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之思想家

顧炎武。發明有亡國(今所謂王朝)、有亡天下(今所謂國家、民族)之說,為民族主義之先驅。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為民權主義之先驅。然此大體上仍不能出宋學之範圍,泛覽理學家之書多者自知之。

顧炎武

俞正燮。亦一考據家。但深知古今社會之異,古之並不足尚。《癸已類稿)、(存稿》中,此類作品甚多。在思想方面,非他家可及。

但此亦不出漢學之範圍。因漢學家中,亦時有能見到真際者,但不如俞氏之多而且透徹耳。其與近代思想關係最密切者,當首推龔自珍。(自珍與魏源並稱。在學問方面,自珍遠不如源之切實;以思想論,則源不如自珍之恢奇)梁啟超謂近代之思想家,最初無不受自珍之影響,且多好之甚深;此事實也。大抵今文經說,多有與後世普通思想異者,故思想瑰奇者多好焉。庄(存與)、劉(逄祿)已微啟其端,至龔、魏而大,至康有為而極。若王闓運、廖平,則流於荒怪,乃走入旁門,不足道矣。但廖氏分別古書源流派別之法,確系極精;其自己所立之說雖荒怪,而此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將來必能放一異彩也(現在蒙文通頗能用之)。[前人僅知以古書之整部,言其學問派別。而廖氏知古書之不盡純,乃就其一章一節而分別之;此其所以勝於前賢也。

康有為之學問,體段頗大。康氏之思想,自成一系統。其所用其資料者,則(1)西漢以前經學家之微言大義,(2)佛學,(3)理學,(4)

又雜以西洋之科學、歷史、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等。康氏最富於六經皆我註腳之精神:其所取為資料者,不過取為資料,以佐吾說而已;或非其說之真相也。康氏原非考據家。現在,有從考據方面,採取其說者,如顧頡剛、錢玄同;有從考據方面駁斥之者,如錢穆。於康氏價值,均不能為增損。

康有為之思想,自成一體段。彼視天下終可達於太平,而其致之必以漸;乃以《禮運)大同、小康及(春秋》三世(據亂而作,進於昇平,再進於太平)之說佐之。其對於宗教感情之熱烈,及其論修察克治之精嚴則其精神,得諸佛學及宋學。其重視物質(有為著《物質救國論》),則其得諸近代歐化之觀感者也。有為之為人也,富於理想,而於眼前之事實,認識不甚清楚。觀其後來竭力反對對德宣戰,且固執民主政體,必至爭端,因之牽入復辟案中可知。

其弟子梁啟超,世與其師並稱為康、梁;實則性質與其師大異。啟超之為人也,博學多通,而自己並無心得。但於各種學術,能(1)多所通曉;(2)且能觀其會通;(3)又能援引學理,以批評事實。故其言論,對一般之影響甚大。

與康、梁同時者,尚有一譚嗣同,著有(《仁學》一書;其思想之體段,亦頗偉大。但立說太幼稚,太雜亂,蓋因早死,其思想未能成熟也。此外近代有思想者,尚有一章炳麟(亦名絳),其人之思想,並不偉大,亦不精深,但極刻核,遇事皆能核其真相,不但就其表面立論;故不牽於感情,震於名聲,如其所作(代議然否論》,是其一例。又有嚴復,論事亦主核實,近於炳麟。要之,近代之思想家,康有為近墨家、儒家、陰陽家。梁啟超近縱橫家,章炳麟、嚴復近法家。此外徒讀故書,販譯新說,自己並無心得,皆不足稱為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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