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胡適曾是索隱派

最新 08-28

胡適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其紅學研究以考證為特色，他在紅學史上的顯赫學術地位是在與索隱派的競爭交鋒中獲得的，這在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學術常識。

胡適《紅樓夢考證》

但是人們很少有人知道，胡適遠在開創新紅學之前，就已經在《紅樓夢》上下過不少工夫，只不過他所做的是索隱式研究，像很多索隱派紅學家那樣，否認曹雪芹的著作權，深挖其中的微言大義。

由於胡適本人生前沒有提及此事，相關材料由於歷史原因一直沒有公布，外人自然無從得知。近年來，隨著胡適研究的不斷升溫，大量珍貴資料陸續披露，使得先前圍繞胡適產生的不少迷霧及疑問得到澄清和解決。

就胡適的紅樓夢研究乃至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而言，《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無疑是一件十分珍貴的學術文獻資料，它對了解胡適古代小說研究的動機、心態及早年學術道路皆很有幫助。

由於學界對《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一文不是特別熟悉，這裡稍作介紹。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該文由耿雲志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一書首先予以影印披露，後由曹伯言整理，收入《胡適日記全編》一書中。

據曹伯言先生介紹：「本文系未刊稿，無寫作日期。所用的筆記本、封面題字、行文款式、無標點符號等，與《藏暉室日記》庚戌第二冊大體相同，題為《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與他在中國公學時主編《競業旬報》，寫《無鬼叢話》、『文苑叢談』等頗一脈相承，其中關於《紅樓夢》的看法，與他後來的觀點迥異。從這些方面看來，本文當是他出國留學前在上海時期所作。」

根據筆者對黃山書社影印本相關內容的比照考察，認為曹伯言對該文寫作時間的推斷是基本可信的，也就是說，《小說叢話》一文大體寫於1910年6月左右，該文在胡適生前未曾公開發表。

《小說叢話》採用札記體形式寫成。全文共十四則，從內容上看，前八則談《紅樓夢》，第九則談《金瓶梅》，第十到十二則談《三俠五義》，最後兩則談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

胡適早年照片

不過全文的段落順序與分則序號並不一致，顯然分則號是後加的。按段落自然順序，其則號依次為：四、一、二、七、五、六、三、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不過這也正符合札記體的寫法，先是有感而發，即興發揮，寫出一個個片段，然後再進行組織編排，連綴成一個整體。行文字體較潦草，時有塗改增刪。

從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學術文獻，限於論題，這裡只談其中關於《紅樓夢》的部分，即《小說叢話》中的前八則。

就該文談及《紅樓夢》的部分來看，此時的胡適雖然不過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學子，但他對作品還是比較熟悉，而且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其主要觀點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胡適留學日記》

一、在作者問題上，他明確否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與其日後觀點迥然不同。

《小說叢話》第一則就明確指出：「《石頭記》著者不知何人，然決非曹雪芹也。」並舉出兩條證據：一是在小說第六十九回「胡君榮聽了，早已卷包逃走」一句後有太平閑人的評語：「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二是作品在第一回只提到曹雪芹進行披閱和增刪，並沒明說他就是作者。

不過有一個觀點他此時即已提出，後來保留並加以發揮，那就是自傳說，儘管話沒有像後來說得那樣明確透徹。他指出：「《石頭記》之作者即賈寶玉，賈寶玉即作者之託名也」，「夫曰假寶玉，則石而已。石頭所自記，故曰《石頭記》；石頭所自記，即假寶玉所自記也。」

至於那位胡老明公，胡適推測是位滿洲人，其根據依然有二：一是「作者既為寶玉，而書中之寶玉實為滿人，此閱者所共認者也」；二是「『胡老明公』雲者，猶言『胡兒中之明眼人』也，則自承其為胡人矣」。

《胡適日記全編》（1910-1914）

對曹雪芹與《紅樓夢》的關係，他先是否認曹雪芹的著作權，隨後又指出，曹雪芹「能費如許工夫，用如許氣力，為《石頭記》添毫生色，雪芹實為作者一大知音，然則雖謂此書為雪芹作也可」。顯然，在作者問題上，他沒有把話說得太死。

二、在內容本事問題上，胡適認為《紅樓夢》是一部隱含重要史實的政治小說。具體來說，有如下一些觀點：

他提出「《石頭記》一書，為滿洲人而作也」，認為作品中有不少情節為「滿漢民族關係重要之點」，「全書以仁清巷起，以仁清巷收，亦可見其為滿清作也」，並結合作品具體關目加以證明，比如秦可卿給王熙鳳託夢、勸其在祖墳周圍多置田莊房舍、為家族預備後路這段話。

他認為這是符合史實的：「所謂祖塋者，滿洲三省也。作者懸知兩族逼處，終有決裂之一日。而滿洲土著，從龍入關，十室九空矣。其人游惰好閑，又盡墮其宗祖騎射之風，一旦受漢人驅逐，勢必不能自存，故作者為畫策如此。」

胡適早年照片

關於焦大一段，他認為「焦大者，驕大也。此必開國大功臣，如吳三桂、洪承疇之倫」，焦大那段牢騷話「真為開國諸貳臣逆臣同聲一哭」，「既引狼入室矣，乃始憎惡其虎狼之行，而醜詆之，直諫之，其亦不識時務之尤者矣，終亦必以馬糞喂之而已耳」。

第七十四回探春那段話，他認為「可作一篇明史論讀。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極傷心之語，蓋亦針對滿清而發也」。

三、在思想蘊涵問題上，他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揭露黑暗，批判現實的家庭小說、社會小說和政治小說，並加以具體說明：「《石頭記》家庭小說也，社會小說也，而實則一部大政治小說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禮。為政而權操於內，故其婦曰王，其姪亦曰王。外赦而內刑，言不相孚也。史之為言已成陳跡也，李之為言禮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國，作者之意深矣。非禮與理，其孰能善其終哉！」

胡適手跡

此外，他還指出：「《石頭記》專寫一極專制之家庭，實則一極專制之國家也。七十一回以後，便純是一極陰慘的專制國。」「《石頭記》無一自由之人」。

四、在人物評價問題上，他對尤三姐給予很高評價，並指出其現實意義：「尤三姐者，其才足以自衛其自由，故能兒撫珍、璉，土苴富貴，處流俗而不污，臨大節而不奪。嗚呼，吾願普天下女子之愛自由者，勿學黛玉之痴，寶釵之譎，鳳姐之惡，迎春之愚，吾願普天下愛自由之女子瓣香一光明磊落皎然不污之尤三姐，學其明磊落皎然不污，足矣，足矣。」

顯然，從上述四點來看，胡適此時的紅學研究並無多少個人特色而言，其觀點基本上可以在此前或當時人們的論述中找到源頭。

關於作者問題，雖然已有人指出是曹雪芹，但否認曹雪芹著作權的也大有人在，可謂眾說紛紜，正如程偉元在《紅樓夢序》中所說的：「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

有的說作者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有的說作者是曹一士，有的說是納蘭性德，有的乾脆說是賈寶玉，胡適由張新之批語推演而來的「胡老明公」之說不過是諸說之一。

胡適早年照片

關於小說內容本事，認為小說隱含重要史實，寫滿人或降清二臣的也不乏其人。比如有人認為小說是「序金陵張侯家事也」，有人則認為是寫明珠家事，也有人認為是寫和紳家事，或認為是寫「國朝第一大事」，胡適所云「為滿洲人而作」、「深慨明室之亡」自然也是參考諸說而來。

關於小說的性質，認為《紅樓夢》是家庭小說、社會小說、政治小說更是當時十分流行的看法，幾乎是學界的一種共識，比如天僇生就稱《紅樓夢》為「社會小說」、「種族小說」和「哀情小說」，俠人則稱《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倫理小說」、「社會小說」、「哲學小說」、「道德小說」，具體稱謂不同，思路則基本一致。

至於對尤三姐的評價，不過是依據這一思路的即興發揮，在當時雖有一些新意，但並無突破、深度可言。

可見，與同時代其它人對《紅樓夢》的評述比起來，胡適的紅學見解可以說是同大於異，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他不過是把別人的觀點融入進自己的閱讀體會，貫穿在一起而已。

不過，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如下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

胡適手跡

胡適關於《紅樓夢》的一些見解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作者問題上，他一方面認為作者不是曹雪芹，是胡老明公，一方面又指出，「《石頭記》之作者即賈寶玉」，同時還說，作者是曹雪芹也可。再比如，他一方面認為該書為滿洲人而作，一方面又說作者「深慨明室之亡」，為那些逆臣貳臣寫心。

之所以產生這些矛盾，一是與他當時所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有關，他沒有像後來那樣廣泛搜集材料，據以立論，不過是閱讀作品及一些常見材料後發表一些感想。二是與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有關。在他寫作《小說叢話》時，索隱之法頗為風行，小說界革命正發揮著影響，從政治角度解讀文學作品成為一種時尚。

胡適早年手跡

在研究方法上，儘管他在提出一個觀點後，都要舉出一些例證。但這些例證實際上並不能有效地證明自己的觀點，其中有不少牽強附會處，甚至有些地方使用了索隱派常用的類似猜字謎的手法，比如將胡老明公解作「胡兒中之明眼人」，比如將賈母、賈赦、賈政、王夫人、王熙鳳、邢夫人、李紈等人的姓氏解作：「為政而權操於內，故其婦曰王，其姪亦曰王。外赦而內刑，言不相孚也。史之為言已成陳跡也，李之為言禮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國，作者之意深矣。非禮與理，其孰能善其終哉」。

這正是他日後所批評的蔡元培式的研究方法。

自然，依據胡適當時所掌握的文獻資料、治學方法，他對《紅樓夢》的認識也只能達到這種程度，可以說，只要對《紅樓夢》多下些工夫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顯然，此時胡適和蔡元培在《紅樓夢》的研究上基本是站在同一起點的，他此時的觀點與《石頭記索隱》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從索隱到考證，顯然還有一段較長的治學道路，還有幾道必經的學術門檻，其中數年的留學生涯對胡適學術思想的轉變無疑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胡適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在觀點、方法上較之出國前有新的突破和升華，正是這種突破使他與同一起點的蔡元培拉開距離，從同一起點走向各自不同的紅學研究之路。