，在監管一致性協商上，WTO應考慮設立一個信息共享平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支持和能力建設支持；第三，為WTO應積極鼓勵和提倡多邊協商並且儘早將成果多邊化；第四，為應對來自高水平自貿協定的挑戰，WTO應該進一步加強對地區貿易協定的溝通評估，確保其與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4條一致；第五，在發展議題上，WTO應該改革其執行和監測機制，以確保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能夠享有特別待遇，提高技術支持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效率。

作為外方代表，中國歐盟商會秘書長Adam Dunnet和美中貿易委員會中國區副主席Jacob Parker均針對主旨演講中提及的觀點，並從自身角度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見解。Dunnet提到，WTO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對世界帶來的福祉比其他任何多邊機制都多，但WTO不能停留在十幾年前的美譽里。他表示，WTO需要進行改革的原因其實猶存已久，但現在忽然間每個人都在熱議WTO改革，原因主要來自於特朗普。對於在中國的歐洲公司，補貼、透明度和知識產權保護等並不是新問題，儘管已在不同方面取得一定進步，但這個進步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不同步。WTO改革需要想清楚WTO是一個規定性的還是描述性的機制，是各國都應遵循這個模式還是以原則為基礎作出自己的選擇。他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能夠建立自己的規則以促進發展進程，但當它影響到其他國家時就成為了臨界點。他強調要謹記WTO成為新爭議的起因。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有積極作用，但負面影響也需解決。這也是為什麼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晤中談到，「不要良莠不分而丟掉寶貴部分」。

Parker從美國公司的角度指出，他同樣認為明確WTO改革的目標、要求成員遵守規則、強化貿易規範對未來全球經貿至關重要，但舉例表示目前中國雖然沒有違反WTO規則，但做法並不符合WTO精神。第一個例子是美國幾家銀行曾希望在中國市場推出信用卡業務以便利管理在華交易，但2015年出台了金融市場管理措施，2016年出台了落實管理，2017年又出台了落實管理的指導意見，但一直到2018年，始終沒有一家美國銀行成功進入中國。第二個例子關於國家安全。中方認為不應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自由貿易，但中國自身將計算機服務、雲計算納入國家安全領域，並選擇不向外資企業開放市場，這體現了中國說法的矛盾之處。美國公司在華投資受到各種限制，中國早在加入WTO之初便承諾將逐步開放，但中國方面到目前也沒有明確的政策來改變，而WTO改革進程之慢直接導致特朗普政府按自己的步調作出回應。在Parker看來，曾經的中國對外資進行限制尚能理解，但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購買力平價全球第一，還應該保持原有的限制性措施嗎？對此Parker表示，不違反WTO規則與跨國公司在華的實際感受是有區別的，不應該只注重規則的遵守，而是要理解公司在投資過程中的實際困難。

外方代表寄望WTO改革中能促使中國改變一些做法，與此同時，All Bright Law高級顧問、WTO前法律幹事馮雪薇則從發展中國家角度問到發達國家是否能更多地為發展中國家考慮。她提到，如果中國同意將國有企業、產業補貼等美歐日聯合聲明裡提到的話題納入WTO改革議程，美國是否也可以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心的削減發達國家巨額農業補貼的議題也納入其中。畢竟，這是一個90年代就受WTO關注的話題，比中國的問題要早很多。她提出，拋開公平的問題不講，發達國家可否接受這樣相互讓步的方案。

基於各方活躍的討論，CCG高級研究員、原商務部歐洲司司長孫永福進行了總結髮言。他指出這次研討會是在中國舉辦的首個專門討論WTO現代化和改革的由國內外代表共同發聲的圓桌研討會，將成為未來討論這一議題的典範。他從中外各方角度對WTO的未來改革提出了建議。首先，WTO改革是很複雜的過程，被討論多年。很多發展中國家成員對現有的WTO規則和條例也不滿意。但現在對WTO改革的首輪討論卻由其「規則制定者」美國、歐盟和日本所提出。中國現在也提出了改革，其目的更多的是維護髮展中國家的權益。希望未來WTO的改革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理念與需求。其次，最惠國待遇、自由貿易應該成為改革的關鍵。由於改革非常耗時，因此在改革前就需要找到關鍵的改革點並在談判前確定改革的目的。同時，由於成員國數量眾多並時常很難達成共識，應由代表發達國家和代表發展中國家聲音的關鍵成員率先在一些關鍵領域達成共識。中國在WTO改革與未來發展中將扮演重要角色，而G20等機制可以成為初步討論WTO改革的平台。

會議主持人、ICTSD北京辦公室主任成帥華表示，舉辦本次會議時，中美正在華盛頓進行貿易協商，面臨著許多挑戰。會議的召開主要是為了聽取來自中國、美國以及國際各方的不同意見，最終形成有建設性的建議。這不僅將會令中美受益，也將有助於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莊子說，福禍相依。雖然WTO目前的狀況比較不好，但也不要過於悲觀，要保持冷靜，繼續前行。

本次圓桌研討會是CCG與ICTSD第二次就貿易問題展開深入研討與國際交流。早在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總統宣布對華進口貨物徵收關稅前夕，CCG即與ICTSD舉辦了「全球貿易政策」研討會，探討了全球貿易體系的變革，對中美貿易戰、區域一體化的作用、國內政治對多邊貿易體系的影響以及全球貿易政策面臨的新舊挑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此次研討會恰逢中美貿易摩擦進入膠著期，中外學者專家一同討論提出建議，旨在通過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共同推動WTO改革，維護多邊機制，促進自由貿易與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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