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清軍為何敗的如此徹底？看看當年的志願軍你就知道了
原標題：甲午戰爭清軍為何敗的如此徹底？看看當年的志願軍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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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戰，清陸軍的表現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在整場戰爭中，清陸軍除了少數場合能夠勉強一戰外，大多數戰鬥都是一觸即潰或者望風而逃，整體表現完全可以用不堪一擊來形容。
當時的清軍在甲午戰爭前經歷了鎮壓太平天國、圍剿捻軍、收復新疆、中法之戰等多場戰爭的錘鍊，戰績卓著、戰將如雲，武器裝備水平在如火如荼的洋務運動也得到了極大地改善，給外界的觀感並不是一支弱旅。
然而，在觀感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之下，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久經戰陣、人數眾多的清朝陸軍會在國小兵少、多年沒打仗的日軍面前毫無招架之力？
可以說，清敗是綜合實力全面落後之敗。
甲午中日戰爭
一、上下麻痹，對日無備且一片混亂
戰前，清廷對日警惕不足，更不了解日本一戰決心，後果是舉凡指揮體系、兵役制度、裝備更新等各個方面均逐漸被日本拋在身後。
對日本，清廷出現致命的誤判。對日情報為零而日本卻派大量間諜掌握了清的上下軍情，還竊得清的密碼，使清對日單向透明。
清廷中負責對日防務、意見建議能夠左右樞機對日決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低估了日本一意發動戰爭，侵略中國的野蠻決心，一廂情願地認為日本不會開戰，一誤再誤，樞機中也無人能予以匡正。
朝鮮危機出現，駐日大使汪鳳藻、駐朝商務大臣袁世凱密報日本正在增兵求戰，李鴻章仍主觀地認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韓匪起事」，「伊藤與吾交好，非虛偽」，日軍卻大舉入朝，佔據仁川、漢城一帶戰略要地，做好了先發制人的準備。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局，清廷一開始表示震驚，但又認為日本只是「造聲勢」、「爭體面」，仍做著完全憑外交手段退敵的迷夢。
李鴻章
此後，隨著日軍的步步進逼，前線將領提出「事至今日已無可閃避，不如制敵先機，予敵人以迎頭痛擊，挫其鋒銳」，但李鴻章卻給提出先發制人建議的人記過處分，認為「日本添兵，雖謠言四起，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
清廷指揮決策層對戰略形勢的誤判，到了如此荒謬可笑的程度，戰爭的布置準備也就可想而知。正如當時美國駐華大使田貝在致美國總統的秘密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中國以完全無準備狀態捲入戰爭，乃史無前例。」
直到戰爭爆發，清廷仍對戰爭全無設計和謀劃，既沒有一套應付日本進攻的戰爭構想，更沒有制定出應付各種可能情況的作戰預案，戰略指揮完全是反應式的，戰爭動員、兵力布勢、後勤保障處處後於敵手。
陸戰首戰成歡之戰時，清軍到達朝鮮的兵力不及日軍機動部署兵力的一半，首戰即寡不敵眾，對後續入朝部隊的兵心士氣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平壤之戰前夕，清朝才急忙急腳地大量招募新兵，充實兵力，這些新兵連開槍開炮的基本的訓練都沒有時間完成，作戰表現不難想像。平壤之戰爆發時，清軍本應運抵前線的大量後勤物資還滯留國內，成了平壤守將不敢與日軍相持的重要原因。
二、內部派系林立，互不支援
戰略指揮應該做到的高度集中統一，由於清內部政治鬥爭激烈，軍隊又派系林立，清廷根本就做不到，在戰場上多次形成了日軍力量集中，清軍力量分散的不利局面。
鴨綠江之戰，因為作戰部隊來自於八旗練軍與勇營兩個系統，清廷只好將防線一分為二，由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和四川提督幫辦北洋軍務宋慶分別負責。
山東半島作戰，清廷在同一戰場上委任了兩個戰區指揮官，北洋大臣李鴻章負責海軍基地威海衛防衛，其它陸上作戰則由山東巡撫李秉衡調度。李秉衡是李鴻章的政敵，對李鴻章護衛後路的支援要求各種敷衍拖延，很有作壁上觀的嫌疑，導致威海衛守軍在戰爭期間，一直是獨自與優勢兵力的日軍對抗。
在戰爭期間，由於李鴻章、劉坤一等戰略指揮員信心不足、軍隊野戰能力差、戰術戰法保守等原因，清軍實際上採取的是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違背了戰略指揮應牢牢把控主動權的基本原則，一再在戰場上陷入以寡敵眾或坐困危城的被動局面。
清軍士兵
在朝鮮戰場上，李鴻章要求「先守定局，再圖進取」，入朝各軍聽令株守平壤孤城，不主動出擊，將戰場主動權拱手讓與日軍，在後勤不繼的情況下失敗只是早晚的事情。
在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抗登陸作戰中，清軍同樣實行單純守點、分兵把口的消極戰法，完全沒有集中必要力量實施機動阻擊的布置，被日軍以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是必然結果。
且淮軍是李的私家軍隊，對軍閥來說軍隊是其根本，沒有了軍隊也就沒了一切，觀淮軍的表現大有棄地保軍之嫌，因而才會有一觸即潰或者望風而逃。
三、清弱勢的有效作戰兵力
甲午戰爭前夕，清軍的兵力看起來很龐大，計有八旗、綠營以及湘淮軍等地方勇營部隊110餘萬人。但是紙面上與實際可用的兵力並不是一回事。
其中，總數多達近70萬人的八旗、綠營因為吏治腐敗、裝備老舊、不思訓練，早已喪失了戰鬥力，在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中表現得不堪一擊，只能勉強充當維持治安的角色。
清軍能夠一戰的只有以淮軍為主的各路勇營部隊，以及借鑒勇營兵制，以勇營出身將領為骨幹，從八旗、綠營中擇優編練的練軍。練軍整體作戰能力雖然強於八旗、綠營，但是大多數也沒有達到清軍精銳淮軍的水平，而且大多分散各地，抽調不及，也上不了前線。
根據李鴻章的報告，當時清可以作戰的精銳陸軍，總數只有區區53281人，計有駐防旅順、大連灣、天津、威海等地的淮軍勇營部隊38642人，駐在奉天（瀋陽）的勇營部隊奉軍，直隸練軍中較有戰鬥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練軍14639人。
清軍士兵
由於這些軍隊中，很多都擔負著守衛炮台要塞的重任，並不能隨意調動，真正能夠機動作戰機動的兵力僅有駐所在天津的衛汝貴淮系盛軍11384人，葉志超、吳育仁、聶士成等部直隸練軍，武毅軍10357人，以及駐紮在奉天等地的左寶貴奉軍3879人，總計只有2萬5千人。
此時的日本經過軍制改革，已經全面實現了軍隊訓練、制度、裝備、戰術的近代化，除守備兵力外，還編練了7個野戰師團，多達12萬餘人的機動作戰部隊。也就是說，日軍的機動兵力達清軍的5倍之多。
由於堪戰兵力的巨大差距，在甲午戰爭的系列戰鬥中，清軍始終處於以寡敵眾的不利境況。清軍與日軍的首次陸上交鋒是成歡之戰。這是雙方開戰之前已進駐朝鮮部隊之間發生的一場戰鬥，清軍總兵力3800餘人，參戰兵力2800人，日軍總兵力8000餘人，參戰兵力4000餘人。
平壤之戰，清軍防守平壤的兵力為11000人左右，而日軍兵力為16000多人。鴨綠江之戰，清軍名義上的總兵力達到28000人，但實際上參戰的只有20000人，只有日軍30000的三分之二。
到鴨綠江之戰時，李鴻章眼中的能戰之兵，已大多投入戰鬥，其中機動作戰兵力已經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鮮戰場，原本防守炮台的兵力不得已也抽調了大部參與了鴨綠江之戰。
清朝慘敗
其後的戰鬥，與日軍作戰的多數清軍都是倉促募集的新兵，這些人沒有時間經過充分的訓練，連槍炮響聲都怕，其實不能算作有效作戰兵力，反倒帶來了巨大的戰場控制和後勤保障麻煩。
就算把新兵算作有效兵力，日軍進犯大連、旅順時，清軍防守兵力仍不及日軍。直到日軍深入遼陽之後，陸續聚集的清軍才開始在數量上超過日軍。
但此時清軍精兵和重武器消耗損失殆盡，光談數量意義已經不大，比如海城之戰中的主力湘軍，只不過是起用一些湘軍舊將在湖南重招募的兵勇而已，與太平天國戰爭時的湘軍其實沒有什麼關係，不是能戰之兵，這也是清軍四次反攻海城不能得手的重要原因。
清軍兵力在遼東戰場處於弱勢，在山東戰場也是同樣的問題。日軍在山東登陸的兵力34600餘人，但清軍駐防兵力只有22200餘人，並且分別聽命於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山東巡撫李秉衡，原本就單薄的兵力經分散在作戰中更加弱勢。日軍在攻克北洋水師基地威海衛的作戰中，始終面對只有淮軍的8000人，而李秉衡手下的兵力龜縮在煙台以東，沒有一營一隊前往救援。
四、官兵能力素質差距
清軍官兵的思想素質極低。
戰鬥素質來源有三：
1，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效忠；
2，一定的經濟物質和思想素質基礎；
3，武器的精良和嚴格的訓練；
而清軍這三點都缺乏：
1）當時的民眾國家民族意識十分薄弱，沒有國家民族概念，且國是皇上的，不是自已的。
2）在經濟上，當時的國民大多處於赤貧狀態（多數國民屬無地的農奴，只有少量的地主官紳很富有）。
3）大多數國民沒有機會受教育，目不識丁。他們之所以參軍，所追求的不過是當兵吃餉，升官發財而已，談不上有任何職業理想，也沒有忠君愛民、保家衛國的自覺。
由於思想素質上的缺陷，清軍官兵嚴守紀律、服從指揮、顧全大局的意識非常淡薄，在缺少利益刺激的情況下和挫敗恐懼的壓力下，很容易喪失鬥志，甚至潰亂嘩變。
清軍士兵
而那個時代清軍的領導層，除湘軍創始人曾國藩以外，似乎也一直沒有認識到思想教育和改造對軍隊建設的重要性。他們維持士氣的唯一辦法，就是曉之以利，靠斬首一人賞銀多少，命中一炮賞銀多少這樣粗陋、直接的物質利益刺激來集結振奮人心。
即便以曾國藩的嫡傳大弟子、得意門生自居的李鴻章本人，也沒有意識到曾國藩在軍營中進行經常化思想教育的意義所在。他在軍隊建設上，關注得更多的是武器裝備和戰術操法，部屬只要能打仗，其它的包括貪污受賄乃至剛愎犯上都可以優容。
領導層對思想素質改造的忽視，又進一步加劇了清軍官兵素質的敗壞，讓他們變成了一群目無法紀的驕兵悍將。
另外，將領們在戰場上協同作戰時門戶之見嚴重，不是同一個系統的就不協作配合，而且在同一系統內還分小派系，對於上級明確的指揮員，只要不是同一派系，就公然不服從調度，即便是同一派系，也要一爭高下，互不服氣，活脫脫就是國民黨軍隊的前世版。
直隸提督葉志超在被任命為平壤前敵指揮官時，知道衛汝貴、左寶貴、馬玉昆、豐升阿等其它各路將領不會聽自己的，只好哀求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文人，代表李鴻章上前線督軍。
直隸提督葉志超（前排左五）
其實這幾位將領，除了豐升阿屬八旗系統之外，都出自淮軍，葉志超和衛汝貴還一直在李鴻章麾下共事。而士兵們則紀律蕩然，稍有機會就擾民害民，殺人搶劫強姦放火，無惡不作。作戰其實較為得力的盛軍統領衛汝貴在兵敗平壤後遭到清廷處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李鴻章的政敵抓住了盛軍軍紀敗壞的辮子，得以借懲處衛汝貴來打擊李鴻章。
4）武器多不能自造而是進口的萬國牌。
清無自主軍事工業，從槍炮到軍艦，炮彈等武備都購自英法德意等國。
如所謂強大的北洋艦隊，不但軍艦購自英德，（軍艦都是開戰前10年購自英德，後軍費被挪用建花園，停止更新軍備，十年之差，日新購自英國的鐵甲艦就在速度，速射炮，裝甲等方面超過了清之十年前舊艦）連炮彈都外購，因裝火藥的炮彈昂貴，出海的北洋軍艦竟只帶來20發裝火藥的實彈，其餘都是無火藥的實芯彈。後果是清艦雖曾多次擊中日艦卻打不沉。
5）清軍官兵的軍事素養也頗為低下。
淮軍是當時清軍中武器裝備最先進，作戰經驗最豐富，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但即便是淮軍，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的戰鬥素養在整體上也是乏善可陳的。
不但武器屬萬國造且軍事訓練水平低下，還是300年前中古舊軍那一套。
甲午中日海戰
袁世凱曾經在前敵電報中痛陳淮軍官兵戰鬥技能低下：
「洋人用兵，概分四排，隊前一排散打，敗則退至第三排後整隊，以二隊按步散接應，後排亦可防包抄、傍擊。右後支隊伍數十里設兵駐防，遏退兵，整殘卒，雖敗不潰，各軍平時操練亦有此法，然臨陣多用非所學，每照擊土匪法，挑奮勇為一簇，馬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難定，簇後不敢放槍，恐自擊，只恃簇前數十人亂打，且簇擁易中彈，因難制勝。」
日軍隨軍記者也對清軍低下的軍事素養印象深刻:
「清軍從不考慮利用有利地形，和使用跪射和卧射，一律使用站射。他們浪費彈藥，對少數偵察兵，也使用120mm重炮」；
「清軍炮兵一般在步兵陣列，技術很差，開火毫無節制，打光炮彈算事，大炮旁還插有大旗，成為顯眼的目標」；
「清軍武器不錯，個頭很高，但是完全不使用白刃戰，每當白刃戰，他們都把子彈上了膛的步槍丟棄一鬨而散，一溜煙的逃跑。所以有好機會也不衝鋒，更不追擊，作戰就是排成一線。」
另外，將領的作戰指揮也顯得十分粗漏獃滯。平壤守將葉志超等，株守孤城，完全不敢主動出擊，盡遠布勢，坐等優勢敵軍來攻。宋慶守鴨綠江，布置防禦沒有縱深，手中不掌握預備隊，結果一處遭日軍突破，便全線崩潰。
低下的軍事素質後面隱藏的是清軍原始粗糙的軍官選拔及教育訓練方法。依託軍校逐級進行軍官的選拔培養是軍事近代化的重要標誌，也是當時西方列強的普遍做法。日本在明治維新學得很快，到了戰爭前，其各級軍官大多受過系統的軍事教育和培訓。
清朝洋務動時間上雖然較明治維新早，但是軍官的選拔培養整體上仍沿用中古時代的老一套做法。即軍官的選拔任用，戰爭時期靠實戰汰選，和平時期則主要論關係，講資歷，從中下級到高級，都沒有軍事教育和培訓。
清軍士兵
到甲午戰爭前夕，各路勇營、練軍的軍官要麼出身行伍，要麼因私人關係得以謀得職位。沒有人受過近代化軍事教育，僅因為自己或長輩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作戰中立有戰功，就得以逐級晉陞。
他們的作戰知識和習慣要麼來自於自己在太平天國戰爭、鎮壓捻軍的實戰經驗積累，要麼來自於自家長輩和同僚的言傳身教。這些與低武器裝備水平、低組織程度的作戰對手在低烈度戰爭對抗中獲取的知識技能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了。
但是基於功利化的入伍動機和普遍低下的文化素質，清軍軍官對近代化作戰知識技能，既沒有主動學習的興趣，也缺乏透徹掌握的能力。人數寥寥的受過近代化軍事教育的軍校畢業生，則在軍隊得不到重視，不僅無法染指部隊指揮權，還處處受到舊式軍官的打壓。
清軍在勇營、練軍中推行的西式訓練，由於組織不得力，方法不得當，最終的效果的也是畫虎類犬，東施效顰。洋務派領袖張之洞對清軍編練新軍成效不大的原因作過剖析：
「舊日洋操，兵之所以練不能精者，以用教習為弊為最大，設有教習，則營、哨官皆可以以庸劣無能之人濫竽充數，營壘法式，槍炮理法，隊伍分和，一切教練事宜，懵然不知。一切教法，付之教習，權力不專，臨操時已不甚聽從，操場一散，即仍聽營、哨官之指使，課令雜役，紛紜百出。全與操法制度相違戾。臨操之時，統帶官熟視其旁，一若不與其事者，最為可怪。一旦出防遠征，則仍聽統帶之官妄加調遣。如此，則永遠練習不成，何論戰勝外國。」
從張之洞的觀察來看，清軍新軍編練幾無效果，出現袁世凱電報中「臨陣多用非所學」，仍按「擊土匪法」打仗的情況也就不奇怪了。
五、落後的編製編成
參戰清軍的編製編成是曾國潘在創立湘軍時參照戚繼光練兵方法設定的，為與清軍八旗、綠營軍制相區分，可稱之勇營制。
勇營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步兵每營500人，按哨、隊兩級編成，1營下轄4哨，1哨分8隊，每隊編有10到12名士卒，此外每營還雇有負責後勤保障的長夫180人，不列入編製；騎兵每營250人，分哨、棚、什三級編成，營以上再無固定編製。帶隊營官以上的軍事長官即為統領，每個統領轄軍少則數營，多則十數營以至數十營不等。
各統領無論統兵多少，相互之間有無隸屬關係，全都直接聽令於統兵大帥1人。營以上各級設有營務處，協助營官處理文書及後勤事宜，不是協助作戰的參謀機構。
後來淮軍沿襲湘軍，練軍模仿湘軍、淮軍，數十年間沒有對這種編製編成作過大的調整改變，只是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武器裝備的西化逐步編入了開花炮營等新作戰兵種單位。
這種脫胎於冷兵器時代的編製編成在清軍與組織度很低、武器裝備以冷兵器為主的太平軍、捻軍對抗時，問題尚不明顯，但放眼世界，它就如同清朝這個老大帝國一樣，已經被時代的車輪遠遠地拋在後面。同時代的西方列強，早已普遍採用了適應熱兵器、大兵團作戰需要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的樹狀編製結構。
晚晴軍官與士兵
日本在明治維新過程中，效仿這種編製結構，對軍隊編製體製作了徹底的革新。日軍以師團為最高固定編成單位，下轄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各級，配有騎兵、炮兵、工兵、輜重等各個兵種，戰時員額接近兩萬人，而且團以上單位設置了司令部，輔助指揮官進行作戰指揮。
與日軍作戰時，清軍編製編成不利於有效指揮、集中作戰的缺點一起集中迸發出來，成了清軍屢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基層組織方面，勇營制中步兵編製缺少排一級建制，導致基礎戰術指揮嚴重不足。勇營制中，營相當於近現代編製中的營，哨相當於連，隊相當於班，沒有熱兵器化軍隊中最重要的基本戰術單位，也是培養基層指揮員的重要崗位---排。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論是在戚繼光的時代還是湘、淮軍的時代，他們及其作戰對手的火器化程度都很低，採用密集隊形進行白刃衝鋒格鬥，是主要作戰方式。在這種作戰方式下，一個哨的作戰正面和縱深都不大，指揮起來相對容易，不需要太多的指揮官進行分級分層控制，設立排級建制及指揮員沒有現實需要。
遭遇近代化的日軍後，清軍沒有排這個建制的缺陷就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在整個甲午戰爭中，清軍在戰鬥隊形上要麼就是蜂擁蝟集，造成無謂的傷亡，要麼是就是散開之後，士兵沒有軍官的指揮，無論是戰鬥意志還是戰鬥動作都上不來，「遇敵即逃，遇敵即潰」，小部隊的運用根本無從談起。
在中高級指揮控制上，勇營制層級過少，跨度過大，導致不少統領需要指揮數量過多的營作戰，超出了他們的調度能力，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即便是現代化軍隊，有先進發達的指揮通信和完備成熟的參謀機構作輔助支撐，一個指揮官直接指揮的作戰單元也不會超過5個，而勇營制中各軍統領領軍多在這個數目之上。
日本明治維新
在甲午戰爭中，面對師團編製、多路分進的日軍，清軍將領普遍難以駕馭調度為數眾多的作戰單元，籌劃指揮紕漏失誤頻出。如蓋平、牛庄、田莊台等戰鬥，清軍頻頻被日軍攻破側翼或被包抄。這種編製編成本身也不利於清軍集中兵力進行大兵團作戰。
大規模戰事，出兵動輒數萬，達數十以至上百個營。如此龐大的兵力不是某一個統領出動得了的，必須出動數軍聯合作戰。此時受命節制諸軍的統領卻無法指揮他部，原因一在於上文提到的清軍顧全大局，服從指揮的意識本來就很差；二在於平時各統領不相隸屬，地位相近，一時難以磨合，結果往往在亟需集中統一行動的戰場上形成有將無帥，各行其是的局面。
直隸提督葉志超在平壤擔任前敵指揮官時，根本無法指揮左寶貴、馬玉昆、衛汝貴率領的其它部隊，遇事只能會商而已。接替葉志超擔任前敵指揮的宋慶遭遇的問題更加嚴重。因為他本身不屬於淮軍嫡系，淮軍諸將自然更加不聽調遣。所以他名為「諸軍總統」，但實際上能調遣只有直屬他的9個營而已。
勇營制也不利於高級指揮員的培養養成。勇營制下各統領轄軍不等，如果以一般情況下的8，9個營計，則相當於師的編製，如果以淮軍最大的一支盛軍為例，多達16個營的兵力，已經相當軍的編製。從營到師、軍這麼大的跨度，中間竟然沒有一個銜接的層次，使得各軍的統領只能從營官中選拔，導致了很多統領實際上是以一個營長的歷練在承擔方面指揮的職責。
眾所周知，作為戰術分隊的營和戰役兵團的師軍，對其指揮員的能力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營長只需要在很小的戰術範圍內考慮問題，但是師以上指揮員則必須能夠控制整個戰局。沒有幾個人不經層層磨練，天生就具備指揮大兵團作戰的才能。
甲午戰爭中，淮軍的主要統領如葉志超、衛汝貴、劉盛休等人都是從營官的位置一躍而上的，事實證明，他們都不具備擔任高級指揮員的能力。整個戰爭中，淮軍諸統領，除了聶士成之外，大多表現得庸懦無能，與勇營制這種編製編成是有著莫大關係的。
六、紊亂無力的後勤保障
落後、混亂、拖沓的後勤保障經常使前線清軍處於給養軍械供應不足的窘境，有時甚至到了缺衣少食、槍炮俱無的地步，嚴重影響了清軍的戰鬥力和作戰表現。
據甲午戰爭研究委員會委員陳午所著《沉沒的甲午》一書的分析研究，平壤之戰，葉志超之所以在戰況尚可的情況下棄城逃跑，清軍由於後勤不濟，彈藥、糧食已不足以支持堅守數天的用度，的確是重要原因，不完全是因為葉志超膽小庸懦。
宋慶率軍增援金州的過程中，由於糧秣轉運不及，士兵們只能每日背著飯鍋，到附近農村搜集糧食，以得一飯之飽，一軍主帥宋慶也吃不到象樣的東西。反攻海城之戰中，清軍調配不到攻城大炮，直接導致了四次反攻海城勞而無功。
在如此糟糕的後勤之下，想讓軍隊打贏硬仗、惡仗的確是勉為其難。清軍的後勤之所以如此糟糕，跟後勤統籌組織調度不力、缺少有效的機構體系支撐有莫大的關係。
平壤被俘的清軍士兵
在戰前爆發之前，李鴻章對日本一意發動戰爭的狼子野心估計不足，寄希望於與日本同為一丘之貉的列強英、美、德、俄調停，對後勤工作未作通盤的籌劃準備。
中日開戰不久，進駐朝鮮的清軍所攜糧餉彈藥不足，各軍保障途徑不一，不相接濟，後續轉運保障紊亂的情況就暴露了出來。後來雖經清廷著力補救，設立了統一的全軍後勤部門和前敵後勤保障部門，任命派遣幹員盛宣懷、周馥、袁世凱專門負責，並於後方至前線沿途設立兵站轉運保障，但是關鍵之戰平壤之戰此時已經打輸了。
清軍各勇營本來設有用於後勤的長夫，但是為了節省糧餉，出征朝鮮的各軍大多沒有攜帶長夫。結果清軍不得不抽出本來相對日軍就不佔優勢的作戰兵力負責繁雜的後勤事務，進一步分散了力量。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清軍後勤還有一個特別不合理的地方，那就是戰鬥負傷竟然需要自費治療。如此不近情理的衛生醫療制度，對兵心士氣的掣肘制約可想而知。
日軍則因為後勤保障體制近代化，保障機構體系完備，保障力量充足，組織調度有力，雖然遠離本土作戰，但是對於清軍，仍佔盡了後勤優勢。
日軍師團下面編有工兵、彈藥、輜重大隊負責工程作業、軍械、給養等事務，衛生隊負責戰地醫療救護，在軍一級則設立兵站部統一負責全軍的後勤保障。除編設專職機構和人員負責後勤事務，日軍還徵用了多達15萬人，不佔軍隊編製的軍夫負責糧秣轉運、工事構築、橋樑架設等後勤事務，使野戰部隊能夠集中精力作戰。
日本明治維修
甲午戰前約三十年，日本與清朝各自進行了旨在富國強軍的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在歷史的長河中，三十年不過是短短的一瞬，但這足以讓一個國家、一支軍隊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文明高速發展的時代尤其如此。
日軍在明治維新期間，大力吸納西方軍事文明的先進成果，走上了近代化的快車道，從內到外脫胎換骨。
而清軍在近代化的路上走得蹣跚躑躅，直到甲午戰爭前夕，即便是清軍近代化程度最高的淮軍，也不只過是裝備了一些近代化武器，引進了一些西洋操法，但是教育訓練、軍官選拔、編製編成等內核仍然停留在中古時代的舊式軍隊而已。
進步速度的不同，使得清軍慘敗的結局在戰前業已註定。清朝陸軍也有不少盡忠職守、浴血奮戰的勇士，他們的精神值得後人崇敬和緬懷，但是即使每個人都像他們那樣血性忠勇，也難以改變戰爭的結局，充其量輸得不那麼慘烈、難堪而已。
國家和民族為甲午戰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至今日，時時牽動國人神經的台灣和釣魚島問題仍可以追溯到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場戰爭。
沉痛的歷史告誡我們，戰爭準備的實質是敵我雙方戰爭能力建設的競賽，是動態的、雙向的，既往的戰績和經驗在時空的變換之中，往往已不足以作為未來戰爭的憑恃。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國防建設上，任何的懈怠，任何的疏忽，都會成為殘酷戰爭中血的教訓，必須抱有「永遠在路上」的心態。
志願軍
反觀1950年的志願軍：
1，當時的中國軍隊已經是在高度統一、堅強領導下的一個整體，不存在清軍的派系問題；
2，經歷抗戰的洗理，當時的中國軍人都對美日等外敵恨之入骨，有為國家為民族而戰的意識；
3，在思想上，當時人們參軍是為保家為國，更為保衛分得的土地等勝利果實（中國已完成分田到戶之土改）；
4，當時中國雖經濟落後，武器是萬國牌但有統一的領導，有對外敵的仇恨及保衛自已土地的堅強決心及蘇聯在物質上特別是武器上的強援，這些因素才是1950年的中國不同於清軍，取得抗美援朝勝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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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血軍事，一億軍迷之家
來看今天的熱門話題，「巴基斯坦將宣布重大決定，中國樂瘋了，美國坐不住，看巴網民評價」，近日，巴基斯坦的一項重大決定引起了全世界的熱議，美國徹底坐不住了，美專家指出，中巴之間若做出這一舉措，中國軍力將在2018年「全面開花」，進一步提升全球化作戰能力。巴基斯坦到底宣布了什麼重大決定呢？你可以點閲|讀|原|文加入「軍迷交流群」，軍迷朋友咱群里聊。
※官四代被皇帝偷襲，有了中國最屈辱的一個詞
※11年來首次！美軍艦再闖台灣海峽，可惜這次蔡英文卻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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