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長期影響：哥倫比亞地區不平等

本文為「量化歷史研究」第256篇推送

哥倫比亞的地區不平等

（圖片來源於網路）

發展中國家在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大多會面臨日益增長的各類不平等問題，它們是引發社會動蕩的隱患。從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角度探討不平等的根源，是研究發展中國家問題的最常見手段；特別是部分發展中國家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中，殖民地的烙印持久影響著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變遷，使不平等問題的成因變得更為複雜，矛盾更為尖銳，解決更為棘手。

哥倫比亞就是一個典型的在殖民地基礎上建立的現代國家，國內地區發展也呈現長達百年的不平等格局。Leopoldo Fergusson等人（2017）的論文「The Long Shadow of the Past: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olombia」從制度分析視角研究哥倫比亞地區長期不平等發展的根源，認為哥倫比亞後殖民時代精英們的權力角力，最終建立的是一個國家能力弱小、且在各地區分布不平等的民族國家，由於政治平衡的慣性，導致地域間經濟制度的長久差異，最終導致地區不平等的發展被固化。

哥倫比亞的地區不平等格局持續200多年，窮地區恆窮，富地區恆富。17世紀90年代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今天相對富裕的哥倫比亞中部和東部地區，在當時就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1918年哥倫比亞的人口密度和識字水平數據、1950-2000年的GDP數據和2005年的貧困率顯示，哥倫比亞的地區不平等具有持續性，在殖民時期晚期相對最繁榮的地方，今天仍然是貧困率最低、識字率最高、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

圖1 經濟發展水平分布的變遷圖

數據來源：18世紀末的人口密度，是採用托瓦爾等人 （1994）的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數量，以當時行政區劃的省人口總數除以平方公里的面積得到省級人口密度數據。1918年的人口密度，是採用全國人口普查的人口數據，除以2000年的行政邊界計算的省級人口密度數據。2005年的貧困人口密度，是牛津貧困與人類發展倡議（OPHI）中的數據，按多維貧困指數計算得到。

固化的區域不平等是地理或是資源稟賦的差異所致？從後殖民時期的黃金產業，到1890年之後的咖啡產業，再到煙草產業，以及本土近代工業的興起，自然資源所在地不斷變化，卻不能改變當地繁榮或貧困的長期路徑。是交通困難所致？1790年到1910年，波哥大與Honda的交通方式從水路演進到鐵路以及公路，卻依然無法縮短兩者的經濟差距。即使在地區教育、城鎮化率等現代化指標的百年變化中，都很難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

作者認為哥倫比亞境內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地區差異，是導致區域長期不平等格局的原因。

首先，經濟制度與地區不平等有著強烈的因果關係。在哥倫比亞充斥著暴力、流離失所者的貧困地區，對應的是不明晰的產權制度、匱乏的公共物品供給和無效率的司法制度，並持久存在。從地區經濟制度的變更維度看，地區的經濟制度演變在長期中是具有延續性的。在那些歷史上奴隸制度不盛行的地區，大多是當今財產安全保障較高的核心地區，居民流離失所的比例也越低，是貧困人口也較少的原因（見圖2以及圖1右圖）。

圖2 經濟制度分布的變遷圖

數據來源：奴隸數據來自Acemoglu, Garc"?a-Jimeno 和 Robinson (2012)，是每10萬居民中的奴隸數。產權數據來自 Instituto Geogr"afico Agust"?n Codazzi（IGAC），是2000年至2009年之間沒有正式所有權或登記的土地比例。流離失所者的數據來自 Unidad para la Atencion y Reparacion Integral de Victimas (UARIV)，是每10萬居民中的流離失所者人數。

從公共物品的供給變遷視角看，歷史上疫苗接種率高的哥倫比亞東部和中部、考卡山谷和加勒比海岸的城市地區，也是現今獲得安全保障更多的地區，公共物品供給地區間分配較為固定，這種持久性與貧困人口與流離失所人口分布建立起對應關係（見圖3以及圖1和圖2的右圖）。此外，從司法制度角度看，司法效率（地區的法官人數和判案率）的地區分布與公共物品供給分布也類似，哥倫比亞外圍地區的司法效率低下，與貧困率之間也存在顯著相關性。

圖3 公共物品供給分布的變遷圖

數據來源：1918年的疫苗接種率數據來自1918年的人口普查，是接種疫苗的人數佔地區總人口的百分比。暴力事件數據來源於Centro de Recursos para el Analisis de Conictos (CERAC) and Universidad del Rosario，暴力事件是在控制了人口和地區固定效應後的數據。

為什麼哥倫比亞某些地區的經濟制度長期比其他地方更好？作者認為政治制度是更深一層的原因，確切的說是在國家形成之初，後殖民地時代各地精英在政治上的角力，不僅宏觀上抑制國家能力的建設，還造成微觀上國家能力在中央與地方上的差異顯著，導致全國性基礎設施等公共品供給不足、地區間不平等發展。

從哥倫比亞建國開始，國內其他原殖民地區的精英們在與昆迪納馬卡省（今首都波哥大周邊省）精英們的競爭中，就形成了一個超級聯邦國家，而非中央集權制的國家。200年來，哥倫比亞外圍地區的精英群體保持地方政治自主性，當地的市政府機構及公務員數量遠少于波哥大為代表的核心地區。但核心地區的精英們則控制了國家意志，從圖4中可以看出，從19世紀到20世紀，來自哥倫比亞的東部和中部地區卡爾達斯、桑坦德、博亞卡、昆迪納馬卡、安蒂奧基亞等核心地區省份代表當選內閣部長的人數，越來越多於外圍省份以及未被殖民地區。

圖4 內閣部長指數變遷圖

數據來源：內閣部長指數是用一個地區出生的內閣部長與地區人口的比例，除以當年全體內閣部長與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因此，指數高於（低於）100的地區，其部長與當地人口的比率超過（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十九世紀，使用1843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二十世紀，使用的是1993年的人口普查數據。

因此，理解哥倫比亞地區不平等持續存在的根本點在於：一方面，在哥倫比亞的政治核心地區，掌權精英階層為維護既得利益，寧願維持弱小的國家能力；另一方面，外圍省份被排除到國家政治核心權力之外（見圖4），期望國家能力外擴的訴求無法實現。

國家能力被局限於核心地區，而無法外擴至哥倫比亞的其他地區，國家經濟投資和公共政策的受益地域呈現持久差異，即國家能力強的地區，產權更明確、更穩定，公共產品供給更多。如圖5所示，早期市政府官員少的地區，延續到當代其國家能力（以當地政府機構的數量衡量）也弱，非貧困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就低。作者認為，這種制度安排的危害，更在於阻礙哥倫比亞的制度變革出現。

圖5 政治制度與貧困的關係

數據來源：1918年普查數據，杜蘭和迪亞茲 (1794) 和 Acemoglu等人（2015）的數據。

本文的研究貢獻在於，從制度視角解構了形成哥倫比亞地區長期不平等發展的形成，更表明未來哥倫比亞國家的建設，需要塑造強大的國家能力，實施解決地區不平等、擺脫貧困問題的制度改革。

文獻來源: Leopoldo Fergusson, Carlos Molina, James A. Robinson, Juan F. Vargas,The Long Shadow of the Past: PoliticalEconomy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olombi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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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何石軍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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