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的一生：從權力高峰到急速墜落

原標題：戚本禹的一生：從權力高峰到急速墜落

歡迎關注近現代史前沿來源 | 三聯生活周刊 2016年第19期作者 | 丘濂

原題《戚本禹其人其事》

晚年戚本禹在天安門城樓上

走入中南海

如果沒有進入中國政治的中樞要地，這位熱血青年一生的命運如何，已經很難想像了。

戚本禹是山東威海人，1931年出生在上海，早在1947年就讀南洋模範中學時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選派往北京勞動大學（中央團校前身）進修。據他自己回憶，1950年畢業時正好中南海急著要人，他和另外兩個同學都是自己拿著檔案去中南海的組織部門報到的。

戚本禹進到了中南海的政治秘書室開始了見習秘書的工作。秘書室和辦公廳是兩個平行的機構。領導人做出決策不僅依靠各級政府匯總到辦公廳之後所呈報的函件，還依靠來自民間的信息。戚本禹先後從事過為毛澤東做讀報摘要、管理圖書和處理來訪信息的工作。在這個過程里他注意思考，也愛觀察毛主席的個人喜好。別的老同志認為做摘要時頭版頭條或者省委書記最重要，但戚本禹覺得那些新聞肯定會有文件上報，就一定要找主席感興趣的。他準備的淮河流域發水災時群眾受災的狀況就引起了主席重視。至於放鬆讀物，戚本禹說，科室里的高才生愛找名人趣事，倒是他這個中學生選的作家詩詞，主席都畫了圈。

管理圖書時，戚本禹經常能夠看見主席閱讀時做的批註，很受觸動。他便想辦法買了一模一樣的書，按照主席的讀法去讀，主席畫一個圈，他就來畫一個圈。用這種方法他讀完了《哲學大綱》《大眾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書，也不乏《西遊記》和《聊齋志異》那樣的小說。1951和1966年，秘書室主任田家英叫戚本禹去協助他做《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戚本禹說，校對「毛選」時，每篇文章他都要通讀通校五六十遍。

1958年3月中南海發生了一起「八司馬事件」，這是戚本禹第一次身陷政治風波之中。當時秘書室開展整風活動，幾位年輕的黨員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這些人當中就有戚本禹。何載向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直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指責這些提意見者是向黨發起進攻，於是組織政治秘書室的人對這些人開展批判鬥爭，不僅要將這8個人停職反省，還要進一步揭發批判他們的反黨問題。問題被反映到毛主席那裡後，毛主席改變了這一決定。當年５月初在毛主席的干預下，戚本禹等人獲得平反，而整人的幹部何載幾人則被開除黨籍下放勞動，中直機關黨委也被撤銷。這件事讓戚本禹對毛主席十分感恩。

1962年，戚本禹從秘書室一科科長的職位被調去擔任中央辦公廳內部刊物《群眾反映》的主編。他選登了不少可能引起爭議的民間來信。這種直率的風格使得這份刊物受到中央高層的重視，毛主席則在《群眾反映》上多次做出批示。

政治新星

戚本禹的名字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緣自1963年寫成的一篇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羅爾綱等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大家多認為太平天國將領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的軍隊逮捕後寫下的自述是「偽降」，委曲求全的敘述是保存實力的一種手段。而戚本禹的文章則認為那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國事業的自白書：「『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李秀成卻含著羞憤的眼淚，懷著失節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國』。」在學術文章中引用詩詞來強化其表達力，這是戚本禹的一個創造。而像其中「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凈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則馬上在當年的反修文章中有了若干變體，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誌性語言。比如，「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難以洗刷背叛革命之恥辱」。

戚本禹著手寫文章時是1962年底。他從主席的閱讀書目中得知主席在看和太平天國相關的書，自己便找到一些來讀，其中就包括《李秀成自述》。為什麼要從這個角度來寫文章，戚本禹說：「黨內對赫魯曉夫背叛列寧、斯大林的行徑正在進行嚴厲的批判。對革命叛徒深惡痛絕的感情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我的思想觀，並激發我寫作的衝動。」在秦城監獄寫下的材料中，戚本禹還寫到了一點：「三年困難時期，有一股很大的為彭德懷翻案的力量。當時演出《李秀成之死》是為彭德懷翻案，我認為是攻擊主席，應該起來作戰。」

文章刊登在《歷史研究》上，之後戚本禹就被派往閉塞的冀東農村做調查去了，這使得他在最初一個月對文章引發的爭論一無所知。等他回來才知道，經過《北京晚報》等一些報刊對文章的介紹，無論社會上還是學術界早已經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歷史博物館把李秀成的畫像一度摘了又掛上；中學教師紛紛表示太平天國涉及李秀成的部分不知道該怎樣來講；中宣部部長周揚以及史學界由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鄧拓等著名專家組成的研討會，都對文章持批判態度。

逆轉形勢的是毛主席對於李秀成是否投降變節的十六字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戚本禹開始聽江青做口頭傳達時還以為是「忠王不忠」，後來才知道是「忠王不終」，意為晚節不保。江青告訴戚本禹，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他的文章正好針對這個，為黨立了一功。她還轉交給戚本禹台灣出版、主席看過並夾了條子的《李秀成供狀》，鼓勵他繼續寫文章。

1964年，戚本禹又寫下第二篇《怎樣對待李秀成的變節行為》。按照江青的意思，文章拿給康生來潤色。康生建議要連帶汪精衛一起批評，這樣「人們對李秀成的英雄情結就徹底化解了」。於是這篇文章明確提出了叛徒問題，從李秀成到汪精衛，再到蘇聯的考茨基，在國內引起了更大震動。根據《光明日報》在刊登文章後的統計，第一個月收到各界來稿59篇，其中贊同戚本禹的有27篇；等到第二個月，便有來稿76篇，其中贊同者上升到58篇。

這是戚本禹寫政治文章的開始。歷史為政治服務，這是當時主導史學研究的思想。精通歷史、文思敏捷，又善揣測上意，戚本禹為自己的才華找到了用武之地。評論李秀成的文章讓戚本禹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康生準備向中央辦公廳要人，將戚本禹調到釣魚台寫反修文章的理論班子。想不到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的陳伯達搶先一步，給主席打了報告，將戚本禹調到了《紅旗》雜誌，擔任了歷史組組長。《紅旗》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組長均由比較有名氣和地位的黨中央理論骨幹擔任，而毛主席又十分喜歡研究歷史，對歷史組特別重視。這都預示著戚本禹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文革」中的急先鋒

1965年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江青在上海找了張春橋、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於11月10日刊登在《文匯報》上，從而點燃了「文革」的導火索。此時，緊跟形勢的戚本禹也急忙寫下一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在《紅旗》雜誌發表，矛頭直指歷史學家翦伯贊。毛澤東對這篇文章有高於姚文元文章的誇獎。戚本禹回憶：主席在1966年和他的談話中講，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這是馬克思總結無產階級鬥爭得出的經驗。等到1966年8月主席接見紅衛兵時再次引用了這句話，使得「造反有理」成為整個「文革」的口號和行動綱領時，戚本禹才明白主席當初講話的意味。

1966年5月23日，擔任中共中央秘書室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田家英自殺，戚本禹代替了他的角色。由於戚本禹積極跟隨毛澤東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戚本禹被選為小組成員，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文革」期間，「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功能，戚本禹也從最早中秘室秘書的十六級幹部身份，躍身成為中央首長。從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間，戚本禹就向紅衛兵、學校師生、工礦企業代表、各地造反派發表有大約120餘次的講話。戚本禹身材超過1.8米，因為經常拋頭露臉傳達指示，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帥」的名字。隨著「文革」的不斷深入，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脹起來。

戚本禹對於政治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莫過於1967年3月30日在《紅旗》雜誌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它明確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信號。後來毛澤東在與外賓的談話中多次把它看作「文革」發展到一個重要階段的標誌。這篇文章的寫作動機還是基於戚本禹對於政治的敏感和主席心理的把握——毛澤東曾經多次直接或間接地表示要批判《清宮秘史》，戚本禹找知情人詢問，才明白這部片子包含著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一個分歧。文章完成，毛澤東親自做了修改，例如增加駁斥義和團是暴民胡作非為，以及表揚愛國女青年「紅燈照」。這篇文章註定會引起全國和世界注意。周總理提出，劉少奇的問題這樣一下提出不好，還是署名個人而不以社論的形式表明官方立場。於是這篇署名戚本禹個人但實際經過集體開會討論過的文章就這樣誕生了。

在學者畢唐書看來，如果說戚本禹早期評價李秀成的文章還可能具有學術價值，那麼到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抓住一點，無限上綱，強詞奪理，裝腔作勢」的文章便沒有任何價值可言。它充分展示了什麼是「文革」式的暴力語言，戚本禹也完成了他從自由學人到「文革」打手的轉變。「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文章這樣兇猛措辭。清華大學教授、「文革史」研究者唐少傑認為，這篇文章的厲害程度就在於將劉少奇問題宣告為敵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給他政治上判了死刑。文章的一個直接後果是，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參加的批判王光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薄一波等300多名原黨和國家各級重要幹部的大會。會上王光美被強迫穿著出訪印度尼西亞時的旗袍、戴著乒乓球串成的假項鏈，受盡了侮辱。

戚本禹曾經辯解，批鬥王光美的時候他一直電話掌控著全局，每過10分鐘清華的紅衛兵就要給他一個電話來彙報情況，因此批鬥王光美時用到的手段，「都是蒯大富他們亂搞的，並不是上面要搞」。戚本禹牽涉的其他罪狀——如揪斗彭德懷，導致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被迫害致死，圍攻中南海，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等，唐少傑評價他是一名沖在最前的「闖將」。「他揣度上意來具體實施，分寸就很難掌握，群眾發動起來也難以管控。」

隕落

猶如彗星划過天際，戚本禹在人生盛年達到權力高峰，然後又疾速墜落。導致戚本禹被抓的根本原因仍然被認為是1967年發生在武漢的「7·20」事件的餘波。1967年全國都掀起了奪權高潮，毛澤東本以為天下大亂才能帶來天下大治，沒想到在武漢卻碰到了釘子。早在1967年三四月份，武漢的兩大派系「百萬雄師」和「工人總部」之間就有對峙，「百萬雄師」實際是武漢軍區、湖北省委為了對抗造反群眾而成立的組織。1967年7月，毛澤東帶著王力等人來到武漢來協調派系關係，王力表示支持「工人總部」，而將「百萬雄師」說成是保守派。在7月20日，「百萬雄師」的群眾衝擊主席下榻的東湖賓館揪斗王力。中央「文革小組」將它定性為一起「反革命事件」。

「7·20」事件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在兩個問題上走了極端。一是他們把造反的矛頭指向了軍隊，提出要在軍內全面開展「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感到造反派在一切領域的奪權都是合理的，這也包括涉及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特殊領域。《紅旗》雜誌刊登了文章，「文革」的方向要從「黨內一小撮」轉向「軍內一小撮」。外交領域，則發生了有損國家聲譽的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件。毛澤東意識到造反派全面奪權、黨政機構面臨癱瘓的情況下唯有軍隊才能維持穩定，不能奪權；而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的領域更要由中央嚴密控制。於是形勢開始發生變化。

這一連串事件背後牽連的人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1966年後，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相繼成為《紅旗》副總編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戚本禹晚年回憶，主席「拋出」三個人，特別是王力和關鋒，確實是出於安穩軍隊的目的。「拋出『王關戚』，後來又搞了『楊余傅』（即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海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這也是一個平衡。」但總體上說，戚本禹並不是能夠完全想通自己被抓的原因。戚本禹的逮捕要比王力和關鋒晚，並且將王力和關鋒帶到釣魚台二號樓隔離，也是戚本禹來處理的。在王、關被隔離審查後，戚本禹給主席寫了信，主席回復：「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仍然以同志相稱呼。戚本禹最終沒有逃脫囚徒的厄運。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隨後就被關進秦城監獄。

在思索自己被抓謎團時，戚本禹也找過其他原因。比如，所謂的「整江青黑材料」——北京圖書館裡有人發現了寫有「藍萍」文章的報紙，戚本禹將此事報告給江青時她就很不高興。後來上海市委又給過戚本禹一批報道江青的舊報刊，戚本禹沒有主動和江青彙報，又被她認為是為自己留後路的表現。最後一件事是江青的秘書閻長貴將一封信彙報給她，說有人冒充她，還聲稱自己參加過軍統。後來作為閻長貴領導的戚本禹細看，才發現那是一名叫「江菁」的演員寫來的信，只是說她在「文革」的時候受到了批鬥，希望江青能夠看在都為演員出身的背景上能夠幫助她。江青那時已經不願意聽戚本禹解釋了。戚本禹回憶，江青最後單獨請他看了場電影《黑桃皇后》，是普希金的作品，內容說的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男青年千方百計要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結果造成了悲劇。閻長貴不久之後也被抓了，抓之前同樣受江青邀請看了場電影，是《一仆二主》。

在史學家看來，戚本禹的結局只是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衝鋒陷陣的人，也就會成為最早的犧牲者。「毛澤東發動『文革』後，對於運動進行的形式和速度，是有一種把控的。他經常引用一句湖南的諺語，叫作『草鞋無樣，邊打邊像』，就是說草鞋是比著腳來打的，走哪算哪，但是大概的形狀是有的。」唐少傑說，「從1966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是『文革』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是發展全國性的群眾運動，第二階段就是毛澤東恢復黨的一元化領導了，要從混亂走向秩序。所以你看到第一階段的風雲人物，無論是戚本禹，還是蒯大富、聶元梓他們，都是慢慢被消解掉了。」

一生的烙印

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此時戚本禹在監獄裡已經被關押了15年，他在3年後出獄。18年的牢獄生涯，正好相當於他在中南海里平步青雲的18年光陰。

報告文學作家葉永烈在1988年第一次見到了戚本禹。「他神態自若，頭髮烏黑，很隨便地蓬鬆著，肥瘦適中，身體不錯，只是前額有較深的抬頭紋，普通話中略帶一點山東口音，不像關鋒那樣有濃重的山東腔……他正在寫作，桌上放著許多手稿。稿紙是無格白紙，用藍黑墨水寫，字並不漂亮。桌上放著一個木質信筐，插著一些信和凌亂的便箋。」葉永烈在《追尋歷史真相——我的寫作生涯》一書中這樣記錄。出獄後，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他喜歡歷史，葉永烈看到的是他正在辦公室里寫書的景象。

戚本禹陸續以「戚文」或是「司馬琪」的筆名出版了一些和傳統歷史文化相關的圖書。《先秦人物論》《秦代人物論》《兩漢人物論》和《三國人物論》就是戚本禹在東方出版中心出的一套歷史書籍。責任編輯褚贛生說，戚本禹充分利用了當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便利條件，對他讀史論人有比較深的體會，也能將他的觀點滲透在自己的寫作當中。「這套書的一個特色就是把毛澤東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觀點匯合在一起，配了大量他的讀史手記。毛澤東讀史擅長活學活用，撇去影射政治不談，有著不少高明之處。」褚贛生認為戚本禹的寫法仍然帶有毛時代的烙印，比如會拔高農民起義的地位，或者推崇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而不是去看一種綜合力量，「不過瑕不掩瑜，能看出作者還是具備一定的歷史修養」。

戚本禹當年對葉永烈說，他做不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做『蛀書蟲』」。他斷斷續續在寫和「文革」有關的回憶文章，其中有對這場運動合理性的肯定，有對領袖的效忠和辯白，就是缺乏對「文革」悲劇根源的思考，以及對那些無辜受害者的歉意。他對「文革」的反思有限，始終堅持毛的本意是發動一場「反修、防修」的運動，由於執行的偏差和主觀條件的限制才會導致失敗。

齊魯出版社總編輯孫言誠經過朋友介紹認識戚本禹後感到他的口述很有價值，想以此為史料來做「文革史」的專題研究。在寫下一篇《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馬」》的記述後，兩人卻產生了罅隙，無法繼續合作。孫言誠的文章中引用了何載的女兒，以及戚本禹兩方面的信息，得出的結論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八司馬」把何載等人打成「右派」，是極「左」的表現；年輕人給黨組織提意見就被打成反黨集團，也不正確。「『反右』與『文革』有著扯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大多數受到過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個時期不公正地對待過別人，這是事實。」孫言誠這樣寫道。戚本禹則不能接受這篇文章參考其他人的回憶，他認為他提供的才是最可信賴的敘述。

2008年，戚本禹在朋友的陪伴下重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在1968之後就再也沒去過。他告訴朋友：開國大典時，他是青年團校的學員，就站在國旗杆下；成為中南海秘書室工作人員後，他在觀禮台服務；到了「文革」初期，他終於能夠站在城樓上見證領袖接見紅衛兵……戚本禹久久地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