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只是他的自吹自擂 | 問答

文史 08-28

問

：教科書里說康有為在甲午年，領導了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但也有說法稱，康有為沒有領導過公車上書。哪種說法是真的？

文 | 諶旭彬

關於此事，茅海建教授已有極詳盡的研究，本文略作一點介紹。

自晚清以來，談到「公車上書」

（公車，舉子的代稱）

，所用史料基本取材於康有為自撰《我史》。

其記述如下：

「……朝廷命李鴻章赴日求和，議定割讓遼台並賠款二萬萬兩。3月21日談判電報抵達北京，

我提前得知消息，馬上讓卓如（梁啟超）去鼓動各省。

先鼓動了廣東舉人上摺子抵制和議，湖南舉人隨聲附和，28日兩省舉人同時呈遞奏摺，廣東80餘人，湖南全省參與。我與卓如又分別拜託朝中官員進行鼓動，各省舉人均極為憤慨，連日上奏，奏章堆滿都察院……

我認為士氣可用，遂召集18個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達1200餘人，我用一天兩夜時間起草了一份萬言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三大項。

卓如、孺博(麥孟華)連日抄寫，傳遍京城，士氣憤涌。4月8日前去投遞，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約上用璽，事情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上書。」

（為方便閱讀，筆者對原文略做了通俗化處理，下同）

康的這段記載，長期被視為關於「公車上書」事件最權威的表述。

考之史料，這番自述卻有頗多作偽之處。

事實上，康有為組織的此次上書，並沒有付諸實施，他們並沒有去都察院遞交萬言書。

康有為一再聲稱上書未成，是因為都察院拒收。事實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書大潮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聯沅、褚成博、王鵬運、丁立瀛、龐鴻書、劉心源、高燮曾等20餘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極諫，有些甚至連上數折；當日實際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壽昌，也都曾上奏反對和約，主張再戰。

說都察院「守舊頑固」、拒收康有為發起的上書，是難以置信的。

康有為還說，四月八日去投遞時，都察院以和約已成、再上書於事無補為由，拒絕接受、代遞自己組織的公車上書。這同樣不符合史實。

據茅海建教授考證，就在四月八日當天，都察院還向朝廷代奏了官員舉人的上書15件之多。這些奏摺最晚遞至都察院的時間是四月六日；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遞了10件條陳，條陳上註明的投遞日期，有三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遞了9件條陳。其中兩件條陳註明投遞日期為四月十日，一件註明投遞日期為四月十四日。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18~23頁）

事情的真相是：康有為並沒有去都察院遞送上書。

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為「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

（梁啟超曾用過「哀時客」的筆名）

的《公車上書記》一書，對此事有所交代：

「是夕（四月八日）議者既歸散，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有謂仍當力爭，以圖萬一者，亦有謂成事不說，無為蛇足者。蓋各省坐是取回知單者又數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

所謂「議遂中寢」，意思就是眾人覺得事情已成定局，遂四散而去，並沒有前往都察院上書。

圖：康黨1895年在上海策划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封面及序言頁

在《我史》里，康有為還虛構了一群阻礙自己上書的反對派。

康說：

「此前，舉人們聯名上奏，當權的孫毓汶已頗為忌恨，我組織的這次千餘人的大行動，更是本朝從未有過之事。翰林院編修黃□（註：原文缺）曾，是孫的心腹，舉人們初六、初七兩天在松筠庵大舉集會，初七傍晚，黃前往各省會館，阻撓此舉，捏造飛言肆意恐嚇，許多舉人被他嚇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處貼滿大字報，對我們的誣衊攻擊無所不至，許多人於是退縮，甚至請求撤銷簽名。」

孫毓汶是主和派，對主戰舉子們的上書不滿，自不然理解。但說孫能夠恐嚇士子，令他們心驚膽戰，紛紛撤回簽名，則非史實。茅海建教授詳細查閱了軍機處檔案，結果發現：

「第一，反對和約的上奏、代奏及電報，已經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運動。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並不是進京應試的舉人，而是各級官員。

「第二，當我閱讀這一批關於和約的上奏、代奏與電奏中，聽到的只是一邊倒的反對議和的聲音。眾聲喧嘩之中，只有一人同意與日本簽訂和約。此人是幫辦軍務、四川提督宋慶。」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15~16頁）

可見，當時的輿論氣氛完全倒向主戰派，公開出來支持和談，雖無政治風險，卻要冒很大的輿論壓力。康有為所謂的「飛言恐嚇」，其實並不存在。

退而言之，即便孫毓汶甘冒眾怒，真對舉子們實施威脅恐嚇，他能嚇住舉子們嗎？

並不能。

朝中身居樞要的軍機章京，如兵部主事張嘉猷、戶部郎中林開章，也在簽名、上奏，反對議和。上奏反對和議有沒有政治風險，誰會比他們更清楚呢？他們的行為，對舉子們而言，實可謂最有力的榜樣。再如，翰林院編修王榮商三月二十九日簽字反對議和，四月三日又單獨上書，還是反對議和，四月十五日，王升任為翰林院侍講，反對議和並未影響他的仕途，這對舉子們而言，也是很有力的榜樣。

顯然，康有為對當日政治氛圍的描述，是失真的。他所說的反對派，從都察院這類機構，到孫毓汶這類個體，並不存在。

圖：曾任四川提督的宋慶，宋慶是1895年上書贊同和議的極少數人

在《我史》中，康有為還說，自己是此次公車上書的領導者。

據康的描述，上書高潮的掀起，始於康命令梁啟超鼓動廣東舉人，湖南舉人隨後響應，康、梁又進一步聯絡朝中官員，最終有了18省舉人發憤聯名上書的結果。

這同樣不是史實。

康有為及康黨，日後撰寫了大量有關公車上書的文章，但對當年具體如何鼓動各省舉人、具體如何聯絡朝中官員、具體聯絡了哪些官員，並無說明。並無說明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史實是誇大的。

康有為在當時，並不具備領袖18省舉人上書的聲望。

這一點，略作對比即不難看出。

康有為曾命令梁啟超出面組織廣東舉人聯名上書，此次上書，

有廣東舉人80餘人簽名

，梁啟超領銜，康門弟子麥孟華簽名第5位。雖然康本人沒有簽名，但說康有為策劃領導了這次聯名上書，是不為過的，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確切證實的康黨所組織的聯名上書。

大略同期，廣東舉人還在陳景華的領導下，組織了另一次聯名上書，

簽名的廣東舉人共有289名

，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遞給了朝廷，在本次上書中，麥孟華簽名排在第63位，梁啟超排在第284位，康有為同樣沒有簽字，從簽名來看，此次活動與康黨的領導顯然沒有什麼關係。

康有為、梁啟超等均是廣東人。康黨組織的上書，只能獲得80人簽名；陳景華則有能力鼓動一場多達289人的聯名上書。

1895年，各省舉人均在聯名上書，有些省份甚至舉行過多次。如果康有為真是本年上書的領袖，本年的上書大潮真是由他鼓動、聯絡朝中官員發起，那麼，這些在各省聯名上書的舉子，肯定也會樂意參與康有為親自組織的在松筠庵的上書。但是，在康有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簽名名單里，只有湖南舉人4人，而在沒有康有為領導的情況下，湖南舉人前後3次、共121人參與上書。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24~27頁）

這樣的數據，如何體現康有為的領袖地位呢？

1895年夏天，康門弟子運作出版了《公車上書記》，書後附有署名為「哀時老人未還氏」

（梁啟超曾用過「哀時客」的筆名）

的《序文》。序文沒有提及康、梁是公車上書的領導者，這大概才是事實的真相——本書出版時，距離事件的發生不過短短一兩個月而已，當事人眾多，忌憚於輿論，康黨尚不敢過分歪曲事實。多年後撰寫《我史》時，則另當別論了。

圖：表現松筠庵「公車聚會」的繪畫

（

參考資料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華書局；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一集、二集），三聯書局；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華書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