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上一次寫信，是什麼時候嗎？
「寄信是只需用心就可以到達任何地方的最佳方式。」
閱讀西班牙女作家安赫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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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尼亞特的小說《高山上的小郵局》時，會並不偶然地想起義大利電影《郵差》。電影里，漁民的兒子馬里奧為流亡到南歐小島上的詩人聶魯達當郵差，在詩歌的牽引下，平凡的郵差重新認識了他所未曾發現的美、愛與生命。電影以悲劇結尾，但在充滿電影感的《高山上的小郵局》中，《郵差》原著被作者借「詩歌學徒」阿爾瑪和她的男朋友亞歷克斯之手，送到波韋尼爾村唯一的郵差薩拉手上，作為薩拉四十歲的生日禮物，完成的卻是一次互文式的溫情敘事：詩歌拯救郵差，而郵差拯救世界。
郵差是傳統社會中一種符碼式的存在。他們帶來外界的消息，是溝通荒僻角落與遼闊世界的使者，是一切遠方希望的源頭。但當現代社會有了更便捷高效的電子通信方式，節奏緩慢的手寫書信便少人問津，連同郵差們也成了多餘人。
義大利電影《郵差》劇照
《高山上的小郵局》的作者多尼亞特是少見的至今仍保留通信習慣的人，她的故事便從這裡講起：位於西班牙高山上的波韋尼爾村郵局因業務太少面臨關閉，唯一的女郵差薩拉即將被調往首府，這是村民和她自己都不願接受的。為了留住薩拉，視她為親人的鄰居老婆婆羅莎背著她，在村中秘密發起了一個匿名書信接龍活動，以期增加信件量。
這個完全依靠善意和自覺的書信接龍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不確定性，竟然奇蹟般地進行了下去，一封接一封信通過薩拉之手在村中流轉，寫信人不署自己的名字，甚至連寄給誰也未知；被捲入其中的相識或不相識的人秘密地參加，也默契保守著陌生人從心底交付的秘密，暗中卻形成一個了不起的共謀事件，搭建起一個共同的情感結構，藉由書信文本和情節敘事的相互推動，將原子化的一個一個人連接成名為波韋尼爾的整體。
起於善念而將寫信變成一項集體工程，是波韋尼爾人與眾不同的創舉，但回到接龍的每一環，回歸書信的本質，它歸根結蒂依然是孤獨個體之間的對話。正如阿爾瑪上過書信文學的課程，然而書信在成為「文學」之前，還是首先作為人的情感寄託存在。
「在信中，人們表露了靈魂的日常狀態。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煩惱……他們最真實的面孔。」
在阿爾瑪和亞歷克斯成功舉辦的波韋尼爾書信主題讀書會上，驚喜現身的詩人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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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基向村民們這樣總結著書信的意義，其實對於好心的村民來說，匿名書信正是一次契機，讓他們中的許多人第一次剝開碌碌的生活，發現自己隱藏其中的「最真實的面孔」。
每個人都有故事，哪怕遠在人所不知的山村，哪怕長久為現實所掩埋。
我們看到，在寫下屬於自己那封信之前，小說中每位書寫者都面臨著難以為外人道的人生困境：這些困境以及附之其上的複雜情緒都被執筆的人寫進了信中，寫信本身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在提筆向陌生人傾訴也向自身深剖的過程中，他們得以暫離不那麼如意的現實，觸摸真實內心，抱懷一種對夢想生活的冀望。
從這個意義上說，阿爾瑪遊說波斯基來參加讀書會時說的那句「
寄信是只需用心就可以到達任何地方的最佳方式
」，可以看作是這部小說的最佳主旨了——誠然，「在事情脫離了原來的軌道或者讓人厭煩得快要窒息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買得起機票或者逃離」，寫信作為一種可能的方法惠而不費。困境撕扯著每個人的人生，藉由寫信所獲得的對彼此困境的理解，又將他們一一彌合，這是書信給他們、以及這部小說給我們的治癒。
值得注意的是，與多數郵差形象不同，波韋尼爾的郵差是中年單身女性，書信接龍的絕對主力也是女性（唯一的男性亞歷克斯，還是因為被波斯基誤認為是女性名字而捲入其中）。
為什麼是女性？這是個饒有意思的問題。村中的男性似乎對文學興趣寥寥（譬如希帕蒂婭的丈夫托馬斯），但一開始，羅莎在第一封信里確乎特意叮囑「把信寄給村裡另外一個女人，因為她肯定會理解背井離鄉撫養幾個孩子會有多麼艱難」。
書信並不專屬於女性，但書信所暗含的私密情感或許更貼近女性，更貼近這個故事，她們更樂於去分享生活中的瑣事，產生脈脈共情。事實上，除了希帕蒂婭，書中其他女性的丈夫都被安排成缺席，或死去，或拋棄她們，或被她們拋棄，而正是這樣一群女性用寫信這種如燭火般微弱的方式來相互救助，也完成自救，構築起堅固的文字與情感共和國，令人心生敬意。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一部女性之書。
阿爾瑪向心愛的男孩亞歷克斯背誦卡夫卡給戀人米萊娜的信：「寫信實際上是一場同幽靈的對話……紙上的吻無法到達終點，它們中途被幽靈飲下。」（時不時闖入的名人書信也是這部小說的趣味之一。）幽靈是冷眼的他者，也是隱藏的自我，但這段略顯悲傷的語詞被阿爾瑪印在男孩頰上的頑皮一吻作結：「這個吻沒有被幽靈飲下」。這個實實在在的吻如同一個啟示，紙上幽靈並非只虛浮空中，它會與真實世界連通手指，產生反應——所以我們不如也暫時放下手機，去寫一封信吧。
撰文：熊蘇
編輯：Sandra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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