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偏居一隅，但蔣介石從未接受美國的「兩個中國」提議

原標題：雖偏居一隅，但蔣介石從未接受美國的「兩個中國」提議

金馬地區，是美國一直想要國民黨放棄的「中華民國」前線，也是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的干城。然而，近年來由於美國推出了許多關於尼克森的著作，其中的「尼克森錄音帶」涉及不少蔣介石與美國周旋的歷史，故而有「為保聯合國席次，蔣介石接受兩個中國」的說法。

是嗎？蔣介石接受」兩個中國「了嗎？

此案相當複雜，參與者除了蔣介石，尼克森，還有他們各自的外交，國安部屬。除了蔣介石與尼克森之外的當事人，都以回憶錄的形式與自己的觀點看「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一案，雖也是歷史素材，但重建歷史要講究縱深，不能將一面之詞做為真相看待。

持「蔣介石接受兩個中國」說法所根據的證據，主要來自於尼克森在白宮的談話錄音。也就是1971年5月27日，尼克森與國務卿羅吉斯，國安助理季辛吉談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一事的討論。當時尼克森看到其訪蔣特使墨菲國國後的報告，驚訝於一生堅決主張「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竟然接受了美國的「兩個中國」(在聯合國的雙重代表權)提議，條件是，只要能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

墨菲的報告有兩個重點，其一: 蔣介石老了，他似乎相信，只要美國傾全力奮戰，台北在 UN的席位即可保住，北京就可被擯棄於外。其二:蔣表示願接受「兩個中國」，如果這樣的政策不會犧牲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的話。

頗有論者據此判定蔣介石接受了「兩個中國」，然而，僅墨菲的一面之詞，如何能作為推翻蔣介石一生信念的證據？

曾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的資深外交官陸以正，在他的「退出聯合國的真相」一書里揭露，「我國當時已經準備接受與大陸並存於聯合國的安排，只是在說詞上，一下子很難做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然而，陸以正當時只是顧問，離決策圈非常遠，而墨菲與蔣介石的密會，除兩人外，只有「外交部長」周書楷一人在場，連美國駐台大使都沒被允許參加，可見那時候為了聯合國席次一事，美台關係的複雜與敏感。

也就是說，墨菲在此次會談做的談話的紀錄，才是最可靠的資料，而非他回美國後做的報告。根據墨菲的談話紀錄，對於聯合國一事，蔣介石問「美國新的策略為何？」，墨菲答以「雙重代表權」，蔣追問「在新辦法下，對中華民國安理會的席位如何處置？」，墨菲答以「新的提議將避談此點，以保住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

在這個關節上知道了美國的態度後，蔣告訴墨菲，他了解尼克森總統所面臨的壓力，但只有中華民國在UN安理會席位確保無虞的情形下，他才準備和美國討論新的對策。蔣一再強調中華民國在UN的席位和在安理會的席位不可分割，一旦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被剝奪，他將別無選擇，只能「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墨菲畫出底線說，「如照舊的模式遭遇失敗，那可就真的玉碎了。」

從對話里可以清楚地發現，蔣介石旨在拋出美國接不住的球，因為美方無法確保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次。用白話來說就是，就算我同意「兩個中國」，你美國也做不到。反將美國一軍。

這情形就好像，蔣介石與尼克森在搏擊，蔣雖不敵卻不肯認輸，最後索性對尼克森說，你自宮，我就認輸。

對墨菲而言，他拿到了「爆炸性」的資訊回國交差，所以特彆強調了蔣介石同意「兩個中國」，但是但是但是，門檻是安理會席次照舊。而這條件，尼克森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換言之，墨菲其實還是白跑一趟。

說到底，認輸的不是蔣介石，而是他手下的外交官。1970年時，台駐聯合國代表楊西昆與鄭寶南於10月26日向美國駐UN副代表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遊說，提出「雙重代表權」的概念讓台灣留在聯合國，與兩德的形式同，並希望美國轉請蔣介石考慮，因為他們自己「不便」(其實就是不敢)提。

尼克森也就以此為契機，派出了墨菲密會蔣介石，投石問路。

其實，蔣介石生命的最後15年，主要博弈的對象，不是毛澤東，而是美國。尼克森是蔣介石在50年代暗中支持的美國右派，823炮戰後，卻是左派的甘迺迪當選，可說讓蔣借美方力量反攻大陸的夢想完全破碎。爾後尼克森總算於1968年當選，蔣也垂垂老矣。

從蔣介石的日記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尼克森上台後一連串的「親共」舉措，讓蔣對一向「反共」的右派也徹底絕望。1969年九月，美方將美軍艦艇在台海的例行性巡邏，改為不定期巡邏，還將此訊息先告知北京，才告知蔣，使蔣忍不住抨擊「其最惡劣之用意與目的，乃無形中迫使我撤退金馬外島，為使共匪統一大陸，以達到其兩個中國之幻想」。

美國立即派特使來台安撫蔣，但蔣介石也已看穿美方的兩面三刀，在該年底痛批美國的新亞洲政策「全為其媚匪以賣我之卑行也」。

1970年初，美方再派「反共」色彩此較濃的副總統安格紐來台安撫蔣，但蔣仍於該月底針對尼克森再批「美國政客失信無義、反覆無常，為其個人利害，隨時可以出賣友人，今日又多得一個經驗」，「自二十五歲以來，經過無數憂患與恥辱，尤以對外之磨折扭絞，非使我國脈民命澈底消除而不止的美國政府，虛偽欺詐之玩耍，令人無法忍辱，巳達極點。此乃自民國卅一以來，史迪威、馬下兒（馬歇爾）以至今日尼克生等，是極盡人世所最難堪之一次也」。

3月，蔣介石於國民黨中常會發出警示，美國可能已與「中共」妥協，將撕毀「中美協防條約」，砥礪黨國要自立自強，厚植實力，以面對接下來國際情勢的丕變。

蔣介石對「反共」與「一個中國」的信念未曾因美方的變心而稍有改變，反而愈加堅定，在這個背景下，蔣介石手下的務實派，或說親美派已經忍不住，開始在運作與美妥協的工作，而外交體系才會更積極地在美國遊說，希望力挽狂瀾，好歹在聯合國留下一條活路。換言之，接受「兩個中國」的不是蔣介石，而是他那些不願台灣在聯合國沈船的手下。

所以今天才有了「蔣介石接受兩個中國」的說法，而這些見證者，當時都屬於外交體系里的務實派，而且觸碰不到決策核心，包含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的錢復在內，他們真心以為蔣介石接受了「兩個中國」。

從1958年823炮戰，到1971年退出聯合國，蔣介石已為台灣打好了經濟基礎，台灣也在當時動蕩的國際局勢下，獲得了二十年的安定與發展，確實有他口中「精誠團結，踔厲奮發，任何國家對我均不敢輕侮」的條件。雖遭美國「滾動式」的背叛，蔣始終將自己放棄外蒙古的那段往事引以為恥，不願為了取得美國的支持，而再將台灣拱手送出。更何況，即便從了，美國也不會派兵協助他反攻大陸。

看歷史，除了要綜觀各種材料以外，歷史當事人的一生經歷以及其信念，也是重要的線索。在「尼克森錄音帶」里可發現，連尼克森都對蔣接受「兩個中國」大感意外，可見若蔣真做出了這個決定，理由必然要相當充分。

蔣介石一方面是世界級的「反共」象徵，另一方面，統治台灣的政治基礎也建立在「反攻復國」上，對內對外，都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否則國民黨會完全失去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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