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毛澤東和斯諾的最後一次會面談了些什麼？

文史 08-28

原標題：1970毛澤東和斯諾的最後一次會面談了些什麼？

埃德加·斯諾在延安時與毛澤東合影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爆發的「文化大革命」，讓遠在瑞士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記者斯諾先生很不理解，他急切盼望重訪中國，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經過一番波折，斯諾終於重回中國大地，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熱情接見。而毛澤東、周恩來通過斯諾，巧妙地向尼克松政府傳遞了一個信息：中國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大門，是敞開的……

1939年毛澤東與斯諾在延安

急切渴望重訪中國

就在斯諾第二次訪問新中國不久的1966年，中國大地上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1967年7月，斯諾給愛潑斯坦寫信說：「從這裡所能得到的消息看，中國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很難加以解釋的……人們只能憑著超感官的感覺來進行，而我這種感覺又不太靈敏……」

斯諾急切需要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他渴望著儘快去中國，去現場看一看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斯諾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他想訪問中國的願望，但都遭到了拒絕，而且傳來的都是中國某些當權人物對他的猜疑和謠言。

斯諾寫給中國朋友們的信一一如石沉大海，沒有迴音。怎麼辦?他要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表達訪華的意願。但他說：「我不想現在利用舊日情誼取得訪華的同意……也許我訪華可以結識新朋友，並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果。」

1970年春天，身患多種疾病的斯諾再次住進了醫院，做了一次手術。這天晚上，斯諾和夫人洛伊絲及孩子們正在家中吃飯。大病初癒，他仍很虛弱。這時電話響了，是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秘書打來的。「斯諾先生，我是中國大使館的秘書，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國政府同意你和夫人一起去中國，並願意承擔你和夫人在中國旅行的一切費用。」

「謝謝!我們感謝中國政府的好意，我們很高興接受你們的邀請。我多次去中國，你們每次都願意給我們資助，令我非常感動。但我是一個獨立的記者，我真的不需要你們的資助，一方面這樣會引起別人的誤會，再說，我們能夠想辦法解決的。謝謝!」斯諾很高興地說。

斯諾與周恩來、鄧穎超

1970年7月31日，斯諾夫婦開始了中國之行。這次訪問得到了義大利《時代》周刊的資助。洛伊絲則是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8月14日，斯諾夫婦乘火車由香港抵達廣州，再由廣州飛往北京。斯諾是中國「文革」前訪華的最後一名美國記者，現在又是中國「文革」後第一個訪華的美國記者。在北京機場，斯諾夫婦受到了老朋友們的歡迎。

斯諾夫婦到達北京後，先由黃華陪同回延安和保安參觀。回京後又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參觀了反帝醫院(即協和醫院)。在老朋友林巧稚陪同下，斯諾夫婦參觀了兩例針刺麻醉手術，並照了相。但這卻被有些人認為「讓外國人看針麻手術是泄密」。為此，周恩來指出：「斯諾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針麻手術為什麼不能讓他看?是我把針麻對外公開的首發權送給了他，要他好好為我們宣傳。」

不久，周恩來總理邀請斯諾夫婦到首都體育館觀看中朝乒乓球友誼比賽，在座的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等外賓。在一間客廳里，周恩來和斯諾進行了交談。

周恩來關心地問：「斯諾先生，聽說你前一段時間生病了?」

「是的。沒關係，一點小病。」斯諾說，「總理先生，美國自尼克松總統上任後，在對華政策上可能會有所變化，如果中國尋求和解，同蘇聯談判的可行性大些，還是同美國談判的可能性大些呢?」

周恩來說：「我也一直在向自己問這個問題。」

「那麼中美關係是否有機會創造一個新的開始呢?」斯諾問。

「我們邀請你來，就是希望對此問題找到一個答案。」周恩來說。

1945年,龔澎和毛澤東,斯諾在重慶

　毛澤東斯諾天安門握手

1970年10月1日。金秋十月，秋高氣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二十一周年的慶典在天安門廣場上隆重舉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城樓上檢閱遊行的人民群眾。

斯諾夫婦應周恩來之邀，參加了國慶觀禮。他們站在擠滿了人的天安門城樓上，其中還有西哈努克等外賓。斯諾無意中發現他們倆被安排在相當居中的位置。

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不停地向遊行隊伍揮手致意。喇叭里高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這時，斯諾忽然覺得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他轉過身來，一看是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來吧，有人要見你們。」

斯諾心中充滿著激動，跟隨周恩來來到毛澤東的身邊。斯諾看到毛澤東明顯瘦了些，但看上去更精神了。毛澤東穿著銀灰色的中山裝，頭髮向後梳著，一臉慈祥的微笑。

「主席，斯諾先生和夫人來了。」周恩來把斯諾夫婦帶到毛澤東身邊。按照周恩來的安排，斯諾和洛伊絲分別站到毛澤東的兩側。斯諾站在毛澤東的右側，洛伊絲在左側。

斯諾和毛澤東緊緊地握手，他感覺到毛澤東的握手同以前一樣有力，他問候道：「主席先生，您好!」

「你好!斯諾先生。」

斯諾把洛伊絲介紹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問候了她，然後對斯諾說：「斯諾先生，你給我寫的信我收到了。我沒有立即給你答覆，該你埋怨發脾氣的。現在你總算來了。」

毛澤東侃侃而談：「我讀過你最近寫的一些文章，其中有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批評。這些批評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並不要求你同意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有權堅持你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還是保持你的獨立判斷更為適宜。」

這時，一輛輛精巧漂亮的彩車開過來了。毛澤東指給斯諾看：「你看，這遊行隊伍組織得多好啊!」毛澤東向他們揮著手。下面的群眾齊聲喊起來：「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他們高舉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眼裡流出了熱淚。

斯諾指著遊行隊伍問毛澤東：「主席先生，對這些，您的感覺如何?」

毛澤東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還不太滿意。」

他們的談話被廣場上此起彼伏的「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歡呼聲打斷了。毛澤東揮著手，沉浸在無限的擁戴的熱潮中……

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

　周恩來談中美接觸

1970年11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周恩來請斯諾夫婦喝茶。這次談話，他們著重談到了中美關係問題。周恩來說：「斯諾先生，美國政府又提議我們兩國之間恢復談判，但我們認為如果僅僅在枝節問題上進行對話沒有多大的意義。我們已經談了一百多次，沒有什麼結果。而且現在美國政府又把戰火燒到了柬埔寨。這說明尼克松總統是沒有誠意的。」

「總理先生，如果可能的話，你是否認為中美可能在北京進行會談呢?你們有什麼條件呢?」斯諾問道。

「如果美國政府真有誠意改善中美關係，我們是願意接待一位美國特使的。但我們的條件首先仍是台灣問題。中美談判從1955年開始到現在，沒有解決什麼問題。為了解決問題，現在就要談台灣問題，就是美國必須從台灣撤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它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對此，我們的談判態度和方針不會改變，應改變的是美國政府。」周恩來闡明了中方的立場。

「那談判的門還開著嗎?」斯諾問。

周恩來肯定地說：「我們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

斯諾與毛澤東

毛澤東斯諾暢談5小時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諾再一次作了長達5個小時的暢談。

因為晚上加班整理採訪筆記，斯諾夫婦那天睡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毛澤東的翻譯唐聞生突然來叫斯諾，說：「毛主席要見你。」

斯諾夫婦立刻乘車來到中南海。毛澤東已經坐在餐桌旁等候他們了。見斯諾進來，毛澤東微笑著示意斯諾就坐，然後他們一邊吃早餐一邊談話。餐桌上有饅頭和一些小點心，自然少不了辣椒。斯諾看到毛澤東仍然喜歡用饅頭夾著辣椒吃。

斯諾說：「現在中國的農業情況很好。」

毛澤東實實在在地說：「中國的農業還是靠兩隻手，靠鋤頭和牛耕種。」

吃完飯，斯諾跟隨毛澤東來到他的書房，繼續進行談話。

「斯諾先生，我不喜歡進行接見記者式的談話。今天我們進行的是一次交談，老朋友式的談心。我不反對你在寫文章時可以用我的話發表我的一些意見，但最好不要直接引用。今天，我們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這兩國人民的。我寄很大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人民將是一支有益於世界的潛在力量。」

「據說中美之間已經在進行這方面的溝通和聯繫。」斯諾說。

「我們之間已經多次交換信件，他早就說要派人來，我們也正在考慮怎麼接待他們。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所以我說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我看我不會和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抽了起來，神態安詳。

「前幾天，我見到西哈努克時，他曾對我說：尼克松是毛澤東最好的代理人。他對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變成共產黨人。他是他們最好的彈藥運輸人。」斯諾說。

「是的。我喜歡這種人，喜歡這樣的幫助，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麼社會民主黨，什麼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他欺騙的一面。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歡迎尼克松上台。因為他較少欺騙性，硬的多軟的少。」毛澤東說。

「主席先生，兩個月前在天安門上，您曾告訴我您不滿意目前的情況，您能給我解釋嗎?」斯諾問道。

「其實我是非常討厭個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有必要採取這種討人嫌的做法。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毛澤東說。

「我記得在1965年我採訪您以後寫到了這個問題，有人批評我。那麼現在呢?」斯諾問道。

毛澤東說：「現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過分了，一些人在那裡搞形式主義。搞所謂的『四個偉大』，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討人嫌的，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我本來就是當教員的出身，在我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稱號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主席先生，俄國人害怕中國嗎?」斯諾問道。

「有人是這樣說，但是他們為什麼要害怕呢?中國的原子彈只有這麼大。」毛澤東伸出他的小手指說。「而俄國的原子彈有那麼大。」毛澤東又伸出他的大拇指說，「俄國和美國的原子彈加起來，」毛澤東把兩個拇指並在一起說，「有這麼大。」

「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中國和俄國是誰打了第一槍呢?」斯諾問道。

「在這個問題上，俄國人說我們是教條主義，後來我們叫人家修正主義。我們發表了俄國人的批評文章，但是俄國人不敢發表我們的批評文章。他們後來就派古巴人，隨後又派羅馬尼亞人來要求我們停止公開論戰。我說，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話，要爭論一萬年。後來俄國人自己來了。我對他說，我只能減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減了。」說著，毛澤東笑了。大家都笑了。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是下午一點了。斯諾起身告辭，臨行前他提到愛潑斯坦先生被關進了監獄，希望毛主席能關心一下「好，我知道了。」毛澤東站起來和斯諾手拉著手一起走出家門，「斯諾先生，我跟你反覆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這時，毛澤東又想起了什麼似的說，「在北京的那幾位外國朋友是不是跟你談起了個人崇拜問題呢?」

「是談了一些，但沒有您這麼坦率。」斯諾說。

「他們還有一點恐懼，怕說錯了話，我不怕說錯了話。我是無法無天。」接著，毛澤東又補充了一句，「這叫和尚打傘———無發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

大家都被毛澤東的幽默逗笑了。就這樣，斯諾結束了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談話。斯諾夫婦乘車離開中南海時，毛澤東穿著一件毛呢大衣站在冬日午後的陽光中向他們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