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處理匈牙利危機 蘇聯為何殺了一個回馬槍
對東歐諸國，毛澤東很早就發生了興趣。不過斯大林在世時，對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責任是有明確分工的——蘇聯負責歐洲，中國負責亞洲。蘇共二十大以後，中國越來越引起東歐的注意。
1956年的匈牙利
1956年10月爆發的震動世界的波蘭危機和匈牙利危機，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對1956～1957年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突然轉軌，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90年代初以來，有關波匈事件的各國檔案文獻相繼解密和開放(感謝波蘭華沙大學揚?羅文斯基教授為筆者提供了波蘭檔案公布的情況)，並不斷被整理、公佈於世。可以說，過去被認為是一樁歷史謎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發展進程，以及波蘭、匈牙利、蘇聯乃至西方大國的政策變化而言，除個別細節外，現在已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本文所據材料，主要是俄國、波蘭和匈牙利的檔案文獻，至於中國方面的參考資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憶錄和採訪錄在內的口述史料，以及當時公開的和內部的新聞報道——筆者注)
斯大林的分工：蘇聯負責歐洲，中國負責亞洲
從性質上講，這兩次事件是同時爆發在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危機，是蘇聯與東歐國家關係的危機，又是蘇聯以社會主義陣營領袖身份予以處理的問題。顯然，這是在歐洲地區發生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問題。那麼，中國因素在這裡是如何體現的呢?
從戰後到危機前十餘年的時間裡，蘇聯與東歐的關係有一個複雜而曲折的變化過程。到1952年10月蘇共十九大召開的時候，東歐各執政黨已經完全順從莫斯科，蘇聯與東歐的關係也開始進入冷凍狀態。斯大林去世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東歐各國對蘇聯在本國代理人的不滿日益強烈地表現出來，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公開批判斯大林後，黨內反對派的力量開始不斷積聚，民眾的反抗情緒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隨著輿論開放和政治解凍，要求本國「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聲越來越高。這種狀況在波蘭和匈牙利尤為突出，儘管兩國有著明顯的區別。
蘇共二十大後，波蘭輿論提出了追查槍殺波蘭軍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評價1944年華沙起義和蘇聯在波蘭大量駐軍與波蘭主權的關係等問題。蘇聯外交官報告說，波蘭的報刊有一種「錯誤地煽動修正主義和反蘇情緒的企圖」(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蘭黨內逐漸崛起，一致呼籲過去受到批判的哥穆爾卡出山。而6月底爆發的波茲南工人罷工事件進一步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動波蘭走向獨立的發展道路。由於波蘭黨內改革派力量強大，又得到全國民眾的一致擁護，莫斯科雖心急如焚，卻感到無從下手。
顯然，蘇東關係的緊張狀態在客觀上需要外界的調節，那麼中國是否具有參與處理危機的條件呢?對東歐諸國，毛澤東很早就發生了興趣。不過斯大林在世時，對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責任是有明確分工的——蘇聯負責歐洲，中國負責亞洲。蘇共二十大以後，中國越來越引起東歐的注意。在波蘭各界討論蘇共二十大提出的諸問題時，不少人表示：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威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毛澤東尚未對此發表意見，需要聽一聽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才能令人信服。人們在爭論不休時往往說：等著聽毛澤東的見解吧!(《內部參考》第1817期，1956年3月5日)此時，不僅東歐各國仰望著北京，莫斯科也開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幫助。
自赫魯曉夫執政後，中蘇關係進入了蜜月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8年上半年。(參見筆者在《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一書中的相關論述)儘管赫魯曉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澤東擔憂，但絲毫沒有影響中蘇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恰恰相反，赫魯曉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長期以來壓在中共頭上的「蓋子」，正是毛澤東求之不得的。總體說來，蘇共二十大的方針與中共八大路線是一致的。莫斯科越來越重視中共的意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回憶說，在波匈事件的危急關頭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國共產黨協商」。
處理波蘭危機：蘇聯未遂的軍事干涉
關於中國是否參與處理波蘭10月危機的問題，過去流傳著一種說法，似乎是中國阻止了蘇聯對波蘭的武裝干涉。按照新華社在事後報告的情況，當時「波蘭人眾口一詞的說法」是：「如無中國黨的勸阻，波蘭事件的演變將比匈牙利慘得多。」(《內部參考》第2236期，1957年10月18日)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的標題就是：「蘇聯在波蘭的剋制是由於中國的關係——毛澤東第一個向哥穆爾卡發出賀電」。那麼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波茲南的罷工和遊行先是遭到鎮壓，隨後又被蘇聯定性為由帝國主義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這在波蘭黨內外引起了強烈的抵制和不滿。在緊張而驚慌的氣氛下，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了二屆七中全會。人們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提出應為哥穆爾卡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甚至邀請他參加全會。這一切很快就實現了，10月12日哥穆爾卡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哥穆爾卡的頭腦十分清醒，他在講話中除批評過去的經濟政策、提出重新評價波茲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質外，還特彆強調必須使波蘇關係正常化，因為他充分意識到同蘇聯關係惡化的危險性。(《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儘管如此，由於改革派在政治局裡已佔有明顯優勢，黨內外推進改革和排斥蘇聯影響的情緒不斷高漲。15日至17日的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將於19日召開八中全會，改組黨的最高領導層，擬定推舉哥穆爾卡出任中央第一書記，而在新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與蘇聯有密切聯繫的人，特別是仍保留蘇聯國籍的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羅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華沙，後加入蘇聯國籍。衛國戰爭中成為蘇聯的著名將領，因解放波蘭有功獲波蘭元帥銜。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蘭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回到波蘭後仍保留著蘇聯國籍，後又兼任華沙條約部隊副總司令。因此在波蘭人眼中，羅科索夫斯基是蘇聯對波蘭實行統治的象徵——筆者注)
波蘭黨內部的保守派和親蘇勢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蘇聯使館，說波蘭當局正在走上反蘇道路，一方面準備發動政變，並草擬了約700人的拘捕名單。但是，政變計劃被科馬爾將軍(哥穆爾卡的親密戰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復政治名譽，8月出任內衛部隊總司令)指揮的內衛部隊和組織起來的華沙市民挫敗，而蘇聯大使波諾馬連科轉達的赫魯曉夫的堅決請求——要波蘭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與哥穆爾卡一起去莫斯科討論局勢，也遭到了波蘭方面的拒絕，理由是八中全會即將開幕。
10月18日，波諾馬連科又通知波蘭人說，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計劃於19日晨抵達華沙，並要求推遲八中全會的開幕日期，均遭到拒絕。哥穆爾卡後來向周恩來講述的情況與此相同，只是補充了一個情況：在蘇聯的壓力下，為避免局勢惡化和複雜化，波蘭黨中央政治局最後同意蘇聯代表團來波，並決定前往機場迎接。
同一天，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做出兩個決定：一、派遣蘇共代表團去波蘭;二、將此事通告各兄弟黨。與中國的一些回憶史料完全不同，蘇共在通報中只提到代表團去波蘭的必要性，根本沒提準備武裝干涉的想法，儘管莫斯科已決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團會議後，國防部長朱可夫下達了命令，要求蘇聯在波蘭及其邊境附近的駐軍做好軍事準備。俄國國防部的檔案材料證明，10月19日，波羅的海軍區和第7空降師108傘兵近衛團已完成了戰鬥準備，54架里-2和45架伊爾-12飛機正待命出發。
蘇聯和波蘭軍隊正向華沙逼近的消息不斷傳來。10月19日晚9時，感到受騙的哥穆爾卡向赫魯曉夫提出強烈抗議，堅決要求蘇聯立即停止部隊調動，否則將通過電台向波蘭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時又責問羅科索夫斯基，波蘭軍隊向華沙移動的目的何在。隨後，哥穆爾卡斷然中止了會談，等待蘇聯人儘快做出決定。
其實，波蘭改革派領導人早就對危急的形勢有所估計，並有了軍事準備。必須做出選擇的赫魯曉夫得到了兩個情報，第一，通往華沙的道路已被波蘭內衛部隊阻斷，除非進行戰鬥，否則蘇軍無法前進;第二，羅科索夫斯基已失去了對波蘭大部分軍隊的控制，一旦發生軍事衝突，部隊將拒絕執行他的命令。於是，赫魯曉夫一方面命令蘇聯坦克部隊停止前進，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決定接受哥穆爾卡擔任第一書記。恢復會談後，赫魯曉夫表示可以退讓，但如果波蘭企圖退出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將不得不干涉。哥穆爾卡則再次向蘇聯代表團保證，他們的擔憂是毫無根據的，「波蘭需要蘇聯的友誼甚於蘇聯需要波蘭的友誼」，波黨中央全會的決議將會使他們對此深信不疑。同時，哥穆爾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波蘇之間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赫魯曉夫終於相信了哥穆爾卡充滿誠意的保證，雙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舉行會談，解決雙邊關係問題。會談到20日清晨結束，蘇聯的「軍事演習」也停止了。蘇聯代表團離開華沙時，機場上的告別儀式是在正常氣氛中舉行的。
赫魯曉夫發現，這時候需要中國出場
當華沙劍拔弩張時，北京似乎還很平靜。
10月19日，尤金向劉少奇遞交了蘇共中央的來信。據劉少奇的翻譯師哲回憶，尤金說：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發生了嚴重分歧，並準備召開八中全會，改組政治局，要把羅科索夫斯基等人開除出政治局。蘇共中央認為，這些政策關係到蘇聯、東歐的根本利益，懷疑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入西方集團的危險。尤金通知說，蘇共中央代表團已經去了波蘭。師哲還特別指出：尤金沒有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此時已出動了軍隊，對華沙形成了包圍態勢，形勢十分緊張。(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也採用了這個說法——筆者注)
師哲是直接當事人，而且這個說法與上述俄國的檔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斷，事實上中國當時並不知道蘇聯已經準備武裝干涉波蘭。
赫魯曉夫一行回國後對波蘭的局勢仍然放心不下，接連召開會議討論。10月2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工作紀錄片段顯示，蘇聯領導人希望「結束波蘭目前的局面」，並擬派一位中央委員會代表專門去中國通報情況。(《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
接到蘇聯的信後，毛澤東在21日晚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波蘭局勢和蘇共中央的來信。會議決定派遣代表團赴蘇，任務主要是從中做調解工作，勸蘇波協商一致，達成協議;方針是著重批評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勸說波蘭黨顧全大局;方式是分別與波蘇兩方會談，而不搞三方會談。會後，毛澤東連夜接見尤金，告訴了中共中央的決定。22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繼續討論波蘭問題。會議結束後，毛再次約見尤金，對他說：看來波蘭還不像馬上要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加入西方集團。波蘭要改組政治局似乎是堅決的。對於這種情況，蘇聯方面到底採取什麼方針?無非一種是軟的辦法，一種是硬的辦法。所謂硬的辦法就是派軍隊，把他壓下來，比如武裝干涉;軟的辦法是勸告他。勸他，他不聽，剩下一個就是讓步。他要改組政治局，就讓他改組，承認哥穆爾卡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礎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獨立要平等嗎?就讓他獨立，跟他講平等。這樣，就可以爭取波蘭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華沙條約組織里。(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另據出席中共八大的波蘭輕工業部長米契斯瓦夫?馬熱茨回憶，劉少奇曾在機場休息室對波蘭一行即將回國的人表示，中國將向波蘭提供3000萬美元的無償貸款。波蘭領導人對此十分感激——筆者注)
赫魯曉夫似已感覺到中國人將在波蘇之間起到重要的溝通和調解作用。10月2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10月24日11時集體同中國人會晤。(《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然而，未等集體會見，赫魯曉夫便搶先單獨趕到機場等候，一路陪同劉少奇來到賓館，並不斷訴說蘇聯在對波關係中的委屈，希望中國黨給他出主意，並表態支持他。赫魯曉夫強調，蘇聯對波蘭不大好講話，你們中國好講話，波蘭同志對你們比較信任，對你們好，希望中國同志能夠勸勸他們，那樣對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都有好處。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態說：我們支持你們。(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
根據俄國檔案記載，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時，劉少奇首先聲明，「蘇共中央委員會對波蘭採取的措施是正確的。基本的一條是，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心，不能有幾個中心」，同時指出：請蘇聯同志考慮，蘇聯在斯大林時期，是不是犯有大國沙文主義、大民族主義的錯誤，致使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不正常的狀態。這也是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劉少奇說，有不少蘇聯同志處理許多國家事務時有缺點，有錯誤。有些國際會議不是採取認真協商的方式，甚至於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聽，你們就要整人。劉少奇還回應赫魯曉夫：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利益，我們需要站在一起，這是壓倒一切的大原則、大道理，其他的爭論都是小問題。最後赫魯曉夫發表講話，表示完全同意劉少奇所提出的意見。(師哲《波匈事件與劉少奇訪蘇》)
赫魯曉夫提出請劉少奇親自到華沙去幫助蘇聯做工作。由於擔心劉少奇來華沙是為莫斯科當說客，向波蘭施加壓力，哥穆爾卡婉言拒絕了中國的請求。於是，同波蘭人的接觸只能換一個方式進行。為了進一步讓哥穆爾卡了解中國的立場，毛澤東決定親自出面。
10月27日深夜2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北京緊急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克，談話進行了3個小時。毛澤東表示支持波蘭黨的綱領和路線，同時也指出，「撤軍問題的性質要廣泛、深刻得多」，因為社會主義陣營中其他一些國家也可能仿效波蘭提出同樣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國。如果出現類似局面，「這將意味著對社會主義陣營構成嚴重危險」。(基里洛克致哥穆爾卡電，1956年10月27日)中國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蘭人，他們最終對一些棘手的問題做出了決斷。得到北京發來的消息後，波蘭統一工人黨在28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致信感謝中國同志，並擬在波蘇會談結束後邀請中國代表團訪波;宣布羅科索夫斯基休假，臨時指派波傑羅夫斯基擔任國防部長;通知中國，波蘭從未打算要求蘇聯從波蘭領土撤軍。
然而，尚未接到波蘭的信件，毛澤東已經開始改變處理問題的方式，原因顯然是對當時動亂的匈牙利局勢有所好轉做出了過於樂觀的判斷。據師哲和駱亦粟回憶，10月29日，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到別墅來看望中共代表團。他們說，最近波蘭、匈牙利都要求蘇聯軍隊退出，而這個問題涉及整個華沙條約，如果其他國家也要求退出，那麼整個華沙條約組織就垮了，這隻會對帝國主義有利。劉少奇也明確表示：蘇軍最好不要退出，還是要保持華沙條約。這時北京來了電話，劉少奇接完電話後向蘇聯人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希望蘇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一律平等，更加放開些，駐軍也應撤離，讓這些國家獨立自主。
赫魯曉夫等人對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經過討論和說服工作，赫魯曉夫最後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對的……
至此，在劉少奇看來，波蘭問題算是解決了。不過，最後通過發表宣言解決問題的時機和方式卻給處理匈牙利危機帶來了麻煩。
「波蘭是黨內問題，而匈牙利已出現反革命徵兆」
與波蘭事件相比，蘇聯最初在處理匈牙利危機時(10月23~24日)，反應非常迅速，決策也非常果斷。這裡的問題是：第一，蘇聯出兵鎮壓布達佩斯騷亂的決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國當時是否知道莫斯科的這個決策;第三，中國對蘇聯這次軍事行動持何種態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時，蘇聯和匈牙利黨能夠及時選擇像納吉或卡達爾這樣的改革派人物出來主政，匈牙利的危機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極力舉薦的格羅，而格羅的思想路線與拉科西完全一致，結果使匈牙利的動亂更加劇烈。格羅執政後的舉動令人頗感失望，他竟然到蘇聯休假長達兩個月。回國後不久又帶領主要中央領導人去訪問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國，國內問題都交給布達佩斯市委第一書記科瓦奇全權處理。而手足無措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被迫做出的一個又一個讓步，總是比情緒激昂的群眾運動和輿論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機步步逼近。
10月6日，匈牙利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舉行了重新安葬儀式，前往送葬的群眾隊伍多達20萬人。(1948年6月，斯大林的追隨者拉科西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鐵托分子」的鎮壓運動，曾經的老地下工作者、匈牙利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拉伊克被誣為美國特務。1949年10月，拉伊克被處以絞刑——編者注)這是人們第一次走上街頭表示對現政權的不滿，而政府的默許也使民眾從心理上感到自己有力量對抗當局。特別是當官方的新聞影片中出現納吉參加送葬的特寫鏡頭時，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反響。(山多爾?科帕奇《匈牙利悲劇》，龔新康譯，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 10月14日《自由人民報》刊載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一項決議：為納吉恢復黨籍。儘管決議稱納吉仍是犯有錯誤的，但同時刊登的納吉給黨中央的信件卻使人感到錯誤不在納吉，而在黨的路線和政策。(詳見《人民日報》1956年10月7日)這時，安德羅波夫已經預感到，「過些時候大概不得不讓納吉進入黨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也許還要進入政治局，因為在這方面的壓力非常大。而納吉一旦進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勢的主宰者』」。
從16日開始，布達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學生提出要求，拒絕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拒絕斯大林式的治國方法，堅持按民主原則改革政治體制。學生的口號越來越響亮，要求越來越激烈，而且得到了黨內改革派和城市多數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聞工作者協會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證批評自由和給予新聞工作者以豁免權。大會特別提出贊成中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致電匈黨政治局祝賀恢復納吉的黨籍。(《內部參考》第2063期)此時，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和學生這三股力量已經聚合在一起了。
遊行的規模越來越大，口號也越來越激進，憤怒的人群開始行動起來——象徵蘇聯統治的斯大林銅像被吊車和鋼索拉倒了，人們拖著被切割下來的斯大林頭像在街上奔跑，情緒激奮。白天的和平遊行到晚上變成了難以控制的騷亂。匈黨中央下令實行戒嚴，鎮壓開始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動蘇聯軍隊進行鎮壓的是蘇聯駐匈軍事總顧問吉洪諾夫和大使安德羅波夫。23日夜晚，蘇聯和匈牙利領導人都在緊張地研究應對危機的辦法。據俄國檔案記載，23日22~23時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正在莫斯科「休養」的拉科西也被邀請來了。當赫魯曉夫問道，在目前這種局勢下是否需要蘇聯軍隊出面干涉時，拉科西毫不猶豫地回答：「絕對需要，而且必須立即干涉。」23時，蘇聯國防部根據政府的決定向駐匈特別軍、喀爾巴阡軍區步兵軍、部署在羅馬尼亞的獨立機械化集團軍發出了戰鬥警報， 24日2時至4時進入布達佩斯並佔領了該市重要設施……
從匈牙利局勢驟然惡化到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和佔領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後不足12個小時，在此期間，中國沒有任何反應。原因在於，一則中國的方針是「多聽少說，不輕易表態」;二則情況不明，也不便發言。據逄先知、金沖及的《毛澤東傳》記載：劉少奇23日晚上與蘇共領導人會談時聽到了匈牙利發生暴亂的消息，即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從24日到31日，毛澤東連續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並與劉少奇保持直接的電話聯繫。但是，討論的具體內容目前還不得而知。
根據俄國的檔案記載和師哲的回憶錄，23日下午劉少奇到達莫斯科。赫魯曉夫對劉少奇說：匈牙利目前的局勢你們完全不知道，現在也來不及徵求你們的意見了，明天主席團開會，請你們參加。說完就走了。24日上午劉少奇出席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介紹了匈牙利的情況，稱蘇軍已出動，進入了布達佩斯，社會秩序已基本上恢復。只有幾個據點沒有拿下來，其他問題都解決了。人民歡迎蘇聯紅軍，歡迎蘇聯的坦克。他希望中國同志理解，這是完全必要的步驟。赫魯曉夫還強調，波蘭是黨內問題，是正確與錯誤的問題，而匈牙利已出現了反革命徵兆，因此對匈牙利問題的處理不能跟波蘭一樣，希望中國同志了解。看來，赫魯曉夫只是向中國代表團解釋了一下出兵的原因，並不需要中國人對此做出評論。師哲的回憶也都沒有記述劉少奇對匈牙利問題及蘇聯出兵的反應——很可能，劉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沒有表示任何態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勢變化既曲折又複雜，但無論如何到28日晚上，當蘇斯洛夫從布達佩斯返回並彙報了最新情況後，蘇聯領導人的傾向性意見是宣布支持卡達爾和納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羅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納吉的宣言，同意從布達佩斯和其他佔領地區撤軍。同一天，駐匈蘇軍司令部下令制定蘇軍撤出布達佩斯而由匈牙利軍隊接管的計劃。
沒有人會想到，兩天後風雲突變，更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從天而降。但這次蘇聯軍隊要對付的已經不是街頭「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軍隊和武裝起來的市民了。
蘇軍為何殺了一個回馬槍
如果說蘇聯第一次出兵決策完全是獨自做出的話，那麼在蘇聯第二次出兵的決策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意見則發揮了微妙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中蘇領導人在後來的政治論戰中各執一詞：中國方面強調中共「建議蘇共中央不要從匈牙利撤走軍隊，要利用部隊鎮壓反革命叛亂」，否則就要「犯歷史的錯誤，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損失」。蘇聯方面承認當時中共確曾對蘇共中央提出勸告，但勸告的內容與現在所說完全不同。(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1960年9月17～20日)那麼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問題的大致脈絡是可以說清楚的。
蘇軍撤出布達佩斯後突然又殺了一個回馬槍，在外人看來很難理解。按照赫魯曉夫在1957年6月全會和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中的說法，30日凌晨赫魯曉夫離開劉少奇回家時，做出的決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後看到匈牙利局勢惡化的新情報，經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一致決定再次出兵干涉。為此，在31日晚劉少奇回國前，赫魯曉夫帶領整個主席團趕到機場，與劉少奇等舉行會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劉少奇對此完全贊同，說這也是中國方面的考慮。(趙永穆等譯《蘇聯共產黨最後一個「反黨」集團》，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版)這就是說，再次出兵的決定完全是蘇聯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以師哲的回憶最為詳細：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看。由於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況，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後深感意外，整整討論了一天。經研究提出了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因此，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為好。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了緊急會議。劉少奇在發言時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放棄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入敵人手裡。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問題，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但赫魯曉夫表示非常為難，他說，出兵就意味著要對匈牙利實行全面佔領，那樣我們就變成征服者了。我們已經考慮過，大家都認為這樣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張退讓。鑒於蘇方已有一致意見，中共代表團不好再說什麼了。第二天(31日)晚上，劉少奇接到蘇方電話，要求代表團成員提前一個小時到達飛機場，同蘇方再度會談。赫魯曉夫一見面就告訴劉少奇，經過主席團一整天的討論，又有了新的決定，準備在匈牙利採取進攻的方針。劉少奇表示贊同，又提出蘇聯出兵的前提條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請，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眾的擁護。
對比俄國檔案，可知師哲的回憶是準確的。這個過程表明，對蘇聯第二次出兵決策起關鍵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澤東對匈牙利危機態度的轉變，更準確地說，是對納吉政府態度的轉變。促使毛澤東態度突然轉變的原因，劉少奇轉告的米高揚30日電報是一個因素，同時也有史料顯示，來自中國駐匈使館的分析也影響了毛澤東的判斷。在1959年5月5日與匈牙利黨政代表團的會見中，毛澤東向明尼赫強調，匈牙利共產黨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從他們的經驗中受益不小。毛澤東說，中國的領導人對1956年的事件給予了密切關注，並指著坐在陳毅後面的郝德青(中國駐匈牙利大使)說，大使的報告和建議對於評價和處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發展的局勢是最有幫助的。毛追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國使館報告說，反革命勢力正取得越來越多的支持，並且警告說如果蘇聯不能成功地清算納吉政府，資本主義在匈牙利的恢復將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說，由於這個消息和來自幾個東歐共產黨的消息，他決定立即請赫魯曉夫對匈牙利的修正主義者採取軍事行動。
11月1日至2日，就在赫魯曉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穿梭遊說時，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佔匈牙利的「旋風」戰役計劃，並得到主席團會議的批准。11月3日下午，在布達佩斯的50多名中國留學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館避難。當晚24時，由科涅夫元帥指揮的12個師、總兵力達10萬人的駐匈蘇軍已經全部完成了戰鬥準備。莫斯科時間11月4日晨6時，口令「霹靂」下達後，全面佔領匈牙利的「旋風」戰役開始了。
赫魯曉夫將中國帶進了歐洲
波匈事件實際上是東歐國家長期以來積累的與蘇聯的矛盾，以及對斯大林模式不滿的總爆發，而打開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蘇共二十大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應該說，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便逐步走上了希望變革的道路，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國內的社會壓力和國際的緊張局勢交織在一起，使幾乎所有的蘇聯領導人都看到了改變現狀的緊迫性。在斯大林彌留之際召開的蘇聯最高機構聯席會議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變動，充分說明了蘇聯未來領導人想要擺脫斯大林陰影的心態。儘管由於黨內繼承權鬥爭接連不斷，使某些改革措施沒有展開，但當這種鬥爭趨於平靜以後，克里姆林宮新主人感到改革已是當務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認識，這就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必然出現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要求。
然而，保守勢力的存在，以及赫魯曉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變，文化素養不高，缺乏政治經驗)造成了這次改革的盲目性、隨意性、急躁性和不徹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處理斯大林問題的不慎重、不穩妥的方式。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在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起強烈反響，一方面推動了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和匈牙利的改革進程，一方面也在共產黨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滿和動蕩。
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在處理東歐問題時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兩難境地。推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路線，必然要求蘇聯在東歐國家解放和起用過去受到打擊和壓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陣營步調一致。但是，所有這些東歐國家的新領導人同時又代表了一股反對和擺脫蘇聯控制的力量——這也是社會和民眾的呼聲，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陣營鬆散，構成對蘇聯安全的威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就是蘇聯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和鬥爭，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變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線上各有主張，而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卻是利益一致的。儘管赫魯曉夫和米高揚傾向於和平解決匈牙利危機，但面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安全受到的威脅，他們也無法承擔黨內分裂的風險。所有這些因素造成了蘇聯處理波蘭和匈牙利危機時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前後矛盾的狀況，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幫助。
恰如毛澤東所說，對於蘇共二十大，中國既支持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這個「蓋子」，又擔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會主義陣營的動蕩甚至瓦解。由此出發，在處理波匈危機時，中共始終堅持了兩個原則：一方面是借批評斯大林的東風，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實行獨立平等的原則，聯合東歐國家一起掃除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作風——對波蘭危機的處理特別突出地表現了這個原則。另一個方面是調和蘇東關係，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團結和穩定，堅決排斥和打擊一切有可能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措施和傾向——對匈牙利危機的處理最明顯地表現出這個原則。
在波匈事件中，與其說中國幫助蘇聯解決了危機，不如說毛澤東通過處理危機達到了自己的目標——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國主義，又保持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正是因此，波匈事件後中國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聲望也顯著提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贊同有些學者提出的這樣一種看法——在處理1956年秋天的危機中，赫魯曉夫最關鍵的行動之一，是將中國帶進了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