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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讓:開掘民間藝術寶藏

崔樂

2018年7月,《黃河十四走》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

1986年至1989年,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的發起者楊先讓率領考察隊,14次深入黃河流域,考察民間藝術,探訪民間藝人和節慶活動,踏經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8省(區),將民間技藝,藝術風格、民俗風貌、文化內涵總結提煉成20萬字,配以千張珍貴的圖片資料,結集為《黃河十四走》。

黃永玉評價:「《黃河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思成、林徽因為了傳統建築的那一走,羅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當一條新的脈絡,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無可估量。」

激動派嚷出民間美術系

電話里的楊先讓,聲線低沉、語速遲緩。與這位目光溫和的老人對面相談後,筆者意外獲知,在上個世紀80年代,旁人眼中的楊先讓是個風風火火的性子,還被贈與了「先嚷」的稱號。

「嚷」出中國藝術院校里首個民間美術系,是楊先讓經常被人問及的經歷之一。這次並未延續長久的高校制度創新,留下了楊先讓深潛民間藝術的第一個水花。

1983年,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的楊先讓去美國探望父親,回國後,他到處遊說,要成立民間美術系。

院長古元很不理解,「中央美院怎麼能培養民間藝人呢?」

楊先讓急了,「民間藝術家是我們的老師,我培養得了嗎!」

「我是繪畫系畢業的,搞油畫的,後來又去教版畫,骨子裡是洋的。1956年我去延安採風,現在想起來,那些姑娘小伙兒戴的項圈、頭巾都是特別棒的民間藝術作品。當時只盯著人臉畫,對這些東西全視而不見,現在再去也看不著了,特後悔。1983年,我在美國閑著沒事,去逛當地的美術學院、博物館,才知道人家早就開始研究這些粗線條、沒章法的東西了。」楊先讓說,「連一些國際知名的藝術家都從民間美術里汲取靈感,比如畢加索,看了非洲民間的木雕,搞出了立體派。」

國外藝術家將民間藝術概括為「原始意識」。他們到處尋找原始,滋養現代。

楊先讓一想,「中國的民間藝術你們還沒看到呢,這個大寶庫我絕不會讓你們先來折騰。」

在中央美院里嚷嚷了一圈,楊先讓看過了冷眼,也收穫了支持。為了平息爭議,院里安排楊先讓在院系會議上公開發言,讓大家集中討論下這個系是否值得辦。

32年前的楊先讓,「語速比今天快個三四倍」,他充分地發揮了「激動派」的特徵,慷慨陳詞,肢體動作不斷,逐條列舉了深思熟慮後的4條理由:一,中國的美術學院專業設置已經相當地齊全了,如果能讓民間美術系進來,上下層的文化就都有了;二,四大古國的其餘三個,文化傳統全部斷裂了,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延續到現在;三,幾千年來,文人和知識分子總盯著精英文化,民間的東西再不重視就要消失了;四,要培養更全面的中國畫家,就要從民間獲得養分……

感覺坐著說不過癮,楊先讓乾脆站了起來。

聽完這些條分縷析的陳述,本來持反對意見的古元第一個表示贊成。

1987年,經文化部批准,民間美術系正式成立。

按照楊先讓的設計,民間美術系的學生除了上基礎課外,還要廣泛學習刺繡、剪紙、布製品、麵塑、泥塑等造型、色彩和藝術手法,和其他院系學生相比,更多的時間要「下去研究」。

民間美術系成立前,楊先讓磨破了嘴皮子,成立後,他跑斷了腿。從調人到招生再到具體課程設置,每項都是親力親為,辦公室的燈一亮就到深夜。

楊先讓的研究生、畫家黃素寧後來赴美深造,同行看見她的履歷表後,感覺奇怪:「你們中國的美術學院竟然有一個民間美術系,學的面還挺廣的!」

艱難出生的民間美術系,在1990年楊先讓退休後,日漸萎縮,沒過幾年,最終夭折。

談到這件事,楊先讓的語氣首次噴出了幾點火星:「民間美術系在我走後縮成了研究室,後來就沒了。我無意間聽到,取消它是因為有人說『民間美術要研究是應該的,但要成立系或者辦學,就需要論證』。」

楊先讓覺得,這個理由匪夷所思:誰來「論證」?「論證」什麼?我們祖先的遺產需要「論證」?

楊先讓提到民國初年的一件往事:1918年,《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公開徵集歌謠的文章,拉開了民歌運動的序幕,一批守舊的師生跳出來反對,說「北大是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日刊》是莊嚴公報,哪能讓這種『不入流』的東西來玷污它」。

「過了快一百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民間的文化藝術還是抱有相同的偏見。」楊先讓嘆了口氣。

黃河十四走,「震傻」黃永玉

畫家黃永玉是楊先讓的老友,兩個都是大忙人,很久不通音訊。上世紀末的一天,黃永玉忽然接到電話,楊先讓說要來看他,馬上就到。

一開門,楊先讓一路嚷到了客廳,據黃永玉觀察,「精神和氣派,像是剛從延安、井岡山觀光回來一樣。」

楊先讓掏出一大疊畫冊,遞給黃永玉。

黃永玉在《天末懷天讓》一文中記載了強烈的反應,「一翻開,這內容把我震傻了!」

1986年到1989年,在一個基金會的支持下,楊先讓陸續組織不超過8人的不固定小分隊,對黃河沿岸8個省(區)7個民族、100個左右的縣鎮進行民間藝術考察。

江河流域都有民間藝術,選擇黃河為脈絡,因為楊先讓考慮到,母親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社會形態演變完整;從地理上看,這裡有內陸、有草原,但仍以中原文化為核心。從黃河流域入手,能夠獲得較為豐富的材料。

正如楊先讓所預計的那樣,考察成果相當豐碩。小分隊共購買收集到近萬件民間藝術品,拍攝了數千張幻燈片和彩照。

考察過程中,楊先讓一行完成了紀錄片《大河行》的拍攝。他與女兒楊陽一起,分析了100多個民間藝術品專題,對中國民間藝術特徵進行了全方位的理論總結,文章結集為《黃河十四走》,於1993年由台灣漢聲出版社出版,2003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再版。199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還以中英文兩種語言出版了《中國鄉土藝術》。

黃永玉拿到的畫冊,就是《黃河十四走》。

楊先讓這次黃河之行,基於他在呼籲成立民間美術系時的判斷——中國也即將出現民間藝術消失的情況。他希望摸清民間美術的現狀,儘可能購置一定數量的民間藝術品,拍攝一些有價值的民間藝術活動,為研究工作積累資料。

這是老畫家自發的藝術救亡。

民間美術由於長期被忽視,成了小範圍的自娛自樂,查訪並不容易。每到一地,楊先讓只能到處問哪裡有手藝人、巧娘子。

因為很多民間藝術活動是結合民俗時令舉辦的,如春節時候剪紙,定親送面花。各地的時間還不盡相同。考察隊經常跑了冤枉路、花了不少錢,到地方一看,時過境遷。

楊先讓更痛心的是,很多巧奪天工的民間藝術隨著手藝人的去世,人死藝消。商品經濟的介入也在盤剝民間藝術的生命力。山西運城一帶,優秀的民間刺繡被走街串巷的販子收購一空;某些地方文化館掌控著民間藝術家,拒絕外人的學習;為了製造旅遊商品創收,一些地方對於生機勃勃的民間藝術品進行「加工」,將藝術品的歷史文化內容粗暴剔除;還有的地方組織起做麵塑的巧媳婦,讓她們規模化生產,定向售賣……

楊先讓形容路上的矛盾感受:既興奮,又悲愴。

通過《黃河十四走》,民間藝術家們的姓名第一次傳出了村落。

楊先讓蘸取濃烈的情感,向「剪花娘子」庫淑蘭獻上研究者的崇拜,「在一座破窯洞里,我見到了真正的藝術殿堂和一位藝術大師。」

楊先讓用「無法替代的一座最美的藝術化身」讚美皮影藝人潘京樂。

見到85歲的山西剪紙能手蘇蘭花,楊先讓注意到「她那氣質舉止、頭面衣著的排場,那雙纖巧的手,言談里流露的智慧」。

楊先讓始終平視這些田間炕頭的民間藝術家。他用審美而非苛責的目光打量著這些色彩濃烈、線條樸拙的紙、面、泥、布,為它們也為他(她)們立傳。

「這些農民農婦就是民間的齊白石。」楊先讓說。

楊先讓在客觀地記錄,也在執著地搶救。中國民間素來有母親贈與出嫁女兒「箱底畫」用來性啟蒙的習俗。「十年浩劫」中,這種畫作被當作「禁品」,大多被銷毀藏匿。

1989年1月,楊先讓的考察隊來到濰坊楊家埠,和年畫研究所的一位老相識磨了半天,才找到作坊的老師傅,一再解釋,老人勉強告知這種畫如何印刷和出售。

在山西新絳和河北武強,楊先讓搜集到了不見天日的隱秘風月。

他喚醒了沉睡的文化,發掘了湮滅的傳統。

黃永玉安慰楊先讓:「你辦的那個民間美術系被取消了,沒有什麼,你有這本書就夠了……」

在《天末懷天讓》中,黃永玉寫道:《黃河十四走》這一走,「他把近百年來張光宇、張正宇、張仃、郁風、廖冰兄這些前輩老大哥為中國民間美術實踐、奮鬥、呼號,由於力薄勢單成不了氣候的凄楚處境,變成無限廣闊的燦爛局面。」

陳丹青在《熱情的記憶——讀楊先讓老師文集》寫道:「在我印象中,《黃河十四走》是(上世紀)90年代、也是此前半個世紀國中最為周正而用心的民間藝術圖文集。其內容和體裁,介于田野調查、文本分類、歷史綜述、美學闡發之間。如今市面上各種美術史豪華版畫冊泛濫成災,可是仍然無法替代《黃河十四走》,不消說,每一頁圖文背後,都可見先讓老師的雄心。」

楊先讓說:「各國藝術都有自己的特色,沒有必要跟著別人跑,要走自己的路,以我為主。民間藝術是宮廷藝術、文人藝術的根。中國的版畫、年畫、連環畫很大程度上是源於民間,為什麼不可以廣泛地在民間藝術土壤中去吸取,去陶冶,去創造一種嶄新的更有民族氣魄的藝術呢?」

休斯敦飆起中國旋風

1993年開始,楊先讓和妻子定居在休斯敦,和兒子共同生活。

懷揣著多年教學和實踐經驗,楊先讓到大學裡開了不少美術史講座。《黃河十四走》和《中國鄉土藝術》的轟動效應很快輻射到了美國,民間藝術加入了講座計劃。

在國會圖書館,一位印度女學者拉著楊先讓感慨:「印度的民間藝術遇到與中國相同的危機,你的演講令我難忘。」

1997年,楊先讓舉辦了一個小型的「中國農民與窗花剪紙觀賞展」,展出河北蔚縣彩色窗花、陝北馬秀英繪畫和庫淑蘭的大型剪紙作品。

休斯敦總領事吳正龍說:「這些本來應該我們做的事,現在楊教授自己出錢辦起了展覽,是對民族國家的使命感。」

不久,楊先讓又在路易斯安那州文史館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民間藝術展,繼而轉戰費城。這次展覽中,庫淑蘭的巨幅作品,佔據了一整面牆。山西的虎頭帽、陝西的褥面、香袋、荷包、門神、年畫、苗族盛裝等一百多件「黃河十四走」期間的收穫,在展櫃里花紅柳綠,禽飛獸走。

《僑報》評價:「一流展出、一流演講、僑胞驕傲、老美讚歎。」

休斯敦大學、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費城富蘭克林博物館、費城美術學院等高校和博物館都被楊先讓的熱潮淹沒過。媒體報道稱:「由休斯敦飆起一陣宣揚中國民間藝術的旋風。」還有人說,「休斯敦有一批聽眾在跟著楊教授跑。」

楊先讓年事已高、腿腳不便,本想讀書作畫安度晚年,但每當接到民間藝術的相關邀請時,從不忍拒絕。

「為了我們祖先所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能做多少是多少吧。」楊先讓說。

楊先讓認為,這些對於中國民間藝術的熱情,源於世界範圍內民間藝術遭受的廣泛破壞。北美的圖騰柱、印第安民藝、瑪雅藝術等,意識到要加以保護的時候,已經晚了。中國作為古老的大國,民間部分長期自生自滅,這是很狹隘的。在歐美的博物館中,中國部分館藏甚多,彩陶、青銅、古瓷、文人畫都有陳列,但民間布偶、皮影、剪紙、刺繡卻少有蹤影。在海外推廣中國民藝作品,讓藝術界認識到它們的價值,爭取到國際櫥窗,可以喚起對中國民藝的關注。

說不盡的徐悲鴻

在美期間,楊先讓和大師顧毓琇有了來往。2000年,楊先讓收到了顧毓琇的一封信,裡面有兩行鉛筆寫的字:畫家以作畫為主,寫文章不值得。

楊先讓在寫一部徐悲鴻傳記。

顧毓琇說:「你看,寫這種東西起碼要5年,你現在多大了?你都70了,你還不快點畫畫!」

徐悲鴻是楊先讓在中央美院讀書期間的院長,但倆人交集只有5年,且徐已作古多時,即使對於一位專業作家來說,傳記寫作也是一個有難度的門類。

古人有言「不平則鳴」,楊先讓放下刻刀、拿起鋼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界對老院長的批判與否定。

「做近現代繪畫藝術的講座時,徐悲鴻是避不開的。我看到有些報刊說徐悲鴻在20世紀20年代到西方,由於對現代派藝術的無知,將落伍了的寫實主義引到了中國,使中國美術落後世界半個世紀,是歷史的罪人,還有指責他將中國美術教育引導到學院派的路上去。」為了駁斥這種言論,楊先讓做了「徐悲鴻藝術人生」專題演講,聽眾反應強烈,朋友和妻子都勸他寫出來。

身在異國他鄉,空間距離感讓楊先讓跳出圈子、冷靜思考,他深深感受到徐悲鴻在海外努力學習西方,是為了中華民族藝術發展而進行的艱辛求索。

楊先讓覺得應該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評說徐悲鴻。

楊先讓開始廣泛搜尋徐悲鴻的師長、朋友、同學、家人。為其精神所感,顧毓琇一面規勸楊先讓珍惜藝術創作的時間,一面不斷提供著徐悲鴻的珍貴資料、關心出版情況,並建議他將版稅捐給徐悲鴻紀念館。

徐悲鴻的遺孀廖靜文聽到消息,來信說:「你為什麼不回北京來找我,我可以告訴你一切。」

資料越堆越高,楊先讓幾乎認全了所有徐悲鴻的後代,還有孫多慈的侄女和學生、蔣碧薇在重慶和台灣的鄰居……

僅用了一年時間,《徐悲鴻》便宣告完結,共計4章15節,書稿有18萬字,圖片多達70幅。

「業餘作家」獲得了肯定,郁風和黃苗子表示:「文字寫得細緻真實,應是徐悲鴻傳中的首選。」楊先讓的老師馮法祀說:「楊先讓你立了大功了。徐悲鴻學生不少,而這本書由你寫了出來,寫得好!」廖靜文說:「你寫的徐悲鴻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

《徐悲鴻》三次再版,每次都會有所增補。

寫作中也有遺憾,第三版時,楊先讓試圖聯絡到蔣彝的後人,還原他與徐的交往,寫信給蔣的兒子,那邊把信退回來,說查無此人。

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人失聯了,有些人因為疾病侵擾已經無法還原細節,線索不繼,往事隨風,難落墨痕。

楊先讓覺得,歷史就是遺憾斷層接續的結果,無論是人是事,很難復原完整的平面。

「寫完這部書,我更理解徐悲鴻1948年將魯迅那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掛在學校門廳里的緣故了。因為他與魯迅在思想感情上相通,他們都懷著對民族的責任感,去奔波吶喊,又同樣累死在各自的戰鬥崗位上。」楊先讓說。

楊先讓刻了徐悲鴻的肖像插入文字中,目前這是他版畫生涯的最後一張成品。70歲的楊先讓握起刻刀來,已不復少壯時的遊刃有餘。他用垂暮之年所能達到的最精準的手感,將無盡的懷念與深厚的敬意融於剛猛的線條中。

「徐悲鴻是說不完的,他是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一座里程碑,一個不可超越的存在。」楊先讓說。

楊先讓發現,徐悲鴻早就被民間藝術的魅力折服過,還曾經考察過泥人張的造型藝術。「徐院長要是活著的話,知道我搞了民間美術系,一定會特別支持。可惜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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