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 那個乞丐的女兒，在上海買了100平米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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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路
致 獨一無二的你
24
八月
星期五
去年，我們搬了新家之後，朋友給我介紹了一間針對涉外的家政公司，Anna正是接待我的高級顧問。
我們約好了日子，Anna帶著阿姨來我家面試。她中等身材，素顏，有幾個淺淺的褐斑，但是皮膚光潔而緊繃，看不出來她已經快40歲了，有一種，讓我無法形容的舒適。
第一個阿姨做了幾個月，家裡有事要離職。晚上十點鐘，我手忙腳亂地給Anna發微信，這次我連要求都不用再重複了，第二天她就帶著合適的候選人，來面試。
她告訴我：「我在推薦候選人之外，還在做一些上崗前的培訓。」
她說：「我常常會告訴阿姨們：『
人生從來都沒有公平過。弱勢是一種委屈，可比弱勢更可怕的是，把自己困在自己的弱勢里。
人生是自己的，所有的等待，哭泣，委屈，消耗的都是自己的時間。不去努力，走不出來，最後損傷的還是自己。』」
我沉默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說：「有這種想法，一定有過不同的經歷。」
她點頭說：「對，我給你講講，我們家的故事吧，沒有書香門第大家閨秀的雅緻，但我總覺得有一天，我們的故事值得被寫出來。
乞丐的女兒，怎麼能夠走出絕望的困境。有時候，窮也可以窮得有骨氣，窮也可以窮得有希望。」
「我外婆家很窮，我奶奶家更窮，我家很窮，非常窮，真的是窮到……」回憶讓Anna想起了什麼，一句未凈，又淚水蒙上來，有點哽咽。
Anna的媽媽到五歲還不會講話，家裡人才明白，原來她是聾啞人，可他們的家族裡，並沒有聾啞的基因。
大家紛紛地猜測說，估計小時候生病，土方子沒管用？那時候，村子裡的小孩子生病，就用土方子治，撐過去就過去，撐不過去，就是這小鬼的命。
幸好目前來看，母親的聾啞並沒有遺傳給她的五個孩子，也沒有遺傳給孩子的孩子們。所以還是後天的可能性更大些吧？
Anna的爺爺家更窮。
她的爺爺是靠著要飯，養活奶奶和三個孩子。後來她爺爺病死了，奶奶活不下去，帶著三個孩子，嫁給了爺爺的親弟弟，又生了兩個孩子。睜眼閉眼都是一群要吃飯的嘴，絕望到深淵的貧窮。
雖然很餓，但幸好沒餓死。稀里糊塗的，孩子長大了。她爸爸到了結婚的年紀，經人介紹和她的媽媽結了婚。雖然爺爺家更窮，但是媽媽不會講話，也算是一種門當戶對吧？
他們結婚之後，一連生了四個女兒，Anna是老四。
1980年出生。那時村裡就已經開始計劃生育了，她是超生的，分不到村裡本來已經非常緊張的耕地，而且每年都要交罰款，結果不出意外，就是家裡更窮了。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Anna的爺爺從安徽去了江西的山裡開荒。
Anna的父母，把已經開始讀書的大姐，安置在叔叔家。爸爸挑著竹簍子，後面放著些傢伙事兒，前面放著Anna，母親領著二姐和三姐，一起從安徽走到江西開荒。
他們在山裡，用晒乾的茅草搭了一個小茅屋，在茅屋前的土地上，挖了一個坑，加上鍋就是爐灶。爺爺是攢了一些米的，這就是他們一家人的口糧。
白天，爺爺，爸媽和二姐，都要在山上開荒。
要拔掉所有的野草荊棘，搬開石頭，把土地刨平，整理好之後，才能準備來年的播種。沒有工具，沒有牲畜，全憑人工，開荒是極苦的。
三姐帶著不到四歲的Anna，滿山挖野蒜，這就是他們的蔬菜。山腳下有個水庫，偶爾爺爺和爸爸，會抹黑捉幾條魚，魚少人多，煮鍋湯，就已經是兒時最幸福的美味了。
上山幾個月，叔叔就停掉了大姐的學校，把大姐送到江西山上來。誰都窮，多一個人，多張嘴，負擔不起。
而母親的肚子日益大了起來，按日子算下去，應該在上山之前，就懷上了。
他們家，迎來了第五個孩子，是一個男孩子。
在Anna10歲，也就是1990年的時候，全家決定讓弟弟去讀書。可是山路漫長，野獸出沒，有
多
危險。家裡決定，讓Anna陪著弟弟去讀書，才好照顧。十歲的一年級新生，在那間房屋破舊的小學裡，倒也不奇怪。但是窮成那樣，還肯送個女娃子去讀書，家裡沒少收到善意或者惡意的問候。上學要學費不說，更重要的是，娃兒們上了學，就不能幹活，一張嘴要白養著。
學費到底有多貴呢？讀一年，十塊錢。
每到了該交學費的時候，父親就去村裡找人借。管一個人借了錢交上學費，限期快到了，就再找另一個人借錢還上，限期再要到了，那就再找一個人去借……
我有點奇怪：「村裡都是知根知底的鄉親，為什麼還有人肯借錢給你們？」
Anna說：「就是苦在一起的鄉親，大家都是心知肚明。能幫一把就是一把。等到了自己需要幫忙的時候，才能相互幫襯。」
大姐十幾歲了，姑姑想著奶奶遺言，商量著讓大姐嫁給自己兒子，算是親上加親。大姐並不想嫁人，可想到姑姑家的情況，終究比自己家略好些，她還是嫁給了表哥，條件就是要供自己的弟妹讀書。
生活那麼難，到底為什麼要供孩子們讀書，其實爺爺爸媽都在動搖。家裡態度最堅決的是讀過兩年書的大姐，只要還沒有餓死，弟妹一定要讀書。你們不供，我嫁人也要供他們讀書。
大姐和姐夫先是去福建打工，後來大姐懷孕了，回了江西，就把Anna和弟弟接到她自己的家，供他們讀書。
在1991年的時候，村裡常常斷電，蠟燭1角錢一支，大姐都必須要賒賬。人人都覺得大姐中了邪，可是她九牛拉不回，一定要供弟妹讀書。
為了討生活，大姐和姐夫帶著弟妹和孩子，從江西搬家到安徽，大姐夫有點泥瓦匠的手藝，就在安慶工地幹活。
屋漏偏逢連夜雨，姐夫沒幹多久，就出了事故，負傷在家。每次醫生來給姐夫換藥，都是看著醫生用剪刀夾著藥棉，生生的拆下臀部的兩塊血淋淋的肉，伴隨著姐夫撕心裂肺，沒了命的喊。
這種喊聲死死地嵌進到Anna的回憶中，直到現在，翻想起來，還是會淚濕眼眶的毛孔悚然。
家裡沒有了主要的勞動力，大姐家已經到了無米下鍋的地步，全都靠著親戚的接濟，有一頓沒一頓的活著。
家裡連做飯的柴火都已經沒有了，大姐就去人家地里拔油菜樁子，晒乾了燒飯，煙大嗆死人，可是節約點煤球，那都救命的錢。
都是村子裡面的窮親戚，救濟大姐的同時，對大姐自身無法自保，還繼續堅持送弟妹讀書，多有不滿。可是無論親戚說得多難聽，大姐總是一聲不吭，讀書是弟妹唯一的出路，不可以改變。
姐夫的傷口終於收口了，可以下地賺錢。他們賣過蘋果，鴨蛋，騎著28型自行車，在鄉間顛簸的土路上，一邊踩一邊喊。可是杯水車薪，根本填不住長著的嘴。
痛定思痛，姐夫決定來上海。
到了上海，姐夫在裝修隊當小工，為了省錢，睡過卡車，睡過橋洞。而大姐在城隍廟旁邊的弄堂里，幫人家洗衣服。三塊錢一個小時，從早上五點洗到晚上十點。
那時候，Anna已經上中學了，弟弟也讀到五年級了。他們全家都從江西搬回了安徽，憑著姐姐姐夫在上海販賣苦力賺來的錢，生活終於穩定下來。
在這個異常貧困的家裡，弟弟作為唯一的男孩，一向是最寵的孩子，被捧成掌上明珠，驕橫跋扈。少年的弟弟異常叛逆，常常和家人發生激烈的矛盾，然後一個人跑出去跟朋友玩，夜不歸宿。
有天，弟弟又跑出去玩，第二天回來，只是說是覺得累，不舒服，昏睡了兩天不醒，送去醫院，沒有再醒過來。弟弟就這麼蹊蹺的死了。
醫院說，弟弟死於心臟驟停。可是正在生命力爆棚的年紀，為什麼會心臟驟停？沒有人能夠解釋出原因，全家人都把弟弟的死，歸過於教育的缺失。
如果能夠把他管住，不讓他出去玩，不去交那些狐朋狗友……
可是，這個世上，沒有也許，只有殘酷的事實。
Anna中專之後，來到了上海。
那時候，上海正在大量開展舊城區改造工程，大姐夫組織了幾個親戚，加上大姐，在干著拆房子的工程。有幾次拆著拆著房子塌了，人還在裡面，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二姐三姐也在上海，在大姐的介紹下，做起了阿姨。可是不滿20歲的Anna，不想做阿姨。
她做過導購，服務員，保潔員，去過不同的工廠，上過流水線。有一陣子，她在江蘇的一個外資工廠的流水線上，包產品，對包裝上的英文產生了興趣。
她開始自學英語，沒有老師，沒有學校，就是憑著自己的興趣。對來她說，只有在學英語的時候，才會覺得自己離著世界，沒有那麼遠。
兜兜轉轉，她還是回到上海做起了阿姨。能講英語的阿姨，就算是今天，也搶手無比。
她做了十年的高端涉外家政，然後進入這間中介公司，從普通阿姨變成了培訓經理。
大姐和大姐夫一直在做工程，趁著08年房市最低的時候，傾盡全力地買上了，上海松江區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Anna結了婚，找到一個愛她的人，有個兒子。說起她的家庭，她臉上泛起了一層珍珠色的光暈，「我們沒有很多錢，但是卻幸福而溫馨。這一輩子，我的人生很簡單，但是真的很幸福。」
按照今天世人功利的觀點，沒有年薪百萬，沒有名車豪宅，沒有一屋子的愛馬仕，更沒有董事長投資人的頭銜，這怎麼能夠算得上成功呢？
那麼上海松江一百多平的房子，又算不算成功？
整個社會盲目拜金的「喪」文化，越來越重。「寒門再難出貴子」，擊碎了多少人脆如蛋殼的夢？
無論是「寒門貴子」還是「寒門再難出貴子」，我覺得，問題根本不在於寒門，而在於什麼才是評判貴子的標準。
當三歲的Anna，在江西的荒山上，滿山拔野蒜的時候，她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她能在上海穿著羊絨的大衣，握著咖啡，緩緩地講述著自己人生中的不堪。
能有機會講述痛苦的人，都是因為已經走出了痛苦，可以雲淡風輕。
人生是不公平的，因為人生從來都沒有被設計成公平的。就是因為每個人的起點不同，就算做出了同樣的努力，走了同等的路程，並不能達到同樣的位置。
我們會不由自主的尊重，自己覺得值得尊重的人，無論這個人究竟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還是一個普通人。
我們尊重一個人的價值，尊重一個人的努力，尊重一個人的自強不息，我們尊重別人的幸福。
尊重才是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因為買不來，求不來，要不來的，因為公道自在人心。
盧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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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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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家庭婦女更可悲的是，隱形家庭婦女
※你少的不是錢，是一刻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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